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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的系时错误

2003-06-07 16:53:00 来源:博览群书 陈福康 我有话说

《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上下两厚册,由河北人民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已有多年了,我一直没有机会读,直到最近才匆匆翻阅了一下,觉得受益匪浅。这部书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整理者和出版社做了一件好事,这是首先必须充分肯定和深表感谢的。我曾见到黄山书社影印出版过《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共42巨册,当然极有史料价值,不过要卖二万六千元,一般研究者根本买不起。而这部书信选挑选了胡适“秘藏书信”中最有学术价值的部分排印出版,对研究者来说正是非常实用的。在黄山书社的那部书的《编印说明》中说,书信一律按人物编排,个人名下的书信依时间先后编排,年月日失载的由编者加以考订,但考订文字从略。实际上,黄山书社的书中编者并不写出书信的时间,只是体现在编排顺序中,而且还说明:“这些考订未下十分功夫,没有十分把握”,“读者尚须自行认真加以考订”。而这部论学往来书信选的编者都是黄山书社那部书的编者,他们这次都尽可能写上了年月日,同时说明:“由于本书学术性较强,涉及面较广,而我们囿与水平,编辑中有错误或不当之处,诚恳希望读者批评指正。”我认为,这种态度是很对的。
  
  我现在要想指出的,正是《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整理编辑者对一些书信时间的考订未下十分功夫,出了很多毛病。我尽可能提出我考订的时间,其中有的同样没有十分把握,但有把握的是原先编者的考订有误。我最先发觉的是第637页余上沅、高廷梓等人给校长的信,整理者标明“1947年4月20日”。信末自称是“英文系二年级学生”,整理者注释中说明“余上沅(1897~1970)”,又说:“此函无年份,据内容考察,疑为1947年写。”(按,书中注释中常用“疑为”,或写“××年左右”等,但在标题上却都径直写上年份,连个问号或“约”字也没有。)但整理者应想到:如是1947年,余上沅等人已年逾五十,还会是“二年级学生”吗?今查余上沅1920年转入北大英文系,1922年毕业;高廷梓(1895~1984)1919年转入北大哲学系,1921年毕业。因此这封信只能写于1920或1921年的4月20日。而当时的北大校长是蔡元培,因此此信收入“胡适往来书信”中实际也是不合适的。此信内容是建议学校出版一本外文刊物,我估计当时是蔡元培转给胡适处理的。这样看,写于1921年的可能性更大,因为1920年10月16日北大评议会议决,请胡适做学校“出版委员会委员长”,所以蔡校长把学生的信转给他毫不奇怪。而整理者一见“校长”二字,便想到了胡适1946年7月后任北大校长,便胡写了一个1947年,竟误差了二十多年!
  
  自从发现了这一差错后,我对整理者“考证”的时间就不敢随便相信了,而且还真的看出了很多问题。今仅将已可确认的三十几封信的系时差误列述于下(其他待考者还有),希望不再以讹传讹,影响对这批珍贵史料的科学研究。
  
  第35页王国维信,标明“1925年10月23日”,整理者注云:“此函未署年月,据查胡适为编《词选》写序,曾于1925年10月9日‘写信向王国维请教有关词的起源问题’。故此函疑为九月初六日,即1925年10月23日写。”然而此信内容却并非有关词的起源问题,乃是回答“承询《后村词》中‘衮遍’之义”;而胡适请教后村词中“拍衮”之义的信,明明收在这部《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第30页,为1924年7月4日所写。因此,这封“初六日”的信肯定是1924年7月7日写的(如王国维用的是阳历,则是1924年7月6日)。
  
  第321页支伟成信,标明“1923年10月16日”,注云:“此函无年份,据考胡适于1923年10月去上海,曾在政治大学、中国公学等处讲演,并参观黄炎培等人创办的‘甲子社’。故疑此函为是年写。”按,此信提到“留呈拙作《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一书”,并说“此书甫印就”,今查支氏此书乃1925年10月由泰东图书局初版。此信又提到“现拟编《民国政变记》”等书,“拟先用编年体作为长编,以十四年来《东方杂志》之大事记,及各种日报所载为纲……”,这“十四年来”指民国十四年,亦为1925年。因此,此信必作于1925年10月16日。
  
  第333页乌以锋信,标“1920年□月5日”,注云:“此函无年月,据考证疑为1920年写。”但该信一开头即说:“去年读幼陵先生的《文录》”,“幼陵”即吴虞,《吴虞文录》1921年10月由亚东图书馆初版,因此该信最早也只能写于1922年,绝不可能为1920年。
  
  第353页叶德真信,标“1916年1月16日”,注云:“此函无年份,据内容考察,应是胡适在美留学时的1916年写。”此信内容是向胡适报告国内戏剧改良的情况。但1916年1月以前,胡适尚没有在国内发表过任何有关文学改良乃至戏剧改良的文章,即使在国外留学生间也还未开始这方面的讨论,国内人士怎么会给他写信大谈这些呢?此信当是1917年所作。
  
  第383页朱自清信,标“1918年4月30日”。注云:“此函无年份,据考察应为1918年朱自清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时写。”按,朱自清1917年秋入北大文本科中国哲学门读一年级,胡适给他们上的是中国哲学史课;1918年秋朱氏升二年级,始有胡适的“西洋哲学史大纲”课。此信既是请教有关西方哲学术语及西方哲学著作的,又作于4月,自当作于1919年为更可能。
  
  第438页全国斌信,标“1930年5月”,注云:“此信无日期,据内容考察,疑为1930年5月中旬写。”信中第一句话说:“听说先生来平了,又听说先生又要走了……”,今查胡适1930年5月中旬尚在上海,6月才去北平。信中第二句话又说:“去年正月,我们自任宅作别,不觉已够四百七十五天了。”即使从1929年的正月初一(2月10日)算起,475天后也已入6月了。因此,此信当作于1930年6月。
  
  第620页吴其昌信,标“1923年”,注云:“此函未署年月日期,据函中提到‘读贵会《国学季刊》……’等内容考察,疑为《国学季刊》创刊的1923年写。”其实,被注释中省略号省略的“知贵会整理档案,搜集歌谣,编辑《太平御览》、《艺文类聚》、《太平广记》、《一切经音义》(按,整理者不知道这也是一部书,所以未加书名号,而且还把“经”字误为“从”)等书,及保存杨惠之塑像等事”,并不都是1923年《国学季刊》上提到的。由于我一时查找不到该刊,暂不能具体查考;但此信又提到“今《学衡》杂志十六期有考《永乐大典》之分存处甚详”,查《学衡》,当是第26期,有袁同礼之《永乐大典考》,该期出版于1924年2月。因此,此信不可能是1923年写的。
  
  第637页余上沅等人一信,已见本文开头所述。
  
  第661页沈雁冰一信,标“1922年8月16日”,注云:“此函无年份,查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一文,刊载于1922年7月号《小说月报》第1-12页。此函应为是年写。”但信中说:“本年十二月是Flauber生日百年纪念”,整理者又有注:“福楼拜(1821~1880),法国作家。”那么,此信不是应该作于1921年吗?再看信中第一句话:“前次听了先生的话,就打算从第八号起的《小说月报》上,期期提倡自然主义。”1921年7、8月,胡适到商务印书馆视察,沈雁冰才可能听他讲话;而1922年7、8月,胡适并未到上海。信中又说:“八号内批评创作一篇,已把自然主义眼光去批评……”,指的是1921年8月号《小说月报》上沈雁冰以“郎损”笔名写的《评四五六月的创作》。信中又说:“自然主义讨论。此门拟照七号‘创作讨论’办法……”,乃指1921年7月号上开辟的《创作讨论》专栏。因此,此信必为1921年8月16日作。
  
  第668页张元济信,标“1947年1月21日”,注云:“此函无日期,从内容及胡适1947年1月27日的复函考察,当是1947年1月21日所写。”但如果是1947年1月21日所写,那么这一天正是旧历除夕,而此信最后却说“今日为新正第二日”,不能吻合。再审此信内容,与注释所说的1947年1月27日胡适的信并无应接关系。此信一开头说:“得去岁十二月廿二日手教,藉悉清恙尚未大痊,甚为悬念。”而1946年的12月22日,胡适正在南京积极地参与所谓“国民大会”,并没有什么“清恙”。胡适1947年1月27日复张元济信中也只是说:“适在南京五十日,也曾生冻疮,北归后才好。”难道他生冻疮,张老先生也会“甚为悬念”?此信中又说:“先生好治学,喜做事,此时决非所宜。高梦翁前月曾上一书,语至恳切,幸祈采纳。”高梦旦已于1936年逝世,1947年岂还能“上书”?信中又说:“尝闻法人某考订颇详,……其姓氏不复记忆,……问王静庵或知之。”而王国维更早在1927年自杀。因此,此信必写于1927年以前。我认为1925年1月26日(旧历新正初二)最有可能。这时胡适养病已有两年,“尚未大痊”,但却于此时表示愿意参加军阀政府的“善后会议”,遭到舆论的谴责。张元济、高梦旦当是因此而写信规劝。顺便指出,第670页复张元济信,注云:“此函无年份,据考查为1947年2月14日写。”然而此信尾却明明写着:“卅六,二,十四日”。
  
  第678页张东荪信,仅标“10月1日”而无年份。按,信中说:“拙作《思想与社会》,系在沦陷期内所写,……今始出版。……敢寄呈邀览。”今查知《思想与社会》乃1946年3月出版,此信当作于1946年10月1日。
  
  第689页陆侃如信?标“1922年5月6日”,注:“此函未署年份,据内容考查,疑为1922年写。”但信中写到“最近购得《中古文学概论》”,而徐嘉瑞的《中古文学概论》由亚东图书馆出版于1924年4月,故此信不可能作于1922年。信中又写到听人讲起胡适《词选》序文内的观点,但未读过该序文,“商务馆已说在印刷中,大约不久也可看到了”。胡适编《词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于1927年7月(其序初载于1927年1月《小说月报》),因此此信可能作于1927年5月6日。
  
  第695页陆侃如信?标“1923年12月26日”,注云:“此函未署年份,据内容考查疑为1923年写。”按,此信末写道:“前由号房转上《评传》全稿,想已收到了?”所说的《评传》,指《屈原评传》,陆氏在1922年10月18日致胡适信(亦收入此《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中已提到:“《屈原评传》稿修正后,我很愿给先生读一遍。”可知此信亦当作于1922年。又,此信中又说:“我校勘《楚辞》时,遇到好几处疑点,很想同先生讨论讨论,可惜先生病了。”查胡适于1922年12月17日因病向学校请假,29日住进协和医院。
  
  第706页陆侃如信,标“1928年6月28日”,注:“此函无年份,疑为1928年写。”按,此一系年无可疑,当能确认。因为信中提到:“据云我给他的信已送《新月》。不过那是《文学史》稿中,关于《山海经》考证的极简单的提要……”,而1928年7月10日《新月》第1卷第5号上正发表了陆氏的《论山海经的著作时代》。
  
  第709页陆费逵信?标“1933年10月11日”,注云:“此函无年份,据内容及有关资料考查,疑为1933年写。”按,此信中反复强调:“实在惭愧得很,因为我没有做过白话文字,这是第一篇呀?”“还有一句话告诉你,新式圈点,我没有研究过,恐怕有不合式的地方,也请你替我改正改正。”从这些看,显然是提倡白话文的新文化运动初期所写,否则绝难想象时至1933年,早已担任中华书局总经理多年并已写过不少文章的陆氏,还会写出上引这类话。从信中提到“那天……回到旅馆,拜读你的《为什么我要做白话诗》,我忽然想同你学学……”来看,此信当是1919年所写,因为胡适的《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一文,发表于1919年10月1日《新青年》第6卷第5号。
  
  第764页陈寅恪信,仅标“26日”,并无注释。其实此信年月可考。信中说:“匆匆离沪,不及诣谈为歉。”又说:“前读大著中多新发明,佩甚佩甚。唯鸠摩罗什卒年月似(按,书信选误为“拟”)应据《广弘明集》僧肇什公(按,书信选竟误作“什么”?令人啼笑皆非!)诔文。……《高僧传》所载年月,恐不可依据也。手边无大著,舟中无事,偶忆及之,专此求教,尚希指正为幸。”日期后又署“青岛舟中”。按,这里所说的“大著”,我认为即1928年6月上海新月书店出版的《白话文学史》上册。胡适此书中写到的鸠摩卒年,正是据《高僧传》,而陈寅恪认为不对。1928年暑假,陈氏从北平来上海探望父亲,并与唐晓莹结婚,后以开学在近,只身返回清华大学。陈氏时有《戊辰中秋夕渤海舟中作》一诗,可证正是乘船北上。是年中秋为9月28日,是日船已在渤海,则此前二天26日船尚未绕过山东半岛,当在青岛海面,完全吻合。因此,此信实应作于1928年9月26日。此信收入最近出版之《陈寅恪集·书信集》,亦同样失考年月。
  
  第868页周谷城信,标“1931年5月2日”,注云:“此函未署年月,据内容考察,‘《新月》二卷十号’为1930年12月10日出版,此函应为1931年写。”今按,“《新月》二卷十号”实为1929年12月10日出版,因此,此信当是1930年所写。
  
  第870页周谷城信,标:“1931年5月8日”,注云:“此函未署年份,函中‘前次上书’即指1931年5月2日所发长函。”今按,前次上书既已系年错误,则此信自然也不对了。
  第889页单不庵信,标“1929年3月5日”,注云:“此函未署年份,据函封邮戳为民国‘十七年’而定。”但民国十七年当是1928年。
  
  第933页胡祥木信,标“1920年11月28日”,注云:“此函无年份,据内容考察,应为1920年写。”我认为此信肯定不是1920年写的。因为信中大谈“吾国哀情小说”,都是新文化运动以前的观点和事情;尤其提到“商务馆小说主笔铁樵”,也是在民国初年、1917年前之事了。此信具体年份待考。
  
  第939页柳存仁信,标“1936年3月24日”,注云:“此函无年份,据函封邮戳为‘二十五年’而定。”我认为函封可能有错,此信当作于1939年3月24日。因为信中谈到“生近在沪《大美报》上编一《文史周刊》”,今查知柳氏主编这一副刊创刊于1939年3月13日;信中谈到“北大在昆明”,北大也是在抗战爆发后才迁校的;又谈到“卫聚贤先生近在沪办一《说文月刊》”,该刊亦创刊于1939年;又谈到“去年在沪报上曾读大作短诗用藏晖室主名寄苦雨斋者”,指1938年8月4日胡适从伦敦寄周作人一诗,敦劝周氏离开北平,勿沦为汉奸;信中又称上海为“孤岛”。凡此种种皆可证此信决不能作于1936年。
  
  第970页姚从吾信,标“1946年2月9日”,该信尾署“卅五年二月九日晚”。按,“卅五年”疑误,此信当作于1936年。理由如次:信中说,“这几天工作以外,在寓中读先生赠送给我的《论学近著》。”《胡适论学近著》为1935年12月商务印书馆初版,胡适似不会在十年后(此时并无再版)赠人旧著。信中又说:“……越读越高兴。连我预定元宵夜出去看灯的计划也放弃了。”查1946年的元宵为2月16日,与此信不合;而1936年的元宵为2月7日,正相吻合。信中姚氏又提及他还特意又自购此书两部;一部寄给他的三弟,这也可见正是此书初版之年;否则十年后兵荒马乱,恐怕要买也买不到。信中又提到“我是没有忘记先生所说多动手、多作文章的好处的,回国后也正在小心实行。”而姚氏是1934年夏回国的,1946年前并未出国。
  
  第987页夏承焘信,标“1926年8月18日”,注云:“此函无年份。据内容考察,应为1926年写。”系年疑误。信中说:“昨者始得读大著《词选·词的起源》篇。名通之论,叹服无已。”胡适所编的《词选》,初版于1927年7月。虽其《词的起源》一文先曾发表于1925年11月《清华学报》,但夏氏身在严州,未必能看到北方的大学学报;再说,1926年8月胡适人在法国巴黎(当年胡适出国,人皆知之),而此信显然不是寄往国外的。因此,信当作于1927年。
  
  第1098页钱穆信,标“1928年4月24日”,注云:“此函无年份,据内容考察,应为1928年钱穆在苏州中学任教时写。”按,此信显然是1931年4月24日所写,是答复4月21日胡适之信的,而胡适的信正收于这部《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中,整理者失察至此!胡适信中说:“你和颉刚讨论五德终始的文字,我都读过了。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做一篇文字来参加你们的讨论。”因此,钱氏此信一开头便说:“拜读来教,欢喜无量。先生高兴加入今古文问题的讨论,尤所盼望。”五德终始的讨论即今古文问题的讨论。胡、钱二信都论及《今古学考》及《周官》等书。而且钱信明明写到“民国十五年夏,……始注意及此问题”,“六年来见解未有所变”,推算起来也应是1931年。
  
  第1101页钱穆信,标“1928年5月17日”,原信未署年份,而整理者未加注说明。按,此信亦必作于1931年。信中说:“《周官》一稿,尚有一二处拟改。”该稿即1931年4月21日胡适信中提到的钱穆的《周官著作年代考》。
  
  第1118页钱玄同信,标“1921年9月16日”,注云:“此函无年份,据‘吴又凌那篇文章,请你早点(按,原文为“日”)寄来’等内容考察,应是1921年胡适为《吴虞文录》作序时写。”今按,“吴又凌那篇文章”与胡适为吴写的文章(序),意思不同。整理者牵强理解,并以之确定系年,实属草率。而且胡适《吴虞文录序》早在1921年6月20、21日已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此时钱、胡同在北大工作,该序已发表三个月,还谈得上“早日寄来”吗?我认为当是指吴虞的《吃人与礼教》一文,发表于1919年11月1日《新青年》第6卷第6期上。信中提到:“现在把《学术文录》(今改名为《中国学术论著提要》)的目录寄上一份,请你看看。如有应加应删者,请示我,至感至感。”这里所说的《学术文录》,可能就是蔡元培在《答林琴南书》中提到的钱玄同在北大所编著的《学术文通论》讲义。蔡元培该文作于1919年3月18日。信中又提到“请《颁行标点符号的议案》(按,整理者这样标点,十分可笑)油印本,亦寄上一份”,请胡适修订。今知该《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修正案)》,后由胡适、钱玄同及马裕藻、朱希祖、周作人、刘半农等人合署,在1919年11月29日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一次大会上正式提出,并发表于1919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丛刊》第一卷二集上。因此,此信决不可能作于1921年,当作于1919年。
  
  第1224页章衣萍信,署“1930年11月13日”,注云:“此函无年份,据函封邮戳为‘十九年’而定。”疑函封有误,此信当为1929年写。理由如下:信中说“每天睡卧之余,写随笔若干则自遣,月余又成一小册,已交北新付印,名《窗下随笔》,出版后当寄呈一阅。”查此书北新书局于1929年12月初版。信中又说:“《霓裳续谱》,用郑振铎、汪静之(汪本尚未付印)标点本《白雪遗音》校对”,而汪静之标点的《白雪遗音续选》由北新书局于1930年3月初版。信中又说:“拟俟周作人、刘半农两君序跋寄来后,再送上请先生为之一序。”而周作人之序作于1930年10月14日。以上三事均在1930年11月13日前已完成。信中又说“《樵歌》旧印错误太多”,经过修订“拟请先生介绍以版权售诸商务”,“该书拟直接送交商务,请先生为之作一介绍函寄下,以便转交”。而查《樵歌》一书乃由商务印书馆于1930年11月初版。由上可证此信决不可能写于1930年11月13日。
  
  第1233页梁启超信,标“1919年夏”,注云:“此函未署年月日期,据内容考察,应为1919年夏写。”信中说:“大著《墨经新诂》读竟奉还,亦间附笺注,希察采。”又说:“仆顷重理佛教史”。而1919年夏梁氏正在欧游途中,岂能有空这样读书做学问,并同胡适这样方便地通信和传阅稿件(《墨经新诂》乃未定稿)?梁氏在1920年曾有意撰著《中国佛教史》,并为之撰写了这方面十几篇文章。此信既称“重理佛教史”,自当在1920年以后。信中又说:“别有复公一书附印拙著末,今以抄本奉呈,此已是一月前所作,玩忽未寄耳。”查有关书目,知梁氏《墨经校释》附有《复胡适之书》,该书1922年4月由商务印书馆初版。该书我尚未查到,如《复胡适之书》署有日期,则此信系年更可确知;今知胡适为该书还写有序文,为1921年2月26日作,则《复胡适之书》亦当作于同时。又见梁氏此信中说:“公顷何所为,病痊愈耶?罢课中倘能得新著,亦未始非幸。”今知1921年3月中旬北京国立各校教师罢课,则此信必作于1921年3月。
  
  第1235页梁启超信,署“1922年1月9日”,注云:“此函无年月,据内容及有关史料考察,应为1922年1月写。”信中说:“拙著《中国历史研究法》现已脱稿付印,兹寄呈第一、二、三、四、五章,请公先阅并望斧正,至为盼幸。”查此书于1922年1月初版,书前梁氏自序作于1922年1月18日。信中又说:“尊著《实斋年谱》已读,至佩。匆匆未能有所批评贡献。原稿交在君奉还。”查胡适此书亦于1922年1月初版,胡氏自序作于1922年1月21日。若说梁、胡二人在书正式出版的前几天还在交流手稿,令人不敢相信。我认为梁氏此信作于1921年12月的可能性较大。
  
  第1236页梁启超信,标:“1922年7月3日”,注云:“此函无年份,据内容考察,疑为1922年写。”但实际应为1925年。信中说:“两诗妙绝,可算‘自由的词’。石湖诗书后那首,若能第一句与第三句为韵——第一句仄第三句平——则更妙矣。”今查胡适诗作,“石湖诗书后那首”当为1925年6月6日所作《瓶花》,胡氏自注:“书顾刻《石湖诗集》后。”后载1925年11月《现代评论》,形式确如“自由的词”。信中又云:“去年八月那首‘月’字和‘夜’字”,疑即为1924年8月胡适和丁在君同在北戴河时所作《鹊桥仙·七夕》。而1922年及1921年8月,均未见胡适有切合此信所说的诗词之作。而查60多年前丁文江、赵丰田所编之《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原来此信早已经收入,并明确记为1925年7月3日作!
  
  第1260页傅东华信,署8月12日,未署年份,整理者也未能考证出来。信中第一句话为:“日前寄上《比较文学史》一册,谅蒙察入”,今查傅氏所译该书由商务印书馆于1931年4月初版。因此,此信当作于1931年8月12日。
  
  以上,出于对“论学”二字的崇敬心情,对《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中的系时错误谈了一些看法。如有不妥,盼高明赐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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