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晚年尤爱读古书，其中占有相当比重的就是历史古籍。他在《我的二十四史》?《澹定集》?一文里，就记录了他１９４９年进城后多方搜求史书的经过。由于他收藏的二十四史是东拼西凑，版本各异的，他就把它们称之为“百衲本”。他在《读〈后汉书〉小引》?《曲终集》?中生动记述了自己对这部《后汉书》的珍爱之情。他说：“这部中华书局聚珍版的《后汉书》，原是进城初期买的，想不到竟成了我老年的伙伴。它是线装大字本，把持省力，舒卷方便，走着，坐着，躺着，都能看。我很喜爱它，并私心庆幸购存了这么一本书。”我对孙犁爱惜线装书的情趣，特别感到亲切。羡慕他在他独处斗室的晚年，能有这么一部眉目清爽，展读方便的大字古书为伴，大概不会太寂寞了吧。
然而，近年却有一种“新论”颇让人诧异，有人竟认为，孙犁“晚年提倡阅读和写作古文，文字入于艰涩一途，思想大为锉减，简直退回到故纸堆里去了”?林贤治《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２０００年第３期《书屋》?。孙犁的晚期作品，包括他所有说古论今的文章，我几乎是全部读过了的，我认为，这位先生的“观察”实在有些离谱，他所下的结论也未免太轻率了。古书?尤其是历史古籍?，的确是地地道道的“故纸堆”，但孙犁并没有被沉积厚重的“故纸堆”所淹没，他钻进了“故纸堆”，却又跳出了“故纸堆”，并以穿透历史的眼光，从这些陈年老账中发现了我们未曾发现的东西。
孙犁究竟是怎样读史？采用的是什么方法？从古史中关注些什么，侧重的又是什么？这一系列问题其实并不难从他的文章里找到答案，关键在于我们是不是真正认真地读了。孙犁在《我的史部书》一文里明确指出：“人类重史书，实际是重现实。是想从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解释或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孙犁这一重历史即是重现实，以及古今互证的观点，正是司马迁、班固、司马光等伟大历史家们所倡导和实践的原则，这是中国历史学一个源远流长的优良传统。孙犁和他所师承的鲁迅先生一样，正是按照这个传统去读史、谈史的。
孙犁关于历史的读书记，前前后后共写了１５篇?不包括读野史?，其中大部分写于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１年，涉及到的史书有《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宋书》、《魏书》、《北齐书》、《旧唐书》。《史记》是孙犁接触最早的一部经典史书。早在上初中时，他就买过一部《史记菁华录》来读。进城后，他除购置了两种版本的《史记》外，还收藏了清人考证《史记》的著作，如王念孙的《读书杂志》、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以及近人整理的郭嵩焘读史札记等。不过，孙犁的精力主要还是放在读《史记》原著上。他认为，读书首先要掌握书的大旨，即作者的经历与创作意图，然后从其文字内容考察作者的实学，以及由此产生的作家风格，至于个别字句的考释，乃是读书的末节。孙犁读《史记》下的功夫最深，而且读的时机也似乎有点特殊。他在１９８９年８月２７日记的一则题为《史记》的“书衣文录”中说：“今年入夏以来，国家多事，久已无心读书。近思应有以自勉，以防光阴之继续浪费。今晨找出此书，拟认真通读一遍；不知结果如何也。”２８日他又记道：“每思读书，又无系统，随取随收，不能坚持。乃念应先以有强大吸引力之著作为伴侣，方能挽此颓波，重新振作，此书乃当选矣”?《书衣文录》，第１２４页，山东画报出版社?。孙犁就是在那样一个颇不寻常的年代，重新振奋精神，认真读起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来的。１９９０年３月，他写出了一篇长达一万二千余字，具有独特风格和深刻思想性的读书随笔《读〈史记〉记》?后收入《如云集》?。
《读〈史记〉记》分上、中、下、跋四个部分，写法与其他读书记不同，没有具体涉及某个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而是从宏观上提出了《史记》最值得人们注意和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
一、班固对《史记》的“三十个字”评语，不仅是撰写史书，也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法则；
二、司马迁尊奉的黄老思想，就是思想家的黄老思想，作家的黄老思想，并且深深融化在他的写作中。作家都得有一种思想，思想作用于生活，才能形成创作；
三、司马迁发愤著书，是个极端不幸，极端痛苦的过程。历史上，才能往往与不幸或遭祸联系在一起，文学上尤其如此，而且代代延演，一无止境；
四、历史上从来没有不受政治影响的学术，在儒学史上，真正脱离政治的岩穴之士十分少见。对于儒生，司马迁写了两种类型：一个是玩世不恭、唯保平安的东方朔，一个就是迎合当朝政治，善于“与时变化”，深谙“当世之要务”的叔孙通。司马迁极大地讽刺了后者；
五、史学最重要史德，即史家的良心。史德第一条就是求实与忘我。史德的原则也适用于文学。历史对文学的筛选，犹如大浪淘沙，一切虚伪的，颠倒黑白的作品，都将在历史长河中荡除净尽。
孙犁在论述这五个方面的问题中，讲了不少发人深省，非常警策的话。例如，关于班固的“三十个字”评语，孙犁在逐一解释了“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等几个特征后，着重指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这四个要求，并不是一切文人都能够做得到的，因为这牵涉到许多现实问题，如作家的荣辱、贫富、显晦，甚至与生死大事有关。因此，像《史记》这样秉笔“实录”的史著，在历史上有如凤毛麟角。孙犁是个有严肃使命感的作家，因此，他对古人提出的崇高标准，绝不止于论赞和讴歌。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去实践它，而且还要求别人也能这样做。因此，他在这里又把笔锋一转，奉劝有志此道的人最好将班固的“三十个字”评语写成座右铭，并以此为尺度，来衡量一下自己的文字有多少是直的，是可以核实的，是没有虚美的，没有隐恶的。遗憾的是，实际状况往往与孙犁的善良愿望相悖，于是他又讲出一番让每个还有一点良知的人都会感到汗颜的话语来。
“然而，这又都是呆话。不直，可立致青紫；不实，可为名人；虚美，可得好处；隐恶，可保平安。反之，则常常不堪设想。斑固和司马迁，本身的命运，就证实了这一点。”
孙犁一向重视读传记，认为这是史书的中坚。他是作家，自然又把文士的传记作为阅读的重点。他关注古代文人的命运，并借以映照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那个因参与宫廷斗争而惨遭杀害的杰出史学家范晔，特别引起孙犁的关注与悲悯，写了一篇颇不一般的《读〈宋书·范晔传〉》?收入《耕堂读书记》、《如云集》?。
范晔是南北朝刘宋时人，少好学，熟涉经史，且通晓音律，善弹琵琶，写得一手好隶字，是个多才多艺的文人。但其因恃才傲物，锋芒外露，累遭上司同僚的猜忌和排挤，仕途不佳，为此，他心怀怨恨。而且他行为乖张，不拘礼度，结果犯了大忌，被左迁为宣城太守。不料这一贬反而造就了他的千秋文业，“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如果他能在太守位置上安分守己，继续写他的文章，也就能平安无事了，但他总觉得自己才用不尽，天下负我，鬼迷心窍地卷入了彭城王义康谋反称帝的阴谋活动中。事败后被人告发，下狱论死。
这是一个文人干政的历史悲剧。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宋纪》里不惜用大量文字记载了这个故事，有深意存焉。他是提醒帝王们要警惕那些阴谋犯上作乱的人，不要为他们的炫目才华或甜言蜜语所蒙蔽；也是劝告以后的士子们，切不可怀有政治野心，膨胀的权利欲只会导致家毁人亡。如今，孙犁读史碰到了范晔这个人，也用了很重的笔墨来抒写他的感受和认识。孙犁说，古人读书写作，就是为了做官，追求荣华富贵。只有在官场失意时，才会去著书。范晔的可悲在于他对仕途还抱有幻想，并妄图侥幸成功，这才无可挽回地卷进了那场可怕的政治旋涡。孙犁有句话，是研究他晚期作品时应予注意的，他说：“至于行文之时，每每涉及当前实况，则为鄙人故习，明知其不可，而不易改变者也”?《读〈史记〉记·跋》?。这是由他的个性、思想与经历所决定，在晚期写作中一贯到底的特点，即文章的现实品格与忧患精神。孙犁认为，范晔那“富贵情深”、“意难厌满”的悲剧性格阴魂不散，“四人帮”的张春桥、姚文元就是一例。“此二人，可说是近代史上，由蹩脚文人，发迹之后，成为政治流氓的典型”。他进一步指出，张、姚二人不会是历史的最后一例。这样的人还会以各种方式重新出现。“富贵之梦，仍在萦绕着他们的灵魂。”
孙犁就是这样读史的。还是他那个老习惯，黄卷青灯，心参默诵，兴趣盈盈，流连忘返。虽然他已年老神衰，昨夜读到哪里，今夜已不省记，读时有些心得，稍纵即又忘记，但他还是读了一本又一本，写出了一篇篇沉甸甸、饱含深意的文章。于是在人们熟悉的作家孙犁之外，我们又看到了一个冷眼凝眸、洞察古今的思想家孙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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