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1902年发表(新史学)，提出编纂“中国通史”的问题后，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中国史学家纷纷致力于中国通史的研究和编纂，先后出版了一批“中国通史”著作。它们的历史观点、内容详略、编纂形式各有不同，但确有一些中国通史著作具有鲜明的特色，至今仍有参考价值。霄海宗先生编纂的(中国通史选读)，即是其中之一。
《中国通史选读》是雷海宗先生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通史课时编写的讲义，共7册43章769节930页，是为清华大学铅印稿，极少数的大学图书馆尚有收藏。正如王敦书教授在《伯伦史学集·前言》中所概括的：“每节皆为史料，在每一章(无子目之章)和每个子目后都有说明，从史前时代直到溥仪退位，体系完整，系统反映了雷海宗对中国通史方方面面的观点和研究心得。”王敦书教授在编辑《伯伦史学集》时略去史料方面的内容，而将每册目录和每章的说明编次成卷，定名为《{中国通史选读)纲要》收入文集，使读者大致可以窥见这部中国通史讲义的风貌。
我讲一点阅读后的粗浅认识，重点是他在中国通史的研究和编撰方面的成就。
一、一部有鲜明特点的中国通史讲义
这部《中国通史选读》的特点是：以目录显示纲领，以解说阐明要旨，以史料为主要内容。
雷海宗先生在32岁时编纂起来的这部讲义，充分表明了他的勤奋、博学和才华。今天看来，他的历史观点和对中国历史的一些评说，我们可以表示不同的见解和认识，但是这部讲义在二十世纪中国通史编纂史上，无疑具有重要的位置和参考价值。尤其在今天，在史料受到忽略的情况下，这种以选编史料为主要阅读内容而辅以简要说明的形式，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二、贯穿历史进程和思想发展的两条线索
这部讲义，在历史进程方面，主要讲了史前时期、封建时期和专制时期(其间交叉着萌芽状态、过渡状态、分化状态)，脉络十分清晰。其历史分期问题，自成一说，反映了历史之连续性的演进过程。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作者在讲述历史运动过程时，十分关注思想运动的面貌和特点，如讲义对殷周时期“天下一家”观念的分析时指出：
成汤以后三百年间的情形仍甚混沌。盘庚迁殷(公元前1300年)以后，王朝的地位才渐渐稳固。殷对一部分的部落，多少有点支配的能力。西方最强的周在名义上也承认殷王为天子。此时似乎没有成周式的封建制度；但部落间已有一种与封建制相近的比较精密的组织。天下一家的观念，此时大概已很普遍；名义上的共主就是这个观念的象征b(《伯伦史学集》页404，以下只注页码)
上述看法，反映了他对中国历史上“天下一家”思想之古老传统的理解。此外，他对周人的宇宙观和神祗神话的分析，对春秋时代思想的分析，对战国诸子的总的评价，对秦汉宗教和秦汉思想的分析，对东汉末世和魏晋时期的人生观的分析，对唐诗中的哲学的见解，对宋代理学和书院的重视，对明末清初学术思想的评价等等，都显示出作者对思想领域的重视。这种重视显示出两个特点，一是内容上有分量，二是作整体上把握，而后者显得更为重要。
三、贵在通识与自得
学术贵在通识，贵在自得，治史亦如此。雷海宗先生的这部讲义，具有这方面的品格。对这部讲义，不论后人如何评价，它是自成一家的。如作者在评价《天下篇》、《非子十二子篇》、《显学篇》时指出：
战国时代政治社会的酝酿，与文化发展的成熟，使思想界放出空前绝后的异彩。下引三段是当时传下的三篇哲学史，代表三种不同的态度。《天下篇》是对当代各派思想的一个扼要的叙述与同情的批评。《非子十二子篇》是一种叙述不清的武断批评。《显学篇》站在国家的立场，专事批评势力最大的儒、墨二家，附带的也表示出地位重要的法家思想的轮廓。(418~419页)
又如，他在概括门阀特点时指出：
自三国时代立了九品中正的制度(见前第392节)，富贵贫贱的分别渐渐形成望族寒门的阶级。乱世的流浪人多投身到富贵之家以求保护(见前第455节)，阶级的分别因而愈发显著。到南北朝时代门阀的制度可说完全成立。门阀的一种表现就是士庶不通婚姻；并且不只南朝如此，北朝也有同样的制度(第479节)。第二种表现就是望族的谱学发达(第480第481节)，。第三种表现就是风水的信仰大盛(第482节)，这可说是保障士族永为士族的方法。第四种表现就是士族阶级中“谀墓文”的时髦(笫483第484节)。(页454)
上述评价鲜明地显示了作者的独立见解。又如他对孔子的评价、对理学和书院关系的认识、对明朝晚期内外矛盾的分析、对鸦片战争的论断等等，莫不如此，有些见解 至今仍有学术上的参考价值。
四、史料的魅力及启示
这部讲义以史料为主，这是它的基本 特点。但它并不是史料长编，也不是史料汇 编，全书有目录作统率，有说明阐述要义， 从而使所有的史料都有明确的定位和具体 的文献价值，同时，这也使目录有所依凭， 说明有所根据，全书浑然一体，而尤其是诸 多史料都显示出自身的生命力和作为反映 中国历史基本面貌的魅力。从王敦书教授 所选录的第3册第22章子目(二)“儒教之 成立——素王”之第331节“辑《纬书》及其 他传说”，列举有关孔子史料和第6册第 36章“宋元理学”之第626-633节所选的 有关史料来看，足以表明这部讲义以史料 为基础的特点和优点。
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释通》篇中， 称杜佑《通典》是“以典故为纪纲”。称裴瀵 《大和通选》是“以词章存文献”。我们是否 可以认为，雷海宗先生的《中国通史选读》 是“以文献明通史”。二十世纪的百年之中， 有许多中国通史著作面世，各有其优长。我 以为，雷海宗先生的《中国通史选读》这部 讲义，在编纂形式上，今天仍然是可以参考和借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