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忘当年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的开头。那是一个禁欲主义的时代，影片开始就是男女拥抱，自然难忘。其实，对我来讲，更难忘的倒是那句对白。当列宁的卫队长瓦西里接受任务离家时，和妻子告别，其时正是苏维埃政权最困难的时侯，首先就是粮食短缺。因此，这位卫队长一边和妻吻别，一边既像是安慰，又像是喃喃自语：“会有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是重复着这句话长大的，事实上，它也成了那个时代的口头禅(尽管其中不乏自慰和调侃的成分)。那句话其实是理想主义的一种朴素表述。瓦西里的意思，眼下困难是暂时的，只要跟着伊里奇，不但面包会有的，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同样，理想主义也正是以它所标举的理想能解决天下所有问题，并达至诸如“真善美”、“大同”、“千年王国”、“太平盛世”之类的境界吸引其信众。而信众，包括当年的瓦西里，也包括当年的我，对这种具有“最终解决”魅力的理想是多么深信不疑。
“对人类的问题，追求一种惟一的、最后的、普遍的解决，无异于是追逐海市蜃楼。有许许多多理想值得追求，其中有些理想是互不相容的。以为对于所有的人类问题，可以找到万事大吉的解决办法，如果有许多人反对的话，还可以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以确保实现，这种理想只会导致流血，增加人类的苦难。”这是以赛亚·伯林反对理想主义、提倡多元价值的一种表述，语见伯林和一位伊朗学者若干次对话的《伯林谈话录》。这本翻译过来不久的小书我刚读完，其中最吸引我的，就是对话中多次谈及的“价值多元”的思想。它是伯林留给这个世界的最重要的思想遗产，我以为。理想主义大凡都是价值论上的一元主义。在认识论上，它认为世界的面相虽然复杂，但它却起源于“一”，所谓九九归一。只要抓住了“一”，一切就迎刃而解。正如伯林所引一位西方哲学家孔德的话：“自然用一条不可分离的锁链，把真理、幸福、美德都系在一起”，那么，只要你找到这“一”把开锁的钥匙，就打开了通向真理幸福美德的道路，’于是人类的问题统统摆平。在伯林看来，自柏拉图以降，直到黑格尔及马克思的最后门徒，都是这样的一元论的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往往将它所信奉的一元之“理”——它在不同的理想主义那里有不同的表述——视为天堂的开启之门，同时也视为通往天堂的必然之途或康庄大道。但在伯林看来：认为人类可以找到某种单一的公式，使人类的多样目的都可以在一种和谐状态中实现，说轻了是一种幻想，说重了是一种妄想。然而人类出于自己身上那种深刻的“解决一切问题”、“拥有一切善”的天性，却很容易将幻想或妄想作理想，并愿意为之付出。正如伯林指出：“那些相信可能有完美无缺的社会的人必定以为，为了实现这种美好的社会，作出多大的牺牲都是必要的，为了达到这种理想的目标，付出多大的代价都是值得的”。然而，事实并非人们所以为的那样“不打破鸡蛋，怎么能做出上等的蛋卷”。事实是，“鸡蛋打破了，蛋卷却没做成”。更糟的是，为了这做不成的蛋卷，却可以无限制地打破鸡蛋。
伯林是个价值多元论者，在他那里，人类所追求的积极价值，不是一个，而是很多。这些很多的价值尽管值得人类去追求，但它们不是被一条锁链系在一起，而是处在一种彼此冲突和不兼容的状态。比如，无论我们常说的“真善美”、还是法国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抑或上面孔德提及的“真理幸福美德”，在价值一元论那里，它们是“三位一体”的。这“一体”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就看谁能擒住这背后的手。但，价值多元论却认为：真就是真，既不是善，也不是美；就像善就是善，既不是美，也不是真。它们之间没有同一性。也就是说，价值多元论仅仅承认“三位”，却拒绝承认“一体”。显然，含“三位”之“一体”是一种一元论，而不含“一体”之“三位”就是多元论了。如果说这只是价值一元和多元很表象的说法，那么，再往深处，一元与多元的不同，更在于，一元始终相信人类的所有问题和所有追求有一种根本的解决，只要你抓住了“三位一体”中的“一”，一切都会有了。多元不然，它有点像我们经常嘲笑的那只钻进玉米地的熊瞎子，掰下了这个玉米却丢掉了另一个。价值上的冲突，使得它们不可兼得。因此，不是一切都会有的，而是一切“不”都会有的。一把钥匙只开一把锁，却不能开所有的锁。在多元论这里，没有从“一”到“一切”的直通车。
应因于乐观主义性质的价值一元论，伯林的声音是：“我有一种深伯不疑的看法，有些道德的、社会的、政治的价值是互相抵触的，任何一个社会总有些价值是不能彼此调和的……。既然是这样，那么，人类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如何生活的问题)就不可能全都求得完满的解决……因为，这些价值本身在概念性质上都是有缺陷的。”案之以例，比如，自由与平等是全人类颇为心仪的两种价值，整个法国大革命就是在这两个口号的鼓动下完成的。但正如托克维尔所说：人对自由的爱好和对平等的爱好，是两码不同的事。在民主国家，它们还是两码不可调和的事。什么意思?自由即“由于自己”(胡适的说法)，由于每个人的自然能力和后天教育乃至机遇不同，他们从社会资源中所获得的份额也就肯定不同，这就必然导致事实上的不平等。而要做到事实上的平等，则须遏制这其中一些人的自由。由此可见，自由与平等这两种价值互不支持，或者说彼此无关。它们既不可比较，也无法通约，实现了此，就损益了彼，反过来也一样。这就是它们“在概念性质上的缺陷”。
如果价值多元的问题在认识论上获得了解决，那么，由知而行，在社会实践中，它就必然导向“自由”与“宽容”。既然人类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如何生活的问题，既然如何生活和一个人所抱定的价值取向有关，既然不同的价值取向之间又互有冲突，那么，我们所能做的是什么呢?自由选择和互相容忍。一个人当然有权利在自己的生活中选择自己所认同的某种价值，而且他(她)的选择如果没有侵犯别人，任何力量都不应对其干涉：这就是伯林“消极自由”的含义，自不待言。需要说的是宽容。因为价值之间是互相冲突的，因此，不同的选择也互相冲突，面对这种冲突，要想人类这个共同体相待以安，除了彼此容忍，还有什么办法。如果一味各执己对，势力强的就会压制势力弱的，从而形成“对”的专制。然而，究其实，被压制的一方很可能并非不对，所谓“各对其对”，只是它们“对”不到一起而已。因此，伯林说：“为使某一真理或基本的人生目标不遭受压制，进而避免在某些条件下出现可怕的专制政治，那么，就必须实行宽容的妥协。”
说话间，问题又牵涉到政治哲学(本质上，伯林也是个政治哲学家)。在民主体制下，政治哲学在价值问题上所奉持的立场是只能是“价值中立”。你(指体制)不能支持一种价值，也不能反对一种价值，无论这种价值的对错。为什么?因为体制是拥有权力的，而权力是一种公共资源。当它仅仅被用于支持某一种价值时，那么，对于另外那些不被支持的价值来说，至少是不公正的。进言之，体制非但不能支持一种价值，更不能认同哪一种价值为进步并以代表自居。因为，你既然可以动用手中的权力把一种价值解释为进步，你就同样可以动用手中的权力把你所不认同的价值解释为落后、反动、邪恶。由于你的解释是用权力支撑的，而权力无疑又是一种巨大的社会导向，这样，在逻辑上就会导向“政教合一”的文化专制。就像奥威尔笔下的《一九八四》，“大洋国”国家体制有四个部，其中一个叫“真理部”，它就负责向民众提供报纸、影视、广播、教科书、文学作品等，它之所以垄断文化提供权，就在于它认为它所提供的是真理。尽管我们其实知道“真理不止一个”，真理也不独由谁(包括它)来包办，但，它之作为一个体制，其专制性却反而昭然若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