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村政建设，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很重要的意义，那时凡来山西的人都要谈到山西的村政建设，山西是著名的模范省。山西村政建设，从1917年开始，到抗战前，已有相当成绩。今天研究区域社会史的人对于当时山西的村政建设也颇多关注。山西村政建设的现代意义，直接与今天中国的村民自治有关，与中国的宪政道路相关，与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相关。
山西村政建设开始于1917年，到1927年前大体完成。1928年6月，阎锡山向国民党中央建议，将山西村政建设的模式向全国推广，国民政府基本接受了阎锡山的建议，在随后制定的《县组织法》中，关于乡村自治的思路，吸收了山西村政建设的构想(行政院新闻局编《地方自治》第7页，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八月，南京)。以往对于山西村政建设的评价，多偏重于制度构想与实践之间的差异，所以评价不是很高。三十年代初，梁漱溟考察山西村政后，认为山西村政建设的实际，大体上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892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唐·纳德·李林《阎锡山研究》(牛长岁等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7月)一书中也认为，山西的村政建设基本是失败的；孔飞力认为，国民政府采取了山西军阀阎锡山的“村制”模式，这实际上是一种被扭曲了的“自治”；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第56页(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杜，1993年6月)一书中正面引述了这一观点10近年专门研究中国地方自治和山西村政的学者，对于山西村政建设的评价，大体还是梁漱溟的思路。至于认为山西村政建设是阎锡山为了维持自己统治，更好控制社会而采取的一种骗人手法[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阉锡山统治山西史实》第81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李德芳《民国乡村自治问题研究》(第75，页，人民出版社，2001牟12月)一书中认为，阎锡山推行村制的根本目的在于加强其政治统治，而不在于实现真正的政治民主。董江爱《山西村治与军阀政治》(博士论文，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2001年4月)也持这一观点。中国农村派受中国共产党影响，对山西村政建设持彻底否定态度，1949年以后，学术界对山西村政建设的评价基本延续了他们的观点。就是对吕振羽早年的看法，通常也认为这是他早年的局限。参阅刘茂林、叶桂生《吕振羽评传》第1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1990年12月)]，是长期流行的政治观点，早巳被学术界所放弃。倒是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吕振羽在二十年代末，对于山西的村政建设有较深入的的认识，认为山西的村政“实开吾国下层政治重心之先河”，“可备训政之楷模，而为宪政之基础者，亦殊不少也”(吕振羽《北方自治考察记》，《村治月刊》创刊号，1929年3月15日出版)。本文认为吕振羽早年对山西村政的看法比较符合实际。
理解一种政治制度的实行，不能先有政治上的成见，再来评价，以往对于阎锡山和山西村政建设的认识，主要是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制约，所以评价多数不合实际。观察一种政治制度的试行，先要对负责推行这种政治制度主导者的政治理想有符合实际的理解，然后再看这种“制度设计’是否符合世界文明发展的主潮，至于这种制度在实践过程中出现的与理想状态之间的差异，不能做为判断制度和制度设计者政治理想诚意的依据。山西村政建设中是出现过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的出现，不能作为否定那种制度试行的依据。作为一个后发的宪政国家，“制度设计”的重要性，要超过实践过程中的曲折性。所谓“制度设计”，主要是指后发的宪政国家，在选择宪政道路时的政治理想，也就是说“制度设计”如果是以民主化为政治理想的，那么它的实践通常也就是有价值的。我们应当在这个意义上来评价阎锚山和山西的村政建设。张东荪曾认为，不能说停留在农业中的中国人对民主有不迫切的需要。我们没有全体努力去推动它，却不能说中国人不认识民主是一个好东西。就是乡下不识字的百姓，如果彻底告诉他民主的道理，如何是自由，如何是平等，他必定会明白民主比专制好。张东荪说：“所以我们还不能说农民不要民主，而民主只是资本主义制度而有的。我个人对于民主看法是分两种：一是把民主只认为是一个理想，一个原则。一是把它分作一种制度。制度当然是由理想而模制的，但实际上因为情形不同，不但总和理想相差，而且各地因环境而有不同的实现。至于理想亦不是完全凭空而来，当然有种种因素与影响，现在不必细加讨论”(张东荪《敬答樊弘先生》，《观察》第3卷第16期，1947年12月，上海)。罗隆基也说过：“民元至民十六那段中国宪政历史，那固然是宪政的失败，但那却是国家实施宪政必经的过程，倘以那段宪政过程中之波折，即断定宪政在中国永无成功可能，那是缺乏历史的眼光。‘总统做皇帝’，法国拿破仑第三即是前例。英国直到十七与十八世纪，议员依然是买卖晶，又何以异于‘猪仔呷英国过去选举场中之黑暗龌龊，较中国民初有过之无不及。那是宪政演进必经之过程。英法人倘因那些往事，即对宪政本身怀疑，即断定英法不适宜有宪政，英法即无今日宪政上那种成绩。婴儿学步，颠扑跌倒，甚至折股断肢，破头伤脚，此是常事，此是必经之阶段。因婴儿颠扑跌倒，即禁其学步，且认此儿不宜于步，此‘少所见多所怪’之类耳”(罗隆基《期成宪政的我见》，《今日评论》第2卷第22期，1939年11月，昆明)。山西村政建设，从“制度设计”的角度观察，它的核心是民主，它的基本思路是以宪政为最后理想的。
山西村政建设是晚清地方自治背景下发生的一场宪政实践。地方自治本是西方传来的政治制度，它是宪政体制下必经的一个过程。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地方自治运动中，山西村政建设是一种先有“制度设计”，然后由上而下推行的一种地方自治模式，以村为本位，对于以农民为主要社会成员的中国来说，作为原初的宪政训练，以村为本、由上而下，有相当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阎锡山认为：“村者，人民聚集之所也。为政不达诸村，则政乃粉饰，自治不本于村，则治无根蒂。舍村而言政治，终非彻底之论也”(村政处校印《山西村政汇编》序言，民国十七年一月，太原)。因为在此之外，作为一种宪政训练，今天也还没有设计出比山西村政建设中更有操作性的制度，中国农村今天普遍实行的村民自治，无论“制度设计”还是操作实践，都远在山西村政建设的成绩之下。山西村政建设主要依靠的是地方乡绅力量，而不是一个政党的力量，它的目的是让好人当政，而不是“党人”当政。
山西村政建设的实行与阎锡山有很大关系。必须肯定，阎锡山是一个有民治理想的人，如果他没有民治理想，这种制度不会成为一种实践。任何一种政治制度的实行，对于当政者来说，肯定有控制社会的目的，但这种控制如果是以宪政理想为目标的，它的进步意义就应当肯定。如果阎锡山纯粹是为自己的统治，他还有许多更便于控制社会的道路可走，比如将听命于他的政治组织系统及人员作为村级政权的主体和核心，但阎锡山没有这样做。中国早期地方自治的模式主要来自于日本。阎锡山有留日的经历，当时中国留学生对于日本的地方自治非常关注，阎锡山无疑也受这种思潮的影响。(日本野地金助著、刘绵训译《自治模范》一书，光绪三十二年由清国留学总会馆印刷出版，这个时期，正是阎锡山留学日本的时间，他可能受到了这本书的影响。从书后所附“稻取村自治成绩一般”中，约略可以看出山西村政建设的思路，并不是凭空设想出来的，只是在日本地方自治的经验中更多考虑了中国的实际)阎锡山是留日的学生，见过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真实生活，所以他对中国农村的民治试验特别有热情，他是看到别人已经做成了才学的。阎锡山对事情的判断是从常识出发，他知道是非曲直比什么都重要，在人心中，这是几近于本能的东西。山西村政的“制度设计”就源于阎锡山的这个判断，他曾说过：
山西村政建设的设想和计划，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落实，这是人们评价这个制度成功与否的标志，从已有的历史资料观察，，山西村政建设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是有问题的，当年梁漱溟就指出过，但它的问题是宪政初期必然要出现的问题，以操作中出现的问题采判断一种制度的得失，是没有看到这种“制度设计”的长远意义。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山西村政建设的方案，是非常有远见的一个地方自治设想，至少在理论设计上，这个地方自治的理想，不但符合中国的实际，而且整个自治的理想，是以现代西方宪政理念来设计的。现代宪政思想的核心，主要在对权力的制衡，山西村政建设的制度设计中，权力制衡是这种制度的基本逻辑。山西五台县河边村是阎锡山的故乡，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它完成过一个村政十年的计划方案，从这个方案中可以看出这种“制度设计”中所体现出的宪政理想。
《河边村组织暂行章程》，类似于村的宪法，作为村级自治组织，它的设计非常符合中国北方农村的实际。它的最高权力机关是村民大会，村民大会之下还有一个家长会，因为中国是一个宗法社会，家长会的设立，是从北中国农村的实际考虑的。村的行政机关是村公所，所有权力都是受制约的。这个方案设计的村自治组织分别为：
2、间邻居民会议。
3、闾邻长会议。
4、村公所。
5、调解委员会。
6、考评委员会。
7、监察委员会。
8、保卫团及公安团。
9、经济建设董事会。
10、各项合作组织。
村政权属于全体村民，由村民大会行使，在村民大会不易集合期间，暂由家长会议代之。中国北方农村为小农经济，一家一户，是基本特点。所以村政建设方案的设计，主要是从中国北方农村的实情况出发的，阎锡山对这个方案的评价，也认为它比较实用。河边村是阎锡山的故乡，在当时的村政建设中，有比较完备的设想。他们先订立了一个自治公约(以五权宪法精神为主)，类似于国家宪法那样的东西，在这之下，再根据地方的实际订出适合于村政建设的方案，有很大的灵活性。
根据《河边村自治公务人员选举暂行规则》，村民每五家应合议推选邻长一人、候补邻长一人。凡常住村中之识字男子，年在二十岁以上，四十岁以下、热心公益者，皆得当选为邻长。每五邻应合议推选阊长一人，候补闾长一人。凡常住村中之识字男子，年在二十五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热心公益者，皆得当选为阊长。每六闾应合议推选村副一人，候补村副一人。凡常住村中之识字男子，年在三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热心公益者，皆得当选为村副。选举单位间邻家等之配组，由村公所预定之。村民大会就是由这一家一户直接选举出的代表组成的，中国农民天然明白代议制好处。
谁来制约村民大会的权力呢?是村监察委员会。每五间或四阊应合议推选监察委员一人，候补监察委员一人。凡常住村中之士绅，年高望重能主持公道者，皆得当选为监察委员。邻长闾长村副监察委员之任期，均为一年，并得连选连任。一阊之事，由全阊居民会议解决。一邻之事，由全邻居民会议解决，但不得与村务会议之决议案抵触。
监察委员会设委员五人，掌管纠察弹劾审计事项。按阊数平均推选公正士绅组织，该五委员互推一人为委员长，召集开会之责，并为开会时之主席。监察委员会的职权是：监察村公务人员溺职等行为；初审村预决算；审计村财务事项；监察委员会每月开会一次，如有特别事故，得开临时会。村财政收支及事务执行有不正当时，监察委员应提出弹劾于村民大会。监察委员有探询村公所所处置之一切事件经过及列席村公所会议之权。监察委员会检举村长副、及各公务人员违法失职情事时，得自行召集村民大会。监察委员会在村民大会未组织前，对家长会议负责，失职时亦由家长会议依法定程序罢免之。这个方案特别强调；现任村公务人员不得当选为监察委员。
关于村政之实施，由村长召集闾长会议，由阊长召集邻长会议，或径由村长召集闾邻长行之。村公所是村民大会的行政机关，由村长一人、村副四人组织之，掌握全村政权。在实行自治的初期，“村长暂由外聘，以资指导”。这也是考虑到当时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因为山西村政建设是由外力推动的，这也是宪政初期的被迫选择，因为没有比外力推动更好的办法。张佛泉说：“我们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