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大学十讲》的书名即可看出，本书不是某一专题的完整论述，而是围绕“中国大学”而进行的“各个击破”。至于著者面对此命题所显露的文脉、心史、“别有幽怀”，却又完成凸现于这貌似“散兵游勇”的一系列论文和随笔中。
本书是著者1990年代以来，“逐渐走出纯粹的文学研究，兼治学术史与教育史”的结集。因为著者坚信，风云激荡的思潮，必须落实为平淡无奇的体制，方能真正开·花结果——学术思想的演进及其文学艺术的承传，其实与教育体制密不可分。这也正是著者系列论述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虽然著者谦逊地声称，因为本书以问题为中心，故而不打算宫及二十世纪大学史这样的宏大叙事，而只是就自己熟悉且感兴趣的话题，稍做深入开掘。“并非专业的教育史家，我之谈论大学，不太涉及办学规模、经费预算以及综合实力评估，而是注重其个性与风采。选择的标准是，‘校史’之外，必须有值得咀嚼的‘故事’与‘精神”’。但对著者近年来学术理路及致力方向稍微熟悉的读者，应该可以看出，进入其研究视野的考察“对象”，其实还是存在着相当严谨的内在关联。从而使得这十篇出入“论文”与“随笔”之间的“学术散论”，虽然以此种松散的形式编排，但还是获得了“形散而神不散”的效果。
比如，第一篇《中国大学百年》，解决的正是“必也正乎名”、才能“名至实归”的根本问题，即中国“大学”百年与“太学”四千年，两种不同定位之间的历史纠缠与现实取向。该文认为，无论“旁采泰西”还是“上法三代”，都必须明了“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的根本区分。在著者看来，自从书院制及科举制被正式废除，中国人对于自家传统教育方式，其实信心始终不足。在二十世纪思想文化潮流中，“西化”最为彻底的，当推高等教育，所以今日之“大学”，无法扶摇直上而接上古“太学”。仅仅由于狭义的民族自尊，而认为“一个文化古国，只有百年的大学史，实在说不过去”的热切，往往导致一厢情愿的激情想象，从而回避了事实本身。
就研究对象而言，归入论文类的《“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首都的迁徙与大学的命运：民国年间的北京大学与中央大学》、《新教育与新文学：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和归入随笔类的《校园里的真精神：<北大旧事)序》，谈的都是著者曾经求学、如今任教于斯的北京大学及其前身京师大学堂。就像著者所自陈的，“作为北大人，我之直面乃至褒贬北大，其实很不容易——稍有不慎，便可能招来一片责骂声”。其实，又何止回忆性文章需“特别忌讳为文造情，任何一个夸张的语句，或矫揉造作的表述，都可能让敏感的读者调头而去”。因为著者恰恰“身在此山中”，却“欲识北大真面目”，所以更可能是步履维艰、四处踩雷。然而，要探讨现代中国大学史，以北京大学所处的特殊地位，绕过不谈，却不可能。就此而言，著者或正面出击、或迂回切入的这四篇“北大论”，对于有无“北大经历”的不同身份读者，可能就会见仁见智、感触不一。而笔者以一“老”北大学子之资格，更颇觉此中炎凉，冷暖自知。
像《“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专述“学识才情与时代要求竟如此配合默契”的“永远的校长蔡元培”。著者固然看重其性情中“宽厚、温润、恬淡、从容，很有主见，但从不咄咄逼人”的一面，但认为更难能可贵之处，是蔡校长“能够准确判断不同思想学说的价值，并确定或听其自然、或适当支持、或大力提倡的发展战略”。“一碗水端平”的管理策略之外，对执长高校而育，更为重要的则是眼光与学养。唯其如此，才决定了蔡元培对新文化运动所起到的促进作用。尤为发人深思的是，著者庆幸“从1927年7月起，蔡先生不再担任北大的校长”，正因为如此，才使得“蔡元培的北大”，基本做到了后世眼中首尾一致的完整。特别对照后期北大，胡适长校时继续“妄谭人权”、“批评党国”，结果险遭“肉体解决”的命运以后，相信有识力的读者，庶几又有“时势造英雄”之慨。
而《首都的迁徙与大学的命运》一文，将北京大学与中央大学相提并论，意在解决“权力与知识的共谋，使得‘首都大学’获得更多发展的动力与资源”问题。因国家有南北迁都之变，继而“第一学府”随之上下其手，无论北京大学还是中央大学，都沾润过其中的恩惠，也负担了其中的阴影。虽然应对“贪天功以为已力”的作法保持警惕，但通过翔实的数字比照考察，著者还是得出结论：不应“过分夸大迁都南京或复员归来后国民政府对于北大的打压”，而“老北大”深厚的文化学术传统，则保证了它在漂泊西南、联大8年，受到严重限制以后，言合法性获得发展的潜在动力。
笔者之所以在文章起首，就再三强调著者之“别有幽怀”，实源于其夫子自道，“我的研究带有明显的问题意识，首先是解决自己心中的困惑，而后才是学术价值的追求”。在笔者看来，这一问题意识，至少包括了传统书院的现代命运、百年大学的文化“生产”、“体制与精神”、“人文情怀与学院教育”等贯穿著者历年来治学始终的思考。联系著者的其他撰写，则此种“幽怀别抱”，自是渊源已久，而且至今不衰。除了与其自身问学经历略有瓜葛的北大、中大、清华、燕大、西南联大而外，著者对东南(中央、南京)大学、南开大学；无锡国专的分外关注，其实隐隐包含着身处“首都大学”的特殊位置，与业已“为人师表”的职业选择中的个人关切甚乃焦虑。“心史”之谓，也正源出于此。进一步对比相关专业大学史论专著、或者轶事大全(例如北大、南大、南开诸校校庆前后编纂的系列丛书)，则著者之“文脉”涓涓，自是另有皈依。
正是基于此种“个中人”言“个中事”的特有体验，著者谈论教育与文学，感触“文学史的教育与研究，不同于一般的批评实践，作为一种知识体系，需要新学制的支持”；进入“学术讲演”，追忆“讲演者的风采”，体贴章太炎“热切寻求听讲人的目光”以及“因听不懂浙江方言而万分苦恼的听众”；回顾传统书院，慨叹现代大学中师生缺乏亲切的理解与沟通，不仅仅是因为哲人已逝，更源于“欧洲大学”独自凯旋后，导致的书香乏味而“从游”无地。凡此种种，皆由于著者“使君原是此中人”的大学教授身份，而分外显出富有自家体验，故而能够“推己及人”、“知人论世”，进而文笔泽润、血脉贯通、鲜活自如。
当然，也许正源于此种“身份限定”，优势而外可能也暗存陷阱。例如《新教育与新文学》一文中，著者根据“当年的老学生胡先辅、姚鸩雏等人追忆，林纾为其时大学堂里“最富盛名、也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员之一”，判断陈衍嘲笑林纾空疏不学、根本不懂古文、“任京师大学堂教习时，谬误百出”为“门户之见”、乃至“文人相轻”。固然体现出著者对身为学生的当事人回忆资料的尊敬和对逝去之人的“了解之同情”，但鄙意以为，若将博雅硕人如陈衍的“专家之论”，与青年学子颇有热血“盲从”之嫌的拥护追随比照说明，其实还应小心辨识其微妙区分。就笔者的个人求学感触，即使在当下，大学讲堂中“最富盛名、也最受学生欢迎”，也实不足为二位“学者”是否并非“谬误百出”的充要条件。虽然作为一位“教员”，林纾当年如此倾倒众“生”的翩翩风采，确实是其称职敬业的绝佳表现。
另外，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本书“论文与随笔并置”的安排格局，可以方便读者，同时欣赏到著者写作“两套文章”的功力与风格：作为考据严谨、立论审慎、面目庄严的学术论文，适见其治学正宗正派；作为笔致活泼、神采流动、容色烂漫的学术随笔，可观其性情温润洒脱。既有“门道”，又有“热闹”，两相辉映，从容淡定。能得黄宗羲《明儒学案》、《宋元学案》之碑版文字骨力，又颇觉张凤《哈佛心影录》之采撷儒林烟月，也是十分难得的文字盛宴了。
本书另一编撰特点，则是其“图文并茂”的表现方式i读者借其精心选制，能够得见"1918年(北大)文科哲学门毕业合影”、“1946年西南联大中文系师生合影”等珍贵资料，以及西南联大旧貌、中央大学前身、无锡国专大门、章太炎国学讲习所课堂、寓居苏州书房，和张百熙、张伯苓、唐文治诸历史人物的肖像等，亦可谓大开眼界。
(《中国大学十讲》，陈平原著；复旦大学出版杜2002年10月版，1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