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是一种回忆，与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回忆行为不同的是，它对记忆的召唤是不仅是有意的，而且也是强制性的，通过有备而来的采访者和各种记录设备，将记忆整理成文本，也只有通过这一系列近乎仪式的行为，回忆才变成了历史，也正是在这一仪式下，口述史和一切成文史料一样，无法避免被各种因素过滤和雕琢。
至少有两中因素决定了口述史的这一命运：
首先口述史很难逃离特定的叙述——记录场景下，回忆受到的引导和限定。在《雪域求法记》中，记录者是隐身出场的，通过将自己的设想与倾向编织在人物的叙述之中，对材料的编排整理以及标题所覆盖的内容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书中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包括照片、影印件等)，从中也可以看出，作为回忆者的邢肃芝老人一直是一个有很强历史意识的人，但口述史的双向互动性使记录者的兴趣与视野划定着回忆者的叙述，这部口述史没有用太多的笔墨渲染宗教情感，而是体现了明显的社会史和民俗学取向，从江南故乡拜师学佛，到人藏求法一路上的历险，再到藏地的修法、朝圣以及办学经历，都更像是一幅社会风情画卷。叙述者并没有讳言喇嘛制度的弊端，遇到问题时，无论其考虑方式还是解决途径也都近于世俗理性，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记录者的在场与记录行为本身决定了叙述者对自身的角色定位，并且渐渐形成一种运行于回忆行为之内的潜在规则。
第二，口述史并不是完全游离于正史之外的遗文逸事，相反，在很大程度上，叙述者正是由于直接或间接地见证了正史中的事件和重要人物才得以进入记录者的视野的，而建立在主流史观基础上的社会常识和价值取向也会深深渗透到回忆者对自身经历的评价和对记忆的滤取中。《雪域求法记》中的叙述者具有大多数人所不具备的记忆宝藏。如前言中概括的：“他的一生始终处在历史的风口浪尖上，是一位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大动荡年代中亲身参与了汉藏两地错综复杂的历史演变的枢纽人物。”回忆者的经历因与欧阳竟无、太虚大师、戴季陶、西藏摄政王、阿沛·阿旺晋美、蒋介石等历史舞台上的公众人物以及西藏办学、驱汉事件等公共事件相联系而获得了自身的叙事坐标。这也是口述史面临的另一种困境：它在力图复原历史的此在感时，仍然无法摒弃，甚至更加依赖文献历史的宏观叙事。
事实上回忆本身并不是对事实的简单复制，而是一种选择与建构，在这个意义上，也许可以说口述史面临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人们对它投注的眼光因期待过度而不免虚妄。正如回忆不一定能提供更为准确的个人知识一样，口述史也并不能提供一种更贴近事实的历史。
那么口述史做了什么?
在这里正可以用书中的一则趣事作比：
每年到了慕朗青波的时候，三大寺的喇嘛都要去拉萨念经，……两万多个喇嘛把个大昭寺挤得满满堂堂。如果实在坐不下了，铁棒喇嘛的手下就走上前去用他那一丈多长的铁棒朝着一个地方一棒打过去，那边的人四下一躲闪就腾出了一块地方，这样一来又可以挤下几十人(第182页)。这颇有些赫胥黎之桶的意味——有限的物理空间偏偏能装下无限的事物。但很长时间以来历史空间因为被同一的话语材料填充而显得日益拥挤甚至饱和，而口述史在正之外构筑了一片叙事空间。在《雪域求法记》中，可以看到从容舒缓的故乡童年生活的回忆，人藏求法沿途的经历见闻，藏地的奇异风俗和神秘的圣物，喇嘛制度以及相关的种种社会现象，以及颇有雅典学园之风的喇嘛生活，其中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穿插在以个人经历为主导的时间线索中。这一切提供的是一个新的视角，它虽然无法脱离主流史学意识的笼罩，但独立的操作过程和不同的语汇系统，使它并不和前者发生直接关系，‘也不作为前者的论证。在这样一种回忆仪式中，一些可能湮灭不存的叙事空间才得以被开采挖掘。
(《雪城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邢肃芝(洛桑珍珠)口述，张健飞、杨念群笔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1月版34．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