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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本的故事

2003-07-07 13:58:00 来源:博览群书 朱 铭 我有话说

<一、《中国日记史略》
  
  友人寄赠《日记报》数期,上面正连载陈左高先生的《中国日记史略》,其中有一期刊有散木写的《“日记学”大有可为》一文,对陈文颇为欣赏,并希望“最好能早日成书,一睹为快。”可见散木还不知道陈书的出版,三年前,我却偶然在旧肆碰到,且是作者的签名本。
  
  对日记、书信类文献资料我一向较重视,因而陈先生的大名早有所闻,藏书中有一册《清代日记汇抄》,收有他编集的《晚清二十五种日记辑录》。《中国日记史略》1990年由上海翻译出版公司出版,顾廷龙题签,仅印二千册,大概是发行渠道有问题,我也一直不知此书的出版,当在旧书店见到时,欣喜万分。因是签名本,开出了10元高价(原价为3.25元),虽觉得书价偏高,还是很愉快地买下了。全书六章,对唐朝以来的日记作了系统的概述,凝聚着陈先生四十多年来致力于日记学的心得。他在序中说“寓目古代日记近千种”,为此付出了自己全部的业余时间,从事这件不求闻达的有益事业。从书后所附《引用日记简目》来看,大都为稿本,分藏各地,觅读不易,甘苦自知。我一度兴起,想从事章士钊研究,为此跑了近一年多时间的图书馆,要看的很大一部分是日记稿本,曾去过多个有名的大学,常常不得其门而人,总算“混”进去了,又都有“土政策”。或不许复印,或不能多借,或中午闭馆,未能看得尽兴,当年的雄心早化为乌有。面对着像陈先生一辈的学人,我们欠缺的东西太多了。
  
  《中国日记史略》扉页上钤有“陈左高”白文一方,题词中的“展老”,我想应该是陈子展先生,二陈都在复且任教,会有交往,称呼也对。子展先生是湖南人,虽受尽磨难,一心学术,早期的二本“近代文学史”,晚年的《诗经》、《楚辞》直解,都已成了经典名作,我却更喜欢他的杂文和旧诗,没出过集子,只能从旧书刊上读到。
  
  二、沙叶新·龙榆生·《秦淮志》
  
  夏仁虎的《秦淮志》1989-年重刊本,以一元得自沪上地摊,放着已好几年,没有细读过。今春去南京,取出带上,薄薄的一册,可作短途浏览之书。书看了大半时抬起头来,发现后面的位置上有一张很熟悉的面孔,立刻认出是沙叶新先生。
  
  我读书时是一个话剧爱好者,失敬的很,记忆中已没有一点“沙剧”的影子,对戏剧家沙先生的了解,更多地来自他的散文。他的第一部散文集《沙叶新的鼻子》,一出我就买了,看似有趣的书名,却来自并不有趣的经历,“文革”前沙先生写了一篇与姚文元叫板的《审美的鼻子如何伸向德彪西》,为此受到莫须有的批判。书中有一辑谈书的文章,自称“超级书呆子”,一下子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关于买书和读书,我和沙先生多有共同之处。沙先生还是龙榆生的晚年弟子,他写的谈《龙榆生词学论文集》的书话,我已从报上剪下珍藏。龙氏是我关注的近代学人,因他的曲折经历,现在少有人提及,沙先生对师门的回忆亲切而生动,不久前,我收到了南京大学张晖寄赠的《龙榆生先生年谱》,这本写得扎实老到的年谱,竟出自一位仅二十多岁的在校研究生。我与张晖通过几次信,闻他不久将去香港读博士,电约在南京一晤。现在,又巧遇沙先生,自然不能错过。我起身问了一声:“是沙先生?”他轻轻地点了下头,在递上名片的同时,将《秦淮志》呈上,请他在书上随意写些话。沙先生接过书,前前后后翻了多次,看得出,他是首次见到此书,流露出爱书人看到好书时常有的神情。他在书上的题字极快,一“笔”呵成。当我读到“好人一生平安”的题字,非常高兴,连声道谢。
  
  第二天在南京大学见到徐雁;徐雁平、张晖诸先生,谈到车上的巧遇,我将《秦淮志》取出,大家传看了许久。徐雁告诉我,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夏仁虎儿媳)的女儿夏祖丽来南京时,托人寻访过这本《秦淮志》,终未如愿。写此文时,找出《沙叶新的鼻宁》一书重读,原来沙先生是南京人,他还是从南京走上文学之路的。在《月是故乡明》一文里,抄录了一首他填于杭州西湖的《南乡子》,末句云:“杭纵柳长难系我,天堂——怎比金陵我故乡。”这本《秦淮志》真应了“无巧不成书”的老话。
  
  三、萧致治与陈旭麓
  
  比起孙中山研究,国内的黄兴研究显得较冷清。我先后读过台湾左舜生、美国薛君度的两本黄兴传记,深为大陆没有一本像样的黄兴传而感到不平。年初从图书馆的书架上,看到萧致治先生的新著《黄兴评传》,立刻借了回来,用了两个晚上的时间,将全书通读一过,十分满足。此书对黄兴史实、功绩的评述,较左薛两书更加详实、精审,足为大陆学人增光。通过萧书,我知道萧先生另编有《黄兴论集》、《领袖与群伦》两书,即去上海图书馆查阅,该馆均未人藏。章士钊与黄兴关系非同寻常,我一直在收集有关资料,猜《领袖与群伦》书中会有论述章黄的文字。既然图书馆没有,只能求之于编者,《黄兴评传》上有萧先生的介绍,我就试着写了一封求助的信。过去我在旧书店购得一册萧先生题赠陈旭麓的书,同时还买到多册盖有“何泽福”印章的书,据书店老板告知,这批书从何家收得。我将有萧先生题字的一页复印了附在佰甲。
  
  不久,接到萧先生的回信及《领袖与群伦》中的有关文章。我原以为萧先生与陈何两先生仅是治近代史的同道,其实他们有着更深的关系。在信中,萧先生先提到了赠书:“此书为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而编,全书计741页,58万多字,共分:一、辛亥革命前的湖北社会;二、武昌起义的准备与胜利;三、辛亥革命后的湖北社会三卷。我分工负责第三卷的编辑工作。”可见萧先生是此书的编者之一。又谈及陈何两先生:“陈旭麓先生解放前曾受业于姚薇元教授。解放后,我也师从姚薇元先生,他是学长。何泽福是陈旭麓的学生,也是助手,他们一同编过《宋教仁集》。陈旭麓的许多研究生都是在何协助下培养的。他是19印年前后的大学毕业生,可惜继陈旭麓先生去世没有几年,就于九十年代去世了。死得过早,可惜!”我对何先生不了解,此信使我明白陈先生的藏书为什么会在何处。我读过陈先生已出的全部著作,特别是他死后刊出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及《浮思录》,见解深远,情文并茂,最能体现他的学术思想。他也是湖南人,解放后在华东师大任教,处境一直不太顺利,凭着湖南人特有的百折不挠的精神,努力著述的同时,带出了一批学有专长的弟子,身心太疲惫,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我现在的住处靠近华东师大,晚饭后去校园中散步,常常会想到陈旭麓先生,心中总会升起一种淡淡的哀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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