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我在喻希来《世纪之交的战略性思考》一书的序言中写道：欲把握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风貌，需全面了解它的政治家、学问家、企业家、军事家、艺术家，但提纲挈领的还是认识它的思想家。人们以往习惯于从孙中山(或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这个“政统”的角度解析二十世纪的中国，这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增补由思想家们所构成的“道统”。从某种意义上说，道统的重要性还在政统之上。如果在总结一个世纪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确定了二十一世纪中国继续现代化、与世界接轨、融人人类主流文明的大方向，就需要确认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新道统”。在笔者看来，其主链应是梁启超——胡适——顾准。再延续下去就涉及到活着的人，尽管会有争议，窃以为李慎之还是众多具有候选资格的思想家中领先的一人。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高高擎起自由主义大旗，从世界思想史的角度也许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在中国思想史上却具有石破天惊的意义。在不久前怀念慎之的文章中，我更加明确地指出：新道统的主链应是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一些朋友写信给我，希望对此略加申说。
在早期文明中，政统与道统是合二而一的，张灏称之为“宇宙王制”(cosmologicalkingship)。在这种体制之下，国王是政治领袖，也是宗教领袖，是人王也是法王。公元前十世纪至二世纪间(所谓“枢轴时代”)，在以色列、希腊；波斯、印度和中国各地几乎同时出现以具有“超越”意识为特征的宗教与哲学运动，包括西方的希腊哲学、犹太教<和随后的基督教)，印度的耆那教与佛教，以及中国的儒教等等。这种超越内化的思想在政治文化中造成了二元权威中心的契机。这个政治文化的契机在西方文明后来的历史演变中是逐渐实现了。但是这一契机在中国文明中的发展很不稳定，时隐时现，若断若续，以致二元权威的思想一直未能在思想传统中畅发与确立。在汉代“独尊儒术”后形成的国家宗教，教主并不是孔子及其传人而是历代君王。一直要到韩愈、二程、朱熹，才逐渐把所谓“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的“道统”彰显出来。道统首先是思想学术的统系和精粹，认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中所表达的儒家思想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真谛，把道统从政统、皇统中独立出来甚至凌驾午后者之上，就可以用“圣人之言”来拒绝和匡正当朝执权柄者的悖谬之言和随意之政。道统也体现为古来贤君良臣面临各种情形时的行为举止，构成一种政治典范和道德楷模，即使贵为天子，也必须从小学习和终生遵循。这样，道统一方面为政统提供了合法性的支撑，另一方面对于皇权专制也构成一定的制衡。国民党把政统和道统系于孙中山一身，林彪给毛泽东加上“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四顶冠冕，是对历史的一种反动、对思想的一种扼杀，是现代专制主义后来居上、达到极致的一种表现。 当中国文明的道统成型之际，西方文明的道统再次发生分裂。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西方的道统分化为教’统和学统，教统掌控大众伦理，学统传承精英文化。而在中国，二十世纪初的所谓“儒教”，仍是一种教统与学统的混合物，袁世凯、康有为、陈焕章等人把孔教国教化的企图，引起了新文化运动的猛烈反弹，结果不仅没有把孔盂之道宗教化，连它的学统地位也被从根本上动摇了。我在这里所说的新道统，主要是指新学统，至于中国的教统是否需要接续、或者再造、或者引进，或者扬弃，是另外一个问题，但同样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重大课题。
(一)
康有为想要在“创造性阐释”基础上复兴孔教的努力没有成功，反而落了个身败名裂的下场；戴季陶把孙中山装扮成“继往开来，道统直承孔子”，结果却疏远了五四以后的中国知识青年，，断送了国民党在大陆的基业。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新学统对旧学统的替代，，标志着中国传统思想的断裂与中国思想传统的蜕变。新学统虽然还是用中国的语言文字来表达，也尽量用中国的典故事例来阐释，但其内涵思想的渊源却是西学。新学统影响所及，首先是精英文化或者说上层文化，至于中国的大众文化或者说下层文化，还有着根深蒂固的前“枢轴时代”巫史传统的遗存。它们还在顽强地表现自己，譬如说二十世纪初的义和拳情结，“文革”’中的政治癫狂与社会迷乱，以及最近5ARS疫情引发的种种民间反应。新学统的核心话语是现代化，包括国家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而分歧最多、障碍最大的则是政治领域的现代化即民主化。如果我们把关注点聚焦在现代化尤其是民主化上，中国新道统(新学统)的鼻祖只能是粱启超。无论是同代人的严复，还是晚一辈的陈独秀、胡适、毛泽东，对此都是认可的。
梁启超不仅是将民族、国家、国民等新术语引入中国思想界的第一人，也是宪政主义、民主主义、民族主义等新观念的权威阐释者。他不仅比其他人做了更多的引进和宜传工作，而且从现在的眼光看，他依然是这些思想在中国的“正宗”。譬如说民族主义。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是基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也叫做“国族主义”。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国族主义势必是一种“大民族主义”。“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屑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诸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而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起初是“驱逐鞑虏”、“将满洲鞑子从我们的国土上驱逐出去”的“小民族主义”。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开始向梁启超靠拢，从种族主义转向国族主义，从“小民族主义”转向“大民族主义”，但还留下一条民族同化的尾巴。此时他鼓吹：“本党尚须在民族主义上做功夫，务使满、蒙、回、藏同化于我汉族，成一大民族主义的国家。”用现在的话来说，粱启超倡导的“大民族”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孙中山心目中的“大民族”是同化了各少数民族的单一大汉族国家。又譬如说民主主义。不管梁启超一生思想怎样多变，他在民国建立后始终没有离开民主、自由、人权的思想底线，而且是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清室复辟、再造共和的主要功臣。严复虽然是最先在中国提出“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思想家，但晚年思想趋于保守，成为“筹安会”罪魁之首。在孙中山晚年诠释的三民主义中，自由主义受到抨击，民权主义受到“先知先觉”论、“国民资格”论(接受国民党训政并宣誓效忠党义后才能获得国民资格)的阉割，由此开启了“党在国上”、“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
梁启超的某些洞见，为他的后辈所忽视或反对，因而直到今天，仍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他在《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中说：“讲到国计民生上，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国内提倡新思潮的人，渐渐的注意研究他，也是很好的现象。但我的意见，提倡这主义，精神和方法不可并为一谈。精神是绝对要采用的，这种精神，不是外来，原是我所固有。……至于实行的方法，那就各国各时代种种不同。……欧洲为什么有社会主义?是由工业革命孕育出来。……在没有工业的中国，想要悉数搬来应用，流弊有无，且不必管，却最苦的是搔不着痒处。”欧洲面临的迫切问题是改善多数劳动者的地位，’中国的迫切问题则是使多数人民变成劳动者，因为中国人十之乙九尚处于“欲求一职业以维持生命，且不可得”的境地，国民的多数属于游民阶层。如何使游民变成劳动者呢?“舍生产事业发达外，其道无由。生产事业发达，……我之需要晶，不必仰给于伦敦、纽约、巴黎、大阪，然后我多数人之职业，不致为伦敦、纽约、巴黎‘大阪之劳动者所夺，然后我之游民可以减少，而我之劳动阶级可以成立。劳动阶级成立，然后社会运动得有主体，而新社会可以出现。社会主义运动不可逾越之阶段，殆如此。”至于资本主义之流弊，可以“矫正态度与疏泄态度”加以克服，前者即“奖诱资本家，唤起其觉悟，使常顾及劳动者之利益，以缓和劳资两级之距离”；后者即“设法使生产事业，不必专倚赖资本家之手，徐图蜕变为社会共同事业”。经过七十多年的历史检验，胡绳在去世前才对上述观点作出了比较公允的评价。可以说梁启超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见解，还在陈独秀与胡适之上；直到1990年代，吴敬琏和邓小平才接续了梁启超的思想。
从二十一世纪回溯以往，自然不难发现梁启超在一个世纪前的思想缺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受性别、阶级、学识限制的公民普选权还没有在欧美国家普及，因而梁启超在那时鼓吹的还不是“大众民主”而是“小众民主”，即以伸张：绅权”为目标的“宪政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梁启超积极推动“国民运动”，扩展了政治参与主体的范围，但出于对民初党争的失望，他不是用国民运动来辅助政党政治、议会政治，而是试图用前者来取代后者。他在研究系刊物《改造》的发刊词中宜称，“同人确信旧式的代议政治，不宜于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五四以后中国政治的走向。
(二)
严复在上一个世纪之交时认为，为了“愈愚、疗贫、起弱”，避免在国际生存竞争中弱肉强食的遭遇，可以不考虑伦理道德的问题，“虽出于夷狄禽兽，犹将师之”。然而，以“天演论”为思想依据，从政治功用和工具主义的角度来理解宪政、民主，很容易因为一时的成败得失而发生动摇。到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胡适都强调要以伦理学而不是进化论作为民主主义的思想根基。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认为，仅仅引进共和立宪的制度而不引进“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的“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则“立宪政治之精神已完全丧失矣”，那样的“伪立宪”就成了专制政府的“装饰品”。“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胡适则鼓吹“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他在《新思潮的意义》中说：“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
胡适主张把宪政民主的政治诉求建立在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之上。他倡导“使各人自己充分发展”为“人类功业最高一层”的“易卜生主义”，或者叫做健全的个人主义”。他把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分为三种：假的个人主义一就是为我主义(Egoism)，其性质是自私自 利，只顾自己的利益，不管群众的利益；独善的个人主义，不满意于现社会，却又无可奈何，只想跳出这个社会去寻一种超出现社会的理想生活；真的个人主义——就是个性主义(Individuality)，他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针对独善的个人主义——“新村运动”鼓吹者所说的“改造社会要从改造个人做起”，胡适指出，“健全的个人主义”的根本观念是：个人是社会上无数势力造成的；改造社会须从改造这些造成社会，造成个人的种种势力做起；改造社会就是改造个人；这种改造一定是一点一滴的改造，一尺一步的改造；这种改造是要奋斗的，对于反对改造的旧势力，应该作正当的奋斗，不可退缩。针对国家主义者所鼓吹的“牺牲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胡适向青年呼吁：“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这种个人主义的人生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