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秋零
一、柏拉图
在西方哲学史上，柏拉图的地位是无可比拟的。当代颇负盛名的思想家波普曾言：“柏拉图著作的影响（不论好坏）是无法估量的。人们可以说，西方的思想或者是柏拉图的，或者是反柏拉图的；但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说是非柏拉图的。”而怀特海则认为：“欧洲哲学传统的最稳定的一般特征，是由对柏拉图的一系列注释组成的”。这些话虽不免有夸张之嫌，却也生动地道出了柏拉图在欧洲思想界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作为第一位有完整的著作传世的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上承苏格拉底，下启亚里士多德，不仅构成了古希腊哲学鼎盛时代的雅典哲学的中坚，而且为西方的学术生活和思维的发展奠定了基本的模式。他在雅典城郊创建的阿卡德米（Academy）学园，历时九百余年之久，吸引了希腊世界大批富有才华的青年，为希腊各城邦培养了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的众多的理论和实践人才，以至于后世西方各国的高级学术研究机构都沿袭了这一名称。柏拉图将同类事物的永恒本质定名为“理念”（idea），由该词派生出后世所谓的“唯心主义”（idealism），而他的亲传弟子亚里士多德则沿着他的思路又提出了“质料”（materia），由该词派生出后世所谓的“唯物主义”（materialism）。从此，普遍与个别、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之间的关系，就成为西方哲学史上的永恒话题。通常所说的西方哲学史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两军对垒，可谓是由这对师生所赐。柏拉图所始创的对话体（dialog），将深刻的哲理通过幽默机智的对话展现出来，不仅妙趣横生、令人陶醉，而且有问有答、层层推进、条理分明，由这种对话衍生出后世所谓的“辩证法”（dialectics），在中世纪曾是“逻辑思维”的同义词，成为欧洲哲学思维的一种重要方式。与今日许多哲学家热衷于纸上谈兵不同，柏拉图既是一位哲学家，又是一位时刻关心政治实践的思想家。出自理性的思考和对希腊各城邦历史和现实的考察，柏拉图形成了一套根据理性治理城邦的政治体制。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也曾像中国历史上的圣人孔子周游列国那样三次远赴西西里，希望能够说服那里的叙拉古城邦执政者接受他的理念，但和孔子一样均以失败告终。失望之余，柏拉图只好发愤著书，在《国家篇》中完整地论述了他理想的政治制度，因此这部书旧译为《理想国》。这是一个由智慧的“哲学王”按照理性进行统治的国家。柏拉图清楚地知道，“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这样的国家”。但他强调：“也许在天上有这样一个国家的模型，愿意的人可以对它进行沉思，并看着它思考自己如何能够成为这个理想城邦的公民。至于它现在是否存在，或是将来会不会出现，这没有什么关系”。柏拉图由此开启了西方历史乌托邦思想的传统。柏拉图在这篇对话中提出的四种德性，即智慧、勇敢、节制、正义，也成为欧洲社会长期的主要道德标准。
柏拉图留给人类的思想绝不仅仅是这些。然而，与他所提供的种种答案相比，也许他的价值更多地在于他所提出的问题。两千多年来，许多哲学家一直围绕着柏拉图提出并尝试解决的问题争论不休。时至今日，依然不衰。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这恰恰是哲学的魅力所在。这是哲学与柏拉图的永恒的对话。而《柏拉图全集》中文版的出版，也为更广大的中国读者参加与柏拉图的对话提供了契机。
但凡一位思想家，一旦被社会所接受，就会有人给他编选集、全集。今人如此，古人亦然。
柏拉图著作全集的编纂工作，据可靠史料记载，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就已经开始。亚历山大里亚城的学者阿里斯托芬将柏拉图的著作进行了三篇一组的分类，可视为最早编纂柏拉图全集的尝试。与此同时，柏拉图著作的真伪鉴别、写作年代考证、注释等工作也都随之兴起，形成了历久不衰的柏拉图研究热潮。即便是在基督教确立国教地位、柏拉图学园被皈依基督教的帝国皇帝关闭之后，对柏拉图的研究也依然在东方阿拉伯世界延续下来。十二世纪以后，古希腊文化由阿拉伯世界回传入欧洲，柏拉图的许多著作开始被欧洲人发现并译成拉丁文。而随着欧洲人掌握了印刷术，终于在十五、十六世纪相继诞生了《柏拉图全集》的现代版铅印本。随后的几个世纪里，《柏拉图全集》又先后被译成英、德、法、意、俄、日等现代文字，而且同一语种往往就有多种版本，并一再修订再版。
对于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来说，其全集的编纂和出版，既是真正研究的前提和开始，又是研究的结果。要准确地理解一位思想家，就必须完整、系统地研究他的全部著作，因此，全集的编纂是必不可少的工作。然而，要编纂一位思想家的全集，尤其是像柏拉图这样的思想家的全集，又不是一件把所有著作堆在一起就可以完成的简单工作。古人没有现代人的出版体制和版权意识，柏拉图没有给自己的每一篇对话都署上大名、注上日期。这就使他的著作的真伪、写作顺序都成了问题。年代久远、辗转抄录又进一步使这问题更为复杂。即便是柏拉图最重要的对话《国家篇》，也曾被新柏拉图主义者普洛克罗认为是“伪作”。于是，全集的编纂本身就成了一件重要的研究、考证工作。二千余年来，柏拉图的研究者们不知开列出了多少种方案。在这样的意义上，一位思想家的著作全集的出版，可以说代表着某个国家、某个民族对该思想家研究的水平，而对于柏拉图这样的思想家而言，甚至可以说代表着对整个西方文化的研究水平。十余年前，先师苗力田先生决意编译《亚里士多德全集》之时，他的动机之一就是“不让日本专美于东亚”。如今，《柏拉图全集》的中文版终于由王晓朝教授翻译出版，这委实是我国文化事业的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关于翻译，由于王晓朝教授的译本是“以希腊原文为基准，……翻译中参考了学术界公认的权威英译文”，这两种文字均非笔者所长，对柏拉图著作的版本情况也不甚了解，故本来没有置喙的余地。但幸而笔者也曾从事过翻译工作，并有过几本译著问世，而且还曾经直接从在难度上足以与古希腊文媲美的拉丁文翻译过一本书，所以对王晓朝教授翻译工作中的甘苦可以说是心有同感，故仅就翻译本身说几句。
我国西方哲学史学界有一句名言，即“读原文原著”。对于研究者来说，这是一个虽不易做到但却合情合理的要求。在我国老一代的学人中，自不乏学贯中西的前辈。近年来，随着国门的打开，新一代学人中有着良好外语基础的则更是日益增多。然而，学问不能仅仅是象牙塔里面的孤芳自赏，柏拉图也并不是专家们的专利。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柏拉图爱好者都去学古希腊文，哪怕是仅仅通过英文读他的著作，因而我们也必须考虑到他们读柏拉图的权利。因为哲学毕竟只有进入大众，方才能够真正成为哲学。因此，尽管如今在某些地方仍盛行着翻译不算科研成果的荒唐规定，但我却认为，翻译委实是西方哲学研究的最基本工夫。
翻译又是一件很难做好的工作，有时甚至是吃力不讨好。海德格尔尝言，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可见语词并不像唯名论者认为的那样只是“声息”，翻译也并不仅仅是两种语言间对应词的代换。西方人作为柏拉图的文化后裔，翻译起柏拉图来尚且不易，就更甭说要用一个现代人的汉语准确地表达一位古代思想家在异域文化中形成的思想了，那绝不是学过几天外语就可以从事的工作。有人说翻译是再创作，这句话我只敢有限度地赞成。翻译必须重复被翻译者的思想之旅，也是翻译者与被翻译者的对话，自然离不开“思想”。但和表述自己思想，别人顶多说你水平高低、思想正误不同，翻译表述的毕竟是他人的思想，有一个现成的蓝本在那里放着，且不说翻译中难免会出现的错译，即便是理解上的差异，你若敢凭着自己的“理解”去“任意地”创作，少不了就有人拿着原文来与你叫真儿。写作可以像大鹏展翅，天高任鸟飞，翻译却像笼中鸟，虽没被捆死，那活动的空间却毕竟极为有限。王晓朝教授说他“在翻译中惟有本着‘忠实、通顺’的原则，力求将文本的原意表达出来，因此有许多地方无法兼顾到文采”，故而请“读者们理解”，我倒真要感谢他这样对待自己的哲学翻译工作了。
翻译难，翻译又必须做，于是翻译就总少不了批评。王晓朝教授说“译作的完成之日，就是接受批评的开始”，表现出一个真正学者的气度。一方面尽自己的最大能力使译作完善，另一方面也不以“金无足赤”或“错误在所难免”之类的话做挡箭牌，这是一个译者必须具备的品质。然而，此际更让我想起的是鲁迅先生关于“重译”或者“复译”的主张：“语言随着时代变化，将来还可以有新的译本，七八次何足为奇”。中国人翻译柏拉图，已有近百年的历史，翻译出来的柏拉图对话也已经“不少”。王晓朝教授译的《柏拉图全集》，除新译外，对旧有的译本都进行了重译。这对于统一术语、更新语言来说是非常必要的。王晓朝教授说他“对中国学界所有能抛开一切西文译本，从希腊原文直接翻译希腊典籍的学者均表示敬意，亦望学者们能依据希腊原文指出译文中的问题，以利译者修正错误”。我倒认为，倘有人“从希腊原文直接”将《柏拉图全集》重新翻译一次，亦无不可，恐怕还是一件美事。不过，“抛开一切西文译本”，就不是我所赞成的做法了。他山之石，毕竟是可以攻玉的。知道并善于站在巨人肩上的侏儒，其高大足以令人肃然起敬。
王纪潮
在当今商业大潮席卷一切的时代，柏拉图的大名居然还有人念及，且还要把它全部翻译出来出版，一出版就是精装五千套，不论怎么看这都有点令人惊奇。如果按照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张伟珍的话来说，这仅仅是为了“完成学界夙愿，填补出版空白”（《博览群书》2003年7期），这话气象就不大，也忒自谦了。因为我们知道柏拉图在中国现在的初等教育体系中完全不见踪影，在高等教育体系里的马列主义哲学课程中，他也基本上是个陌生的人物，提不提柏拉图全凭授课老师的兴趣，恐怕也只有哲学、历史专业才会介绍一下柏拉图是何许人也。由此算来，中国真正做柏拉图研究的人也就是几所高校和西方哲学所的少数人，我敢说，不要说五千、五百，中国有五十人在研究柏拉图就不错了。因此，人民出版社决心出版这么一位既古代、又哲学的希腊老夫子的全集，毫不顾及读者市场和商业利益，足见其魄力和胆识。
在人类的思想史上，柏拉图是无法绕过的一章。罗素说柏拉图有五大贡献：1．乌托邦；2．理念论；3．灵魂不朽论；4．神创宇宙论；5．理性知识论。这其中的任何一条都对今天人类的思维和社会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记得我刚刚读《理想国》（即人民版《国家篇》）的时候，那时社会的风气远没有今天这样宽松，柏拉图还是唯心主义恶人榜上的第一人，当读到他的“洞穴”囚犯只能把自己（因洞穴之火）投在墙上的身影当成真实的，以此说明人的感官并不可靠之后，就开始对这个外国古代的老头子有了好感。那时“文革”刚刚结束不久，报纸、电视昨天讲的是正确的东西，今天就变成了错误的，人们很难靠自己的感官来把握这个变化太快的世界。因为国人几千年来习惯的是“眼见为实”。柏拉图恰恰讲的却是“眼见为虚，理性为实”，也就是说，只有理性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中国古代哲学家还没有哪一位像柏拉图这样对理性知识这般推崇。老子曾经讲：“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四十七章》）有点接近柏拉图的先验论，但是缺乏任何展开和证明。而孔子基本就是否定“生而知之”的，孔子的理性是建立在对人、对事的长期观察之上的，偶尔他也怀疑“眼见为实”。例如陈蔡绝粮时，子贡向他投诉颜渊窃食一事，他有点动摇，怀疑自己看走了眼。他编了一套要用饭食祭祀神灵的话（古代不得用不纯净之食祭神），待得知了颜渊去掉饭食中的灰尘，又不忍心浪费粮食的真相之后，才讪讪地说：“吾之信回也，非待今日。”（《孔子家语·在厄》）在否定感性知识的真实性上，中外的哲学家没有一个比得上柏拉图，他所构建的理性主义体系，使人切实地感到了哲学的魅力。另一点就是柏拉图讲撒谎是国家的特权，而一般人则不能对统治者撒谎。（见《国家篇》389 C，人民版第二卷，351页）读到这里就觉得他的一本正经有点别有用心。因为，他是主张国家要由哲学家来管理的，又是主张“正义”、“民主”和“自由”的（同上，562 C，570页），这些至少在今天西方宪政学者的眼中是民主政治的一个来源。
柏拉图的涉猎面很广，其著作问世以来就一直是学术界、思想界研究的经典话题。而我们过去只见到《理想国》、《巴门尼德斯篇》、《柏拉图文艺对话录》等少数著作的中文译本，现在《柏拉图全集》中文本能够出齐自然是读书人的一件快事。像柏拉图传到中世纪早期（十二世纪以前）的惟一的连贯的自然哲学的名著《蒂迈欧篇》，我只读过片段，也是这次才看到全篇，心中自然是感激译者和出版者。不过看到译者提了一个“柏拉图在中国能有多少读者？”的问题（《博览群书》2003年8期），就觉得有点莫名其妙。译者自己算了一笔账，“中国有十三亿人口，印了五千套，平均二十六万人一套，多乎哉，不多也！”在我看来，这个算法可能有点问题。
柏拉图的思想固然重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在现代西方的人文学科里除了少数的专业学者研究之外，在普通西方市民那里，它基本上是一个学术和知识的符号，只是在需要“言必称希腊”的时候提一下而已，远不及荷马史诗普及。何况出版思想产品和学术著作不是贩卖大白菜和分配口粮，需要做平均算术。我想，如果需要按照平均算术来衡量某一社会某一种思想家的作品，这个社会就是有问题的；再高妙的思想著作如果到了人手一册的地步，哪怕它句句是真理，这个社会也是可怕的。其实我们自己就曾亲历过这样的历史，在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的时候，鲁迅得出的结论就是“吃人”。当然，柏拉图的著作在中国目前还不至于如此。
其实，柏拉图的时代离我们虽然遥远，他的思想在今天还真的对我们有影响。我认为这就是他的一元论的理想主义价值观，它的政治形态就是乌托邦。这种思想的根本点是认为世界有一个绝对的真理，人类只要找到了它，就有了统一的认识，就可以免除一切苦难。后来基督教能够接受柏拉图的思想也就是由此出发的。柏拉图的这种“绝对理念”后来成为理性主义和近代科学的思想基础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培养了几乎所有西方社会的理想主义者。柏拉图追求绝对一致、惟一和普遍的解决问题的一元论，在人类思想史上的地位似乎强大而不可动摇，但是所带来的问题，尤其是为了解决思想分歧而采取禁锢思想的暴力手段，也一直伴随人类的历史进程，这在现代和后现代的学术圈中就饱受批评。例如，同样主张理性主义的罗素就曾经婉转地批评柏拉图，他说：“以意见的一致来代替客观标准的那种观点里包含着一种后果，而这些后果却是很少有人愿意接受的。像伽利略那样的科学革新者宣扬一种当时很少有人同意的见解，但终于差不多得到了举世的拥护……这就蕴涵着，在一般的意见而外还有另一种标准。”（《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159页）罗素的这番话在今天看来可以说隐约提到了科学范式的革新问题，有点接近于后来的主张多元价值观的自由主义的学者，例如对柏拉图的理性中心主义进行批判与解构的伯林、德里达等人。
说来也好笑，我看到译者用这种怨而不谤的解嘲方式来批评人心不古的时候，不期然的就联想到了《镜花缘》中的唐敖和多九公逛君子国的事。唐、多这二位中华礼仪之邦的人物刚到君子国就被该国做生意的小贩弄傻了，顾客说付钱少了；商人说货不好，收款多了，扯皮扯了个不亦乐乎。有趣的是该国的宰辅就是高人隐士，也就是柏拉图讲的哲学家。国家治理得如此模样，人人尧舜，都像雷锋，恐怕农民、商贩最后连饭都没有讨的，到头来谁来为无利的事业埋单呢？福利国家吗？这等高尚的理想国，谁愿意成为国民呢？在WTO、全球化、多样性等现代化的背景下恐怕也就是书呆子们和理想主义者们愿意。
出版《柏拉图全集》只是一个惠及读书人的文化建设而已，没有那么宏大高尚的意义，也与十三亿国民平均分配没有什么关系。在我看来，它的意义在市民社会里就在于它是一个让出版界有面子、让读书人可陶醉、让普罗大众能仰止的文化符号，饭后茶余似不经意地提一下柏拉图老先生的大名，没准让人满地找眼镜，岂不快哉！
范明生
以寻求智慧为根本目标的希腊哲学在整个西方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处于初始阶段。希腊哲学家的作品具有原创性，而哲学大师柏拉图的著作则是希腊哲学库藏中的瑰宝。继苗力田师主持翻译的《亚里士多德全集》出版之后，由清华大学教授王晓朝翻译的四卷本《柏拉图全集》于2002～200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西方哲学研究领域的一件盛事，值得庆贺！
我和王晓朝认识已久。他二十余年甘于寂寞，潜心学习，研究希腊哲学，对柏拉图哲学尤其热衷。在1982至1984年期间，他作为硕士研究生，拜在我国老一辈希腊哲学史家严群先生门下，学习希腊语和希腊哲学。我记得，在由汪子嵩老师主持的答辩会上，他的硕士学位论文《论柏拉图的辩证法》获得与会者的一致好评，不久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外国哲学》上刊载。接着在前杭州大学长期任教，并于1993～1996年期间，远赴英国利兹大学攻读并获得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当即由世界著名荷兰莱登的E．J．Brill学术出版社出版，期间还随Barbara Spensley博士专门攻读古希腊语。这些都为其立志全译柏拉图著作，以实现其恩师严群先生的未完成全译柏拉图全集的宿愿，打下了扎实而深厚的基础。
就本人已经读过的《全集》第一卷和第二卷中的《斐德罗篇》、《会饮篇》和《巴门尼德篇》而言，以下几点印象和理解还是比较深刻的。
第一，《柏拉图全集》是中国新的文化背景下取得的新成果。古老的、体现出不同原创文化精华的典籍之所以要不断地重新诠释和翻译，不仅取决于对原文的理解，还取决于译著处在不断变化的文化背景之中。正因为这样，经典著作不仅须常读常析，而且对不同语种的经典著作的译解，也将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就柏拉图著作的英译而言，直到1804年才出现T．Taylor的五卷全译版，接着是Cary和Davis等的Bohn丛书版六卷全译版，但直到1871年B．Jowett的四卷版时才被普遍接受，至今仍然受到重视。至于著名的洛布古典丛书版的十二卷本，则是由好几个学者分别译出的。不同译者的英译版至今仍在不断出版。除了希腊语原版，翻译时参考较多的美国的汉密尔顿（H．Hamilton）等编辑的普林斯顿版一卷本，就是将现有较好的诸家不同英译本汇编的一卷本《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1963年初版）。法译版，较早的是由库赞（V．Cousin）于1825～1840年编译的十三卷本；但也是直到罗斑等在二十世纪初至三四十年代完成的布德学会版的版本，才获享权威及荣誉；可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一批中青年学者的翻译本仍在不断问世。德译版同样也不断出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可能就是施莱马赫译的1804～1810年柏林版的六卷本，然而，直到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在前人译本基础上，新的德译研究版才出版。其他如意大利文版等也同样如此，数百年来不断有新的译本出来。就英、德、法、意等语言来讲，它们与希腊语同属印欧语系，它们的主流文化又都源于希腊原创文化，期间的翻译也是需要持续不断地进行。对于分属不同语系和异质的不同文化的中国和希腊，“在跨文化背景下翻译经典实质上是一种不包括语言翻译在内的文化翻译，既涉及语言的变化与转换，也涉及思维方式的变革。”（王晓朝《文化翻译及其对传统的影响》，见《世界哲学》2002年增刊）因为，翻译同时也是不同思维方式的转换。如果说以希腊为代表的西方以分析见长，中国的特征则是综合，彼此之间的转换和翻译是非常困难的，需要不断持续地进行。随着时代的变迁，跨文化领域中的经典，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的著作，尤其有重新翻译和诠释的必要。首先，随着时间的推移，汉语本身不断发生变化；其次，文化环境发生剧烈的变化，变化中的文化背景产生重新翻译其他民族传统文化经典的需要。其次，在其他民族强势文化（如当今的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本民族的传统存在断裂的危险，为了在精神上保全本民族的传统并促进本民族文化更新，必须对外来经典和本民族经典，进行新的诠释。王晓朝一方面认识到，翻译和诠释有助于我们把握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规律，它是文化交流与融合工作的关键。另一面又认识到，外来强势文化的渗入，有可能造成华夏传统文化的断裂。王晓朝正是抱着这种认识和使命感，在当今新的文化背景下，从事翻译柏拉图对话这项艰辛的工作，所谓借它山之石以攻玉。
第二，广泛吸收国内外研究古希腊哲学的成果。中国学术界对以希腊为代表的原创文化的传播，早在四百年前就开始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明末西洋传教士利玛窦同徐光启一起合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接着是由李之藻和传教士合译的介绍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思想的《寰有诠》，以及介绍其逻辑思想的《明理探》，但直到民国初年，才由郭斌和、张东荪等陆续开始翻译出版柏拉图的对话篇，以及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等。严群则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撰写和发表了研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伦理思想》等。标志性的成果应该说是陈康先生四十年代发表的研究性译著《巴曼尼得斯篇》（1944年，已收入汪子嵩师等编的《陈康：论希腊哲学》）。1949年后，在希腊哲学著作翻译方面是有成绩的，如由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的《古希腊罗马哲学》，吴寿彭译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朱光潜先生译的《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严群先生译的多篇柏拉图对话，特别要称道的是苗力田老师主持翻译的《亚里士多德全集》。
改革开放以来，与国外交流的渠道大大扩展，希腊哲学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治理哲学史，除了深厚的理论修养、掌握大量原始资料和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及精深地掌握语言文字外，方法问题同样也是至关重要的。陈康先生在讲到他自己的研究方法时，强调指出：
每一结论，无论肯定与否定，皆从论证推来。论证皆循步骤，不做跳跃式的进行。分析务必求其精详，以免混淆和遗漏。无论分析、推论或下结论，皆以其对象为依归，各有它的客观基础。不做广泛空洞的断语，更避免玄虚到使人不能琢磨其意义的冥想来“饰智惊愚”。研究前人思想时，一切皆以此人著作为依据，不以其与事理或有不符，加以曲解（不混逻辑与历史为一谈）。（汪子嵩、王太庆编《陈康：论希腊哲学》，第ⅲ页）
汪子嵩老师在其主持的四卷本《希腊哲学史》的写作过程中，比较有意识地、自觉地运用了这种严密的方法，在尽可能忠实地显示出古希腊哲学的原貌上做出了努力。王晓朝本人虽未直接执笔参与具体写作，但他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并对此做出了贡献。他曾多次参与了有关的讨论，应邀通读过第一卷的全部原稿，并特地为它编订了人、地、神名译名对照表。他已发表的学术著作，如《希腊宗教概论》、《基督教与帝国文化：关于希腊罗马护教论与中国护教论的比较研究》、《神秘与理性的交融》、《教父学研究》，等等，都显示出这种方法的精神。陈先生的这种方法，实质上体现了西方文化精神的逻辑——分析方法，它最初由巴门尼德和芝诺提出，经由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发展和丰富，到亚里士多德那里集大成，具体地体现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因此，只有掌握和熟悉了这种方法，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诠释他们的著作。应该说，王晓朝多年来是在这种方法的熏陶、影响、应用、推广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
其次，翻译必须忠实于原义的精神。正像陈康先生在他评注的柏拉图《巴曼尼德斯篇》中强调指出的那样，翻译哲学著作的目的是传达一个本土所未有的思想。但一种文字中习惯的词句，只能用来表示那些在这种文字中产生了的思想，如果要求翻译者极力满足“信”的条件，完全用习惯的词句来传达本土从未产生过的思想，那是一件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不牺牲文辞，必牺牲义理；不牺牲义理，必牺牲文辞。他力主将柏拉图在《巴曼尼德斯篇》中的idea或eidos译为“相”，而反对译为“理念”；estin译为“是”而反对译为“存在”。但要真正理解和贯彻陈先生的观点谈何容易。如在《希腊哲学史》第一卷中，出于“约定俗成”的考虑，依然将idea和eidos译为“理念”；将巴门尼德残篇中的estin译为“存在”。陈先生在美国读到该卷时，在回信中认为不妥当。到《希腊哲学史》第二卷时，由于意识到“约定俗成”实质上是“约定错成”，才毅然决然改译为“相”。但在讨论到《巴门尼德篇》时，虽已指出estin是动词eimi（相当于英语的Be）的现在陈述式第三人称单数（相当于英语的is），可以译为“是”、“有”和“存在”；但是为了读者容易理解仍都译为“存在”。直到四五十年以后，他的两个亲炙弟子，王太庆和汪子嵩师，才深刻地意识到将estin和on等译为“存在”是一种必须消除的误解。他们在合写的重要长篇论文《关于“存在”和“是”》（《复旦学报》2000年第1期）中强调，只有将on、estin、einai这些词译成“是”才比较合乎原义，能比较好地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以及理解整个西方哲学；“是”是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所以西方哲学重视分析，重视分辨真和假，从而促进逻辑和科学的发展。关于on和ontology的讨论，这几年来正在学术界热烈地展开讨论，其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是”的问题决不是一个译名问题，而是关系到能否进入到西方哲学精义的问题。（《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词典》，布宁和余纪元主编，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王晓朝不仅积极参加而且还推进了这场关于“是”的大讨论。其观点和成果体现在这部《全集》的翻译中，显示出他对包括柏拉图在内的希腊哲学乃至这个西方哲学最中心的特征的深刻理解。
第三，实事求是，尽力做到“忠实、通顺”。王晓朝清醒地意识到全译柏拉图著作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前辈学者们由于种种原因都未能竟全功而留下终身的遗憾。他意识到全译柏拉图至少需要以下这些方面的准备：古希腊原创文化及其历史（尤其是作为哲学前史的神话、宗教知识）方面的素养、关于古希腊语和汉语以及这两种语言间的歧异的知识以及对整部古希腊哲学史的发展历程（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的on和ontology）的精当的理解，再加上工作过程中的坚忍不拔、心无旁骛的精神状态。综观他近年来的学术成果，这些已经基本上具备或者是在工作过程中逐步具备了。他为自己提出的具体标准或目的也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忠实、通顺”。在翻译的进行过程中，以希腊语原文为基准，尽可能吸收西方学者和国内已有译本的积极成果；也就是说，是在主要依据希腊语原文的同时，广泛吸收前人努力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但它决不是已有的汉语译本再加上若干补译的对话的汇编，而是全部重译并编制的一个全集本。王晓朝认为，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汉语和中国的教育制度在二十世纪中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的中青年读者如无文言功底，对出自老一辈翻译家之手的柏拉图对话已经读不懂了；加之，已有译本出自多人之手，专有名词和重要哲学术语的译名很不统一，因此需要全部重译。他坦言，目前仍未能达到抛开辞典和已有的各种西文译本，仅依据希腊语原文进行翻译的水准；而是以希腊语原文为基准，版本根据娄卜丛书中的《柏拉图文集》，翻译中参考了学术界公认的权威新译文。而且，鉴于自己的学术兴趣主要属于哲学方面，无法兼顾到文采，惟力求真实的表达文本的原意，所以在翻译中以“忠实、通顺”为原则。这里所讲的“忠实”，是针对所翻译的希腊语原文而言的；所讲的“通顺”，则主要是面对读者受众而对译者提出来的一个质量标准。
王晓朝说，自《柏拉图全集》第一卷出版以后，收到了许多信件、电子邮件、电话，赞扬者称“功德无量”，批评者称“与某某译本相比不够好”等等。译者希望同行们不要将注意力放在《柏拉图全集》与其他已有对话译本的优劣评判上，而是放在对已出版的《柏拉图全集》的纠错上。根据通读第一卷全文和第二卷中《斐德罗篇》、《会饮篇》和《巴门尼德篇》的译文的体会，并参照公认的权威的英译文，我们认为，王晓朝的这项工作是进行得严肃认真的，基本上已接近他所提出的标准：“忠实、通顺”。不但令一般读者可以据以了解柏拉图的哲学，就是专业读者也可以从中获得启发。
对西方原典译文做出全面准确的评价并非易事。例如，大家公认的朱光潜先生的《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是优秀的译本，长期以来受到广泛的好评和欢迎。朱光潜先生自谦不懂希腊语并深以为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主要是依据法译本转译的。我有幸读到过已故王太庆师的部分柏拉图对话篇的译文的手稿，他精通古希腊语和英、德、法、俄等文字。但比较两位大师所译的《会饮篇》和《斐德罗篇》，王太庆老师的译文，柏拉图的思想是偏于理性主义的，而朱先生的译文，柏拉图的思想是偏于非理性主义的。但是，并不能率而断定太庆师由于精通古希腊语及其哲学，又吸收了举世公认的施莱尔马赫的德译本的长处，译文就一定优于朱先生。因为实际品评起来问题远为复杂得多，所以我们建议王晓朝应该欢迎各方面、各层次、各领域人士的批评和建议。
接着我提两个建议。第一个是根本性的。全译柏拉图确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前辈学者们对此梦寐以求，结果都抱憾终身；王晓朝以近五十之龄竟然毕其功于一役，可以说是生平一大快事或幸事。但事情也正像古人所说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但愿王晓朝以此为始点，不断精益求精，深化对柏拉图的理解和不断提高译文的质量。王晓朝也有此意识，今后他还要与几位年青学者一起，对柏拉图的重要对话进行诠释性的研究。这是一项世代相继永无终结的工作。西方诸国与古希腊文化血缘相通，他们诠译和研究柏拉图有一个时代相继的庞大队伍，至今仍孜孜以求；我们可以说刚刚起步，今后还有漫长的路要走。第二个建议是具体而细微的：（1）提要。王晓朝据普林斯顿一卷版译出Ｈ．汉密尔顿列在每篇对话前面的“提要”虽然是很有必要，但汉密尔顿有的提要写得很草率。例如，汉密尔顿对《巴门尼德篇》这篇极端重要的对话的精义不去认真分析介绍，却写下毫无意义的话语：“普通人读来会感到它毫无意义。整篇论证好像有点意思，但却无法在读者心中留下任何痕迹。”（《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第754页）这种提要，只会将读者引入歧途。《国家篇》更是写得文不对题。所以我们建议，以后有机会和可能的话，重写全部提要，并且希望比现在版本的略为详细具体些。（2）索引。作者根据普林斯顿一卷版，译出全部详备的索引，这是相当必要的，既有利于一般读者，也有益于专业读者。但这里将本来编在一起的索引一分为二（以人、神、地名为准的“名目索引”，以概念范畴为主的“事项索引”），读者使用起来反而不方便。建议以后仍然“合二为一”。（3）索引排列。索引是按中译音序排列，建议附上英汉译名对照表。一则，目前译名远未统一，二则，不少读者不熟悉汉语拼音。（4）索引条目。索引中的条目，除了附有英译名外，最好另附上用拉丁字母拼写的原希腊语，这对于专业读者来讲是极其重要的。
最后，再提一个期望。希望王晓朝今后能有机会弥补他在译者导言中留下的遗憾：“有许多地方无法兼顾到文采”。的确在翻译中，除了考证功夫外，在“义理”、“文章”两方面都能达到高度统一是极其困难的。就我们所知，在西文方面，水平最高的就数施莱尔马赫的德译本。就英译本而言，B．乔伊特（B．Jowett）的译文文笔优美流畅，译文本身几乎可以作为英文范文来读；但在译以“义理”见长的对话时，就显得不足，因此普林斯顿版一卷本在酌定挑选以义理见长的对话《巴门尼德篇》、《智者篇》、《泰阿泰德篇》时，就采用了F．M．康福德的译本。当然，今后既要提升古希腊语的修养，又要同时提升汉语的美文方面的修养，的确是双重的辛劳；但需知，柏拉图既是西方古今以来伟大的哲学家，又是希腊“散文作家中的最伟大的作家。”（德国浪漫派代表人物Ｆ．希勒格尔语）作为一个痴迷柏拉图对话的读者，希望能看到“义理”、“文章”和“考证”三者相统一的完美的汉语译文。这是我们深切寄予的厚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