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真应了“不贤者识其小”这句套话，读完厚厚一册《张东荪传》（左玉河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给我印象（刺激！）最深的竟是传主的一段自白。1916年，素来以“政论家”自期的张东荪对自己的文字产生了极大的疑虑，他在一篇讨论“联邦制”的文章中沉痛地说：“吾侪书生，徒发空言，固不足济事于万一，而师我者，方据为口实，又宁能无怖于心？”窃以为，对张氏这段话不能等闲视之，因为它揭出了近代中国“政论家”的两难困境，一方面，作为一个深具使命感的知识分子，“政论家”不能不对现实政治发出自己的声音，另一方面，因为政治不上轨道，“政论家”的政论却往往要撞入被实力派别把持的现实政治的鬼打墙。
按照近代以来西方兴起的知识分子的概念，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是理性、平等、自由等这些人类基本价值的维护者，他深切关怀着国家、社会里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必须超越于个人以及小团体利益之上。作为一个深受现代西方文明洗礼的人，张东荪在自我定位上已经完成了从旧式“士子”到“知识分子”的嬗变，这表现在他对知识分子关怀公共利益的职责有相当清醒的自觉，并据此对“干政治”与“评政治”作了一番区别，认为“干政治”与“评政治”是不同的，“前者作政论是为了政治的，后者却只是对于政治发言而并不去干”，又说“殊不知民主国家所需要的不尽是干政治的人才，即坐而论道的批评家亦未尝不是国家一种需要。……有些人责备评政治者，以为是说风凉话，自己上台亦未必干得好，这些都是最不通的议论。即在外国，如萧伯纳何尝不作政论，但人民并不要求他去干；到过中国来的罗素亦喜欢谈政治改革问题，但亦没有人责备他为何不参加实际上政党活动。”以萧伯纳、罗素这些西方大哲作参照，立意要做政论家的张东荪决心“言其所信”，他说：“若只限于评政治而不去干，则当然应该言其所信（不赞成暴政就反对，不赞成流血就批评，用不着取巧）。有无左右夹攻，在所不计，即被夹攻，亦当甘之如饴。”
张东荪正是以“政论家”的身份活跃于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近代中国风雷激荡，各种理论思潮交汇搏击，张东荪总是力图坚持自己的立场，发出自己的声音，如在北洋政府和国民党人的对峙中，他一方面对袁世凯违反法制破坏共和的行为严词抨击，另一方面指责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是“乱党之罪”；一方面引进社会主义思潮，另一方面又强调“吾知过激主义不来中国则已，来则必无法救药矣”；一方面认为“国民党之取北洋军阀而代之完全是换汤不换药”，另一方面又对两个派别都表示失望，寄希望于“另起炉灶，造成一个新的势力”；直到1949年，毛泽东已经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宣告“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宣布要走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张东荪仍然执拗地主张新中国不能反美，不能成为苏美冲突的牺牲品，令人震惊的“张东荪叛国案”也源于张氏天真地希图以民间立场、调解人身份疏通中美关系……和梁启超一样，张东荪在论政的一生中是多变的，尤其是在他以中间力量的身份参与调停国共冲突失败以后，面对民盟解散、“第三大党”瓜分豆剖的现实，一向主张走民主宪政之路的他转而对革命和斗争哲学部分认同，企图各取社、资两种制度之所长，建立所谓“新型民主”。怎样看待这种“多变”？以梁启超之贤，其“多变”亦常常不为时论所谅，被讥为“投机”、“趋时”，何况张东荪？然而在我看来，一个谈论政治的人只要所发之论是基于自己的立场和信仰，哪怕是奇谈怪论，投机、趋时又有什么关系？指责一个“评政治”而非“干政治”的人投机、趋时的论者其实是预设了一个前提，这就是他先已从根本上否定了“评政治”的人有不为外力左右的定力和独立的立场。
张东荪论政是以萧伯纳、罗素等为榜样的，但由于近代中国缺乏政论家独立议政的土壤，他早已注定做不成中国的萧伯纳、罗素。罗素在二战初起时曾基于和平主义的立场著文认为与希特勒斗争比对希特勒妥协危害更烈，招致舆论批评，但批评者都只是在批评罗素“这一个”，如果放到近代中国的语境中，批评者却肯定会自然而然地发出高屋建瓴的质问：你究竟是为谁服务为哪个阶层谋利益？这一尴尬滋味张东荪曾数次品尝，当袁世凯的北洋政府有集权的趋势时，他大力鼓吹地方自治的联邦制，认为可以制衡中央政府作恶，而袁氏一倒，一时群雄割据，张氏等人鼓吹的联邦制适成为地方军阀拥兵自雄的最好口实！
政论家都是以不偏不倚的立场自诩的，抛弃这一立场便也不成其为政论家，可是在一个缺乏政治文明，政治不上轨道的地方，一个习惯于在现实政治中上下其手纵横捭阖的人看来，“客观、公正”都只是谋一己之私的幌子，哪里有什么纯粹中立？《张东荪传》中记有一事：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决定召开伪国民大会以孤立共产党。蒋介石、宋子文请张东荪吃饭，劝其出席“行宪国大”参加政府，张氏拒绝说：“最好还是保留一个将来能参加和谈的身份”。蒋介石听后非常生气，“脸色铁青，气得踢桌子下的狼狗”。无疑，以蒋的思维定势，他是只有为我所用和为敌所用的两分法的。在内战爆发两大党角逐的特殊时刻，中间势力一时似乎颇受各方倚重，但同时却常常又是两面受气，角斗场上，甲方占优，你呼吁和平，乙方大赞你主持公道，甲方却难免要怀疑你屁股坐在哪一边，而等到乙方反占优势，你再叫喊停战时，乙方却要视你为讨厌的鸦鸣蝉噪了！梁漱溟当年为呼吁和平也写过一系列文章，为避免“被认为是受某种势力的支持而站出来说话的”，专门公开声明只代表个人不代表任何组织，只言论不行动。但后来仍然被清算，认定其“立场完全是帮助蒋介石的”，虽然梁先生一再辩称他意在“为国家民族息干戈兵乱之苦”，但在经“法”、“术”、“势”这些传统政治哲学熏染的人眼里，岂非笑谈？
评政治的人总是要被各揣心机的干政治的人谬托知己的，鲁迅在一篇纪念章太炎先生的文中曾说：章先生好骂人，外号“章疯子”，如果他骂了自己一派，报纸上就会出现“章疯子大发其疯”的新闻，可是某一天章骂到对手头上了，报纸上又有了新的题目，这回是“章疯子居然不疯”！鲁迅先生的口气像开玩笑似的闲谈，然而在熟悉先生身前身后事的人读来却另有一番欲说还休的滋味，以迅翁的清醒、敏感甚至多疑，仍然难免被人利用，遑论其他！
因“叛国案”被“养起来”的张东荪赋闲家居，作旧体诗词以自遣，望着壁上悬挂的梁启超手书的对联“风波旧忆横身过，世事今归袖手看”，回首前尘不禁老泪纵横。平生事业，是耶非耶？他作了如是总结：
深感清诗记我狂，梦回犹自对苍茫；
书生谋国直堪笑，总为初心误鲁阳。
好一个“书生谋国直堪笑”，这难道就是张东荪那一代以“言其所信”、“但求心安”的政论家自期的知识分子的宿命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