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街村是个谜。自从这个河南腹地的小村庄出名以来，它的存在就困扰着学界和舆论界。誉者多，毁者也多，而南街村也有意布下迷障，故意彰显红色的面目，遮蔽其经济活动的轨迹，故而使得南街村的面目更加扑朔迷离。好在，这个世界不乏喜欢刨根问底之辈，项继权先生的新作《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一书的问世，使得南街村谜团的谜底初露端倪。
项先生为我们解剖了三个麻雀，南街村、向高村和方家泉村，分别位于中国的中部、东部和西部，其中最为典型，也最为惹眼的是南街村。其实，像南街村这样发展集体经济的典型，即使是在大包干的农村改革之后，也一直受到上面政策和宣传导向的双重鼓励，然而，随着时光的推移，全国范围农村的集体经济并没有普遍地发展起来，甚至像苏南这样早在改革前就已经红火起来的农村集体经济，也趋向没落。南街村的典型难以推广，这无疑是令某些理论家难受的事情，究其原因，恰是项继权所指出的那样，南街村实际上是一种能人型的政治经济复合体，其中“能人”是决定性的关键因素，个中的“能人”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一是具有相当的政治经济能力，二是具有足够的个人魅力，三是必须具有对集体的道德责任感，而且这样的能人机缘凑巧又能处于某个村庄集体的领导位置上，否则，这种“再集体化”的辉煌就难以出现。
当然，仅仅点出南街村现象的“能人政治”本质，显然不足以揭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农村“再集体化”现象的全部内涵。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走出人民公社体制的中国农民，在国家日趋于和世界接轨的背景下，面对正在发育且极不规范的市场，亲历迅速膨胀且又对农民深沟高垒的城市化，自身有着太多的组织化需求和对集体经济的需要，如果有可能的话，似乎没有理由相信农民会拒绝集体的帮助以熬过市场的风浪。从历史上看，中国农村事实上并不存在纯粹的小农私有制，“集体经济”往往以族产、社产等名义广泛存在，不管其经营的效益如何，对于所在的农村社区和农户都切实有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公产的存在，是农民的自身需要所派生的，而不是谁强加给他们的。不仅农民对“集体经济”有需要，而且对于宗族乡社等社会组织，特别是处于这些组织顶端的“能人”，也有强烈的依赖。越是在动荡和变数不定的时代，人们对组织以及能人的依赖就越强。只要能人能给农民带来好处，那么他们宁愿放弃自己的意愿，将支配自己的权力拱手相让。古代中国有过“坞壁”，近代中国有过“土围子”。现今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农民，尽管可能家家都有进城打工的人，也用上了彩电冰箱，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真的现代化，农民跟他们的祖先一样，其实更希冀依靠能人和组织度过转型期的风险。只是，过去的乡社组织连同农村的自组织机制，一同被长期的动员型的体制摧毁了，乡村的革命精英又高度地政治化，缺乏领导经济活动的领袖素质，时代和机缘都没有给农民以再组织起来的条件和机会，所以，他们更多地只能与自己的本愿相反，趋向一盘散沙式的原子化。只有少数地方，恰好处在原体制乡村领导位置的是具备领导气质和经济能力的人，可以在合适的政治环境下（有上级的支持），利用原来的管理结构重振集体经济，建立农村基层的政治经济复合体，如是，就出现了类似南街村和大邱庄这样的“奇迹”。
从某种意义上说，南街村现象不过是传统宗社乡党组织的现代衍生，正如项继权所指出的那样，在南街村，村民委员会已经形同虚设，村民代表会和村民大会也不开了，所谓的公民参与更是谈不上。南街村的权力架构，除了名称之外，已经没有什么现代意味了，不仅如此，南街村也不是毛泽东时代体制的复归，且不说其经济因为引进外资，不再具有“原教旨”的集体经济意义，就其大量雇佣劳动而言，就已经离“共产主义”太远了。极而言之，南街村的两大社会阶层，上万人的“外工”和不多的“本土村民”，以及附着于本土村民的荣誉村民，后者是所有者、管理者以及食利者，前者只是劳工，按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后者是在榨取前者的剩余价值。所以说，实际上，南街村随处可见的革命标语，高亢的革命歌曲，反复的思想政治教育和高举的毛泽东旗帜，说白了只不过是一种文化，一种与南街村的当家人王洪彬的治理结构相匹配的文化。借助于这种文化，对内可以增强凝聚力，强化管理，对外则打出南街村的标识，具有强烈的宣传和广告作用。不论王洪彬对此有无自觉，但南街村的红色，的确在客观上起到了这种效果。南街村经济发展得规模越大，其治理方略“外圆内方”中的外圆部分就越是发达，甚至将所有“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包括桑拿房、歌厅都为外方管理人员建好，同时也使得其内部在“共产主义”的道路走得越远，或者说红色涂抹得越重，甚至要建大食堂，不让村民在家吃饭，申请将南街村改为“南德公社”。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红色的文化，所以南街村整体上的秩序、凝聚力都要大大地优于向高和方家泉。集体经济也更为壮大，当然，其知名度也更高。虽然，真正导致南街村集体力量的关键因素，是“班长”王洪彬的经济开发和管理能力和看得见的绩效，但南街村以尊崇毛泽东为标志的革命文化，还是强化了班长的个人权威，在南街村，“‘听班长的话，按班长说的去做’，几乎成了人们的口头禅。”这样的情景，总是让人奈不住要想起过去那个熟悉的岁月。
在中国，当一群农民和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在某种机缘下，以某种结构结合时，凡是能成点气候的，除了合适的权力架构之外，总是会适时地出现某种文化，历史上的许多文化要素都出现在这种集团文化中，佛教、道教、基督教甚至会道门的异端奇说，有了这种文化，集团内部对领袖的个人崇拜都无一例外地得到了加强。在河南这块土地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太多这样的团体，现在我们知道了，原来这种模式也可以复制到集体经济中，为农民做点好事。只是我们担心，一旦领袖不在了，或者一时发昏做出反常之举，事情将会是怎样。
一千多年前，陶渊明写过《桃花源记》，记的是一个留在历史深处的小天地，据陈寅恪先生考证，陶潜的桃花源，实际上就是那时代常见的坞壁，人们为了躲避战乱聚族据险筑墙形成的一个个小聚落，那里，没有例外地都会有一个深孚众望的领袖。我感觉，南街村这样的地方，真有点像是市场海洋中的坞壁，只是这个坞壁有的部分停滞在历史上，有的部分却与时俱进。
（《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南街、向高和方家泉村村治实证研究》，项继权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版，3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