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伯察（Evariste Huc），一个目光炯炯、健谈善辩的法国传教士，道光十九年来华。
他浑身洋溢着生气，肥胖得让人觉得可笑。性格的热情奔放令他滔滔不绝，像火一样燃烧着，使人觉得上帝的这位使者有那么一点儿疯疯癫癫的味道。古伯察这次来华，就是要把上帝的曙光带到清朝来，特别是边远地区，比如蒙古、西藏。然而真不凑巧，中英之间鸦片战争爆发了，到处都有流血事件发生。古伯察四处奔走，一筹莫展，最后，不仅没有在清朝建立基督城，没有将清人引入上帝的牧场，当然，也不可能把上帝福音书发给每一位清朝人，甚至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都没带回，还被琦善赶出了西藏。颠簸流离多年，古伯察事业无成，惨遭失败，然而他的冒险精神、殉教主义、及大殖民主义的强者心态却被人们永远地记住了。取名“西来的喇嘛”的这本图文传记，形象地叙述了这个大冒险家的故事，为我们研究早期殖民主义心态及中西文化冲突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古伯察的祖父脾气火爆，性格乖戾，这个法国人年青时候因为爱好打斗和赌博，两次参加法国远征军团，最后因负债累累逃到美洲地区，和一个公证人的女儿结了婚，一步一步直至声名显赫，儿子却是一个忧郁感伤的青年，渴望文明、和平与教养。古伯察表面上继承了父亲的虔诚、谦卑、温和与善良，骨子里却仍是一个格林纳达岛上的野蛮人，他喜欢冒险，胜于他祖父喜欢赌博一千倍。他的父母把他献给了上帝，而他则处心积虑地想要逃脱他们的约束，他渴望到东方去，渴望在那里建立第二个格林纳达岛王国。
他具有满怀激情者的所有特征，神不守舍、躁动不安，又易变、爱幻想、渴望自由与冒险、梦想财富和奇遇。在古伯察身上，鹰鸷般的嗜血性格与基督徒的殉教精神奇迹般结合在一起，这是他作为一个大冒险家首要的特征。先把自己想象成恺撒大英雄，想象成拿破仑神话，古伯察迷醉于世人对自己顶礼膜拜的巨大狂喜之中。他的一位法国同教教友董文学（Perboyre）在武昌被杀。古伯察手捧那带血的罩衫，眼中迸射出奇异的光芒，喃喃地，最后竟是又喊又叫：为信仰而战，为信仰而死，我在哪里，上帝便在哪里！奇怪的是，古伯察尽管大胆冲撞，却没有被杀掉，这与他那滔滔不绝的口才有关。大冒险家的重要特征也少不了这个。他绝不缺少睿智或幽默，无论到哪儿，古伯察都会成为核心，连珠炮式攻势也会震慑对方，他的光芒甚至掩盖了与自己同行的秦噶哔（Joseph Gabet）神父。
古伯察作为一个冒险家之“大”，更在于他以苦为甜、坚韧不拔的毅力。从鞑靼到西藏，不仅有高山险水，强人猛兽，更有数不清的蚊蚋、水蝗与严寒、疲惫交相攻击。然而古伯察却因此而觉得高兴。德高年迈的鞑靼老人给他献上了一份荷马式的晚餐，羊尾巴一根；没有火，没有锅，没有刀叉，更没有面包，只有老人热切的目光，看着他大口大口地嚼生羊尾巴。在青藏高原，瘴气夹着冰雾猛烈地吹打着，古伯察又冷又累，整个人像失去了精神，勇气与力量慢慢萎缩，然而毅力却牵引着古伯察一直走进了拉萨。
这是大冒险家生命的最后一道堤防。
《西来的喇嘛》一书再现了古伯察这个野心勃勃的传教士英雄。他若是一个梦，便是一个真实的梦，他若是一个英雄，却绝非是一个失败的英雄。因为他爱，恨，疼，愁，喜，癫，四处游荡，他是一个充实的精神体，一个时代形象的体现。
古伯察的形象使人想到了中西文化冲撞。1840年前后，英法等国强迫清廷打开大门。《西来的喇嘛》一书对清人为何最终没有接受基督教文化作了许多分析。说是传教士的内部争执、人员缺乏以及汉语水平不高，恐怕都没有说到点子上。基督教无法被清人接受，存在两个原因。一个是内部的，涉及东方文化与基督教文化根源。东方文化是现世的，人的学说，以解决人的生存方式、处世态度；即使佛教轮回转世学说，其根本还是以人为中心，要求的也是以出世的心态过入世的生活。而基督教文化是浪漫的神的学说，它倡唤人们追逐无所不在的精神，它要求过的是一种灵魂的生活。其根本是以神为中心。这对挣扎生存的清人来说，无异于痴人说梦，因为神不会施舍粮食，而摆脱了肉体谁来给他套牛犁地，谁来给他生儿育女？另一个是外部的原因，即基督教文化是以强者姿态输入清朝的。文化交流的不平等现象永远存在，融合两种文化应该逐步展开。古伯察意识到要与佛教融合，基督教才有出路。然而，他在传教中表现出的强者姿态大大伤害了清人。这也是症结所在。
《西来的喇嘛》的作者雅克玲·泰夫奈（Jacqueline Thevenet）夫人是法国蒙古史学研究权威。这部以古伯察为中心的传记，为我们提供了中外交流关系史的许多可贵的图文资料，反观自照，也为我们看自己的变化，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西来的喇嘛》，［法］雅克玲·泰夫奈著，耿昇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8月版，1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