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贬谪”，在唐代乃至整个古代，是大多数文士无法回避的一种命运，一段必然经受的人生历程。文士要参政，要进入仕途，就必然有升迁与贬谪。凡是进入过仕途、在官场上摸爬滚打过的唐代文士，几乎都经历过或重或轻、或远或近、或长或短的贬谪。贬谪既是诗人普遍经历过的一种刻骨铭心的人生境遇，“发乎情”的诗歌，就必然与贬谪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就说过：“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宋末元初方回编选大型诗选《瀛奎律髓》时，将“迁谪”诗作为一种独立的类型，列专卷汇辑唐宋时期“迁客流人之作”，首次展现了贬谪文学的冰山一角。可在此后，历元明清而至现代，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都很少关注贬谪与贬谪文学，很少从贬谪的角度去观察文学的发展与演进。
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尚永亮先生在他的博士论文《元和五大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初版?中，才正式提出“贬谪文学”的概念，第一次将贬谪与贬谪文学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来审视，从此开拓出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文士的贬谪和贬谪文学逐渐受到重视。1998年以来，先后在湖南怀化、衡阳、常德举行了三届全国性的贬谪文学讨论会，并出版了大会论文集《贬谪文学论集》（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如今，尚永亮先生又对其博士论文作了修订，以《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为题，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再版问世。
贬谪文化源远流长，贬谪文学涵盖面广，一本书不可能将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这样的大题目说尽做完，尚永亮只选择中唐元和时期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和元稹五位著名的贬谪诗人作为重点解剖的对象，以他们为视点，来“左顾右盼”。“左顾”元和文化精神，“右盼”元和文学的特质。
作为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研究的开山之作，尚著建构起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研究的基本框架，给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其基本思路，可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以被贬诗人为中心，着重分析诗人被贬之后所经历的人生苦难和精神苦闷，透视在生命沉沦中诗人心态情感的变化。“两个基本点”，一是贬谪的文化背景，一是贬谪的文学创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背景可视为贬谪的原因；文学，可视为贬谪的必然结果。
这是一个非常丰富宽广而有待不断开拓的研究领域。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文化环境和文化精神。屈原和贾谊时代的文化，不同于唐代的文化；盛唐时期张九龄和王昌龄被贬时期的文化精神又不同于中唐时期韩、柳、刘、元、白遭贬时的文化精神；北宋苏轼、黄庭坚因党争而遭贬的文化环境又与南宋初期赵鼎、李光、胡铨等因主张抗战而遭贬的文化环境截然不同，明代杨慎贬谪云南时的文化背景与清初吴兆骞（汉槎）贬往东北宁古塔的文化背景又有显著的差异。从贬谪的角度，可以考察中国文化精神和文化环境的变迁。不同的文化精神和文化环境，必然会造就文士们不同的人格精神和价值观念，同时也会影响到他们的人生选择和命运走向。
尚著经过纵横对比，深刻揭示出元和时期文化精神的特质：不甘衰败、奋发图强的复兴精神和源于忧患而欲克服忧患、建基于多难兴邦、哀兵必胜信念之上的进取精神，立足现实志在用世而又充满理性色彩的文化重建和文化追求，与参政意识和批判意识紧相关联的许国不复谋身的心性情怀。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和元稹，是这种元和文化精神的开创者、推动者，最终他们却成了元和文化精神的牺牲品，为这一精神的形成又为这一精神的影响而付出了被贬谪遐荒的惨重代价。历史的悖反，令人触目惊心。其他时代的文化精神具有何种特性？作为文化精神的重要创建者和实践者的文士，他们的命运与他们所追求的文化精神有着怎样的联系？这是有待思考的问题。
贬谪，是个体生命的沉沦，生命的沉沦又表现为生命由高向低的跌落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受到的磨难。不同的时代，对贬谪者有着不同的待遇，同一时代因贬谪原因和人事关系的差异，命运也大相径庭。从贬谪的角度，可以别开生面地透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另一面——苦难人生和苦难命运，探究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苦难史和心灵史。而这些，也亟待开拓和深化。
作者在书中用了大量的篇幅去展示中唐元和五大贬谪诗人所遭遇的人生苦难和苦闷情怀。这些苦难和苦闷，很多是我们以前未曾想到或不甚了然的，因而读来倍感触目惊心，时觉鼻酸眼红。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作者考察唐代贬谪诗人的苦难的方式方法，有几点特别值得借鉴。
一是分段考察。为了清晰具体地展现元和五大诗人在贬谪中所经历的人生苦难，作者将他们的贬谪历程分为踏上贬途、初至贬所和久居贬地三个阶段，层层深入地揭示他们在不同时空环境中所遭受的各种苦难和心态情感的变化。
二是用诗史互证的方法，揭示贬谪诗人在贬谪途中所经历的艰险和磨难。诗人贬谪途中的艰险和磨难，以前很少有人留意过。古代贬谪的地域，大都是穷荒僻远之地，唐宋以前，主要是贬往南方瘴疠之地；明清两代，大多是贬往西北或东北塞外边疆。然无论是南是北，无不是路途遥远，气候恶劣，条件艰苦，文化落后。古代交通不方便，远赴贬所，仅路途中的磨难就不堪忍受。而不同的贬谪诗人，从京城到贬所，究竟走哪条路线？所行路线的路况是怎样的情形？不同的季节时令，又是怎样的气候？不同的时代，朝廷对贬谪者赴任的行程和时间有何规定？这一切，都需要研究者广泛地搜罗历史地理、方志、交通和气候方面的材料予以弄清，再结合诗人的有关作品予以印证。
尚著对五大诗人的被贬行程作了细密的考索，认为柳、刘永贞元年的被贬和元和十年的返京皆经蓝田武关道，而其元和十年再度远迁则经长安至洛阳的两都驿道，由此对自宋人韩淳误判而为后人一再沿袭的有关诗歌作时作地予以重新定位，发前人未发之覆；为弄清韩愈赴潮州贬所途中的情形，先是查考史书有关记载，说明从天宝五载（746）开始朝廷就严令贬官须“日驰十驿以上赴任”，而这一规定意味着一天得走三百里，较之一天四驿或六驿的正常行进速度要严酷许多。这对拖家带口、携有行装的贬官来说，该是多么艰难?其次又对方志的有关资料和韩愈诗文加以辨析，具体说明韩愈由京赴潮的行程、所面临的地理、气候状况及突发的种种变故。了解了这些情况，我们才明白韩愈赴潮州贬所途中经历了怎样的磨难，也才能真正领会他在途中写下的“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二句所包含的焦虑、担忧、恐惧等复杂的心态，进而可以理解柳宗元的“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别舍弟宗一》）是何等沉痛！
三是结合现实的人生体验，融合传统的“以意逆志”的批评方法和现代心理分析方法，探讨贬谪诗人到达贬所后的精神痛苦和心态变化。这方面，是尚著最着力之处，也是最成功之处。贬谪诗人，来到穷荒僻远的贬所，除了自然环境的恶劣和生活条件的贫乏而导致生活的格外艰难之外，更难承受的是心灵的孤独。生长在北方的诗人，初到南方，因语言不通，常会导致与当地人的疏离和隔阂。这种疏离和隔阂又会日益加深他们的孤独感。柳宗元所谓“异服殊音不可亲”，就典型地表现了这种心态。作为贬谪者，他们又常常遭受社会的歧视、朋友的误解、旁人的冷落和上司的压迫。孤独之外又有深重的屈辱感。他们原本有着强烈的进取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迫切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而随着贬居时间的延长，眼睁睁地看着有限的生命时光在穷乡僻壤中白白流逝，被社会抛弃的感受、生命被拘囚和渐趋荒废的感受又会不断强化。作者像是精神分析医生，结合诗人的作品，借助现代心理分析的理论，逐一剖析了元和五大贬谪诗人在贬所种种复杂的心态及其变化，心理分析的结果是那样的新颖透彻，又是如此的真实可信。他好像不是分析古人的心理，而是对熟悉的心理咨询者进行心理分析和诊断。
尚著并不满足于对他们生活苦难的描述和心理苦闷的分析，而是进一步探讨元和五大诗人在生命沉沦的苦难中是怎样地顽强生存、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抗争，怎样从执着走向超越，以展示他们与命运搏斗的生命意志、生命力量、生存智慧和生存策略。作者不仅要描述以元和五大贬谪诗人为代表的唐代知识分子的人生苦难史，更要展现唐代知识分子的灵魂搏斗史、生命抗争史，从而成为一部唐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启示录。
不同的人格个性，面对生命的沉沦，所表现的抗争精神又不一样。元稹和韩愈，生命意志相对软弱，一遭贬谪，就多少有些挺不住，变得心浮气躁，做人的骨气大不如前，志节也不像平昔声称的那样刚正。柳宗元、刘禹锡最为刚强执着，他们在远远超出常人承受能力的环境中，以顽强的生命意志和坚定的自我信念，与各种外在的压抑相抗争，维护着自我的操守和人格尊严，同时也维护着诗人的真诚。当然，在长达一二十年的贬谪生涯中，柳、刘的性格也有所变化，贬谪之前是刚直激烈、无所避忌而又显得严谨不足、孟浪有余，贬谪之后，多少有些抑志敛性，尽可能做到外圆内方，以期自我的性格能与社会相适应。他们在政治斗争失败后的生命沉沦中，逐渐学会了既能坚持自己的人生信念又能保存自己的生存方式。从个体生存的角度看，白居易最善于保存自己，最讲究生存智慧和策略。他能做到激流勇退、远祸避灾；善于自我心理调节，随缘自适，随遇而安，知足常乐，所谓“苦乐皆由我，穷通命由他”；“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脱离谪籍之后，他能在不失俸禄产业而又清心寡欲的环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走上以超越为主的饱含闲适之情的人生道路。元和五大贬谪诗人虽同遭贬谪，经历了大体相同的人生苦难，但化解、应对苦难的态度、方式各不一样。其中柳宗元、刘禹锡和白居易提供的两种生存方式，最值得借鉴和深思。就研究方法而言，始终注意不同的个性差异和个体性格的变化，是作家群体研究中不易把握的一点，而作者却把握得恰到好处，拿捏得十分到位。
不同时代的贬谪文学，因为创作主体个性的差异、命运遭遇的不同、地域环境的变迁，自然会形成不同的时代特色。但如何去把握和分析这种时代特色，是颇费思量的。按照一般的做法，从题材内容上对一个时期的贬谪文学进行分类，也能看出该时期贬谪文学的某些特点，但内容题材有着相对的稳定性，仅从表面的题材分类，还难以真正把握到各个时期贬谪文学的内在特质和艺术精神。尚著是先从创作主体立足点的变化和心理的位移，来审视元和文学题材取向的变化，从而发现元和诗人在遭遇贬谪、久经生命沉沦之后，关注的对象已从社会政治转向个体生命，追求目标从建功立业转向雪冤复仇，思维触角从人伦道德转向苦难人生，他们用血泪汇聚成了元和文学的悲伤大潮，由此构成了元和文学特有悲剧精神和激越悲壮的艺术风格。对元和贬谪诗歌艺术的分析，尚著也不是按照传统的套路，对前人已有的论断进行归纳，而是紧扣元和文学的实际抽绎概括出前人未曾注意的艺术特色，诸如他们大量使用时空数量词，将自我的生命置于广阔遥远的空间和悠久漫长的时间之中，以突出它的沉沦色彩；用大量伤禽、笼鹰等意象，来表现自我生命之受创被囚的程度，表现失去自由后的深重苦闷；用寓言讽刺的方式对政敌进行猛烈鞭挞等。这些艺术特色的发现和总结，体现出研究者独到的审美眼光和艺术感悟能力。
研究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除了研究贬谪的文化背景和贬谪的文学精神、文学特征之外，似乎贬谪者对地域文化的影响也应在考虑之列。正如诗人之不幸乃诗家之大幸一样，贬谪者之不幸乃贬谪地区之大幸。贬谪者大都是文化发达地区的文化精英，他们贬到文化落后的地区，总会将发达地区的先进文化带到落后之邦。如韩愈贬到潮州之后，兴办教育，进行文化启蒙，使得原本落后的潮州成为文化之邦。所以，我觉得在研究贬谪文化与文学时，应注意研究贬官对当地文化建设开发所起的积极作用和影响，以及当地文化的发展进程。
《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尚永亮著，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25．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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