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有的学者谈起《旧约·创世记》的亚伯拉罕杀子的故事对西方文学的影响时，举了梅里美的短篇小说《马铁奥·法尔哥尼》的例子（高峰枫：《亚伯拉罕杀子的故事》，《读书》2003年第3期），其实，欧美文学中更典型的直接受到这个故事影响的小说是十九世纪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梅尔维尔的《漂亮水手》?即BILIY BUDD，该小说的题目其他非英语的译本都保持音译，译成“比利·巴德”，不知道为什么，中译本译者把它意译成《漂亮水手》（郝敏译，作家出版社2003年出版）。
《漂亮水手》是梅尔维尔最后一部小说。这部小说在他死了33年后的1924年才被作为遗稿整理出来出版，引起各界的注目。它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一样，不仅在欧美的文学界，而且在法学、伦理学、政治学、神学和心理学界都有着广泛的影响。梅尔维尔的其他作品也因此渐为世人瞩目。正如中文版的序所说的：“这部小说是一个关于善与恶、人判与神判、个人与国家、激情与职责、法律条文与法律精神、单纯与阅历、内心与外貌、陆地与海洋的经典小说。文艺内容如此丰富，对《漂亮水手》的解释已成为学术讨论的源泉。”
《漂亮水手》的情节和人物都很简单。被暗喻为“以撒”的主人公是个21岁的水手——“拥有健康、青春和一颗自由的心的欢乐”的比利·巴德，从商船“人权号”被强行征募到军舰“不屈号”去当水兵，他那“谦逊的漂亮面孔和一种亲切的无忧无虑的态度”很快被包括舰长维尔在内的官兵们所喜欢。而相当于亚伯拉罕角色的舰长维尔，是个“四十岁左右的单身汉”，“对下属的冷暖体贴入微，但对违犯纪律绝不宽恕”，虽然严格却又“从来没鲁莽过”。他喜欢读不落俗套的作家作品，比如，蒙田的哲学思想，以生活中的谦虚表现出具有“一种贵族的美德”，“在海军中，他以这样的广为人知——明亮如星的维尔”。总之他是个“卓然不群的人物”。他也从心底像慈父一样喜欢纯洁的比利。小说中的另一个象征着邪恶化身的人物是兵器教官克拉格特，与比利的天性的善良单纯相反，是一个因为天性邪恶的精神错乱而堕落的魔鬼。他“知道什么是善，却无力为善”。是造物主分配给他这么一个角色，以至出于嫉妒，“把仇恨正义化”，向舰长维尔诬告比利有参与叛乱的行为。维尔决不相信这种指控，为了爱护比利，他要把事情的影响最小化，他让比利和克拉格特在自己的房间里当面对质。当比利为自己辩解时因口吃的失语症表现出痛苦时，维尔还慈父般地安慰他，说：“不急，我的孩子，慢慢说，慢慢说。”可是，比利却突然一拳打在克拉格特的前额，兵器教官倒下了，再也不动了。
比利将诬陷他的克拉格特一拳打死了，维尔舰长就不能“既要考虑实际情况又要考虑道德因素”来仁慈地处理了，因为，从国家理性的角度，比利的行为“将是清楚的以公然的反叛行为犯下的杀人罪”，他一改先前对比利的慈父般态度，要求军事法庭将他判处极刑。梅尔维尔这么描述维尔舰长的良心向国家理性的屈服，“像一个被责任逼迫着服从于更高的权利献出自己儿子的父亲”——亚伯拉罕那样：“以他的年纪，他可以做比利的父亲。这个严肃的效忠于军队职责的人融化了，融化到我们人类定型时就一直保持不变的原始感情中去，最后他可能把比利拥抱在胸前，正如亚伯拉罕依照那个苛刻的指令决绝地把年轻的以撒奉献上去，在此际他可能抱住以撒那样。”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第16卷第32章中将以撒暗喻为耶稣的那种对《圣经·旧约》解释，在《漂亮水手》中也有类似的笔墨如：比利在与克拉格特的诬陷当面对质时因为口吃的失语症，“脸上的表情看起来酷像是在遭受十字架上钉死的刑罚”；全体水兵集合在甲板上目睹比利·巴德被执行绞刑的时候，他们的眼里这是一出上帝也不能平息心头创痛的悲剧。“尽管他们不了解这一悲剧的真相，只想到这样的判刑可能从全海军的角度看是一个必须如此的惩罚，但是他们还是本能地感觉到比利是既不可能谋反，也不可能谋杀他人的”。所以，虽然比利·巴德被处死、海葬之后，他们依然“在与军纪和战争目的相配的音乐和宗教仪式决定基调的气氛中”，“以他们习惯了的整齐有序的方式，分散到各自不在炮位时所在的地点”。然而，在他们个人良心的认知中，比利被吊死的前桅楼的帆桁具有特别的意义。“对于他们来说，它上面的一片木屑都是那根耶稣受难十字架上的一块木头”。
在确认了克拉格特被打死后的瞬间，维尔舰长也不由自主地指着地上的尸体叫道：“看哪！这是上天对亚拿尼亚的判决！”但是，沉思片刻后，他再次叫起来：“上帝的天使打死了他，可是这个天使一定要被绞死！”他得马上解决这件事情，法权是不需要讨论的绝对的理念，即使天使也要绞死。
亚伯拉罕在献出以撒之前始终保持沉默，对妻子，甚至当同行的儿子以撒问“燔祭的羊羔在哪里？”时，他还是神色不动，语带玄机。和霍桑的作品一样，梅尔维尔的清教徒、加尔文教派的信仰自由的传统使得作品兼有几分宗教神秘感。维尔舰长在判决后、执行死刑前去了关押比利的船舱，这一段的密室相会，维尔至死没有吐露过那次谈话的内容，犹如不可言说的秘密。亚伯拉罕的故事表现出信仰（对神的爱）与伦理（父爱）的冲突，结果是羊羔出现，儿子得救。国家理性与个人良心的冲突的结果要更加残酷，比利成了牺牲品。其实，密室谈话，并未解除维尔舰长内心的苦恼，处死比利的内疚和良心的谴责一直隐藏在他心的深处。
也许德里达和梅尔维尔的思想有一个共同的源头，即受到克尔凯郭尔《恐惧与战栗》的关于亚伯拉罕研究的影响。（他也注意到了亚伯拉罕的“秘密”。当亚伯拉罕尊重神的命令做出决定时，既不告诉妻子萨拉、仆人爱赖亚萨尔，也未向儿子以撒本人作过任何暗示，只回答以撒：“神一定准备好了（小羊羔）”。实际上亚伯拉罕自己也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德里达在解构正义与法权时也多次引证这个故事——神要求保持沉默和神秘，他不向任何人说出这个命令的秘密。德里达指出，这个“秘密”就是绝对性的责任条件。但是，假如以撒真的死了，亚伯拉罕又违背了伦理义务。德里达所谓“绝对性责任条件”，就是维尔强调的“因为我们是不能对那个法及其严厉负责任的。我们起誓要承担的责任是这样的：不管那个法会怎样无情地奏效，我们都必须坚持并执行它”。
德里达在另一著作《给予死》中的下面一段话似乎是对维尔舰长的行为及其根据的一个阐释，即：
绝对义务要求一边承认、确认和再度肯定那里被作为牺牲之物行为本身就体现人类伦理和责任的立场，一边实际上又完全同时根据无责任的做法（背信或伪证）来行动的。总之，在义务的名义下，伦理必须被牺牲。这种义务根据的义务是不尊重伦理义务的义务。
人必须根据非伦理的方法、无责任的方法、伦理责任之外的方法来行动，那是在义务、无限制的义务的名义下行动的。而且时常必须是在特殊的名义下……是绝对的无制约的职责和惟一的没有交涉余地的义务。
《漂亮水手》故事中所谓特殊的名义下的义务就是，在皇家海军陷入了随时可能爆发兵变和与法国海军遭遇的紧张状态下，为了国家的安全“必须根据非伦理的方法、无责任的方法、伦理责任之外”的方法处死比利。而且，这种义务是“作为完全他者——神的名义发出的，却不提神的名字”。
德里达认为，没有正义的法权是盲目的，没有法权背景的正义是空虚的；法的普遍性、规则对正义来说也是必要的。他在《法律的力量》中还说：“正义的意志、欲望和要求不会有任何正当申诉的机会。当事情顺利进行时，当个别事物能够按照某一规则加以判断时，当可以通畅地运用某个正确的规则时，人们也许会去估计法权的得失。但是关于正义，决非如此……法权是计算的要素，存在是正当的；正义是计算不可能的东西，要思考计算可能的东西，何况，种种难题的体验似乎是无用的（improbable），但正义的体验不亚于难题的体验，因为正义或非正义的决定不是能靠规则来保证的瞬间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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