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家”，当系坚持“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理念，于传统思想和文化在现代中国“花果飘零”之际，掉背孤行、执着地捍守那一脉道统和学统的三二先生。这几位老先生中，人称“现代三圣”的是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当“文化保守主义”被当下的时流看好时，他们的价值重新得到了评价，尽管当下的道德价值失落、终
熊、梁、马，说他们的学问是笔者不敢的，说他们的人格和气象也是一篇文章打不住的，好在文字和活在文字中的记忆都在，我是读了熊先生的一封信、梁先生的日记，以及《博览群书》上阎先生的哲嗣阎守诚《阎宗临的〈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才忽然想到要写写家乡的阎先生（也是我在故乡时的邻居）的。
五台阎宗临是“曾经沧海”的人，他在执教两广时就与熊、梁两位学术和思想巨子相交，因而也就进入了大师们的世界，可惜在阎先生生前他没有留下甚至是吉光片羽的回忆，在阎先生逝去十六年后，有一册《阎宗临史学文集》出版，可惜那里面也没有一句说及此。这本书的序言，分由饶宗颐和姚奠中两位先生执笔，饶先生是当下仅存的国学研究的泰斗之一，他曾与阎先生共事于战时的广西，那也正是阎先生得与熊、梁相识时，后来饶先生居海外，阎先生如其所云是“回山西故里，终未能一展所学，忧悴而继以殂谢，论者深惜之”，不过那也不独一个阎先生了。姚先生的序言成书前似曾刊登在《山西大学学报》上，记得受读之余，印象最深的是姚先生回忆阎先生的一句“名言”，或许这可以解释饶先生所以为之“深惜”的，那是关于“船”和“岸”关系的借喻（“党是岸，知识分子是船”，“哪有船不靠岸的道理”），相信这对无数从“思想改造”诸“运动”中过来的知识分子们都是再也熟悉不过的了，不过阎先生文集成书，姚先生序言中就没有了这段话，我还诧异：这是为什么呢？不过再想想，也就释然了。今天说起这事，是因为新近披露的熊先生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９日的一封信。
熊先生信的背景是无需诠释的了，那时，他和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决定留下来，而且不久前他的乡人董必武和新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已邀请他北上，熊先生有阔大的气象，他不“熊”却“牛”，与我们已经熟悉的陈寅恪一样（这是托《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广为流布的福），他竟回答说：“如不以官府名义相加，而听吾回北大，课本、钟点、及不上堂、冷天南行、暖时北还，一切照旧例，吾决北上，否则不欲北行”，他又致唐君毅信，内称：“吾年已高，何至以风烛余光为衣食二字而尽丧平生之所守？吾中国人也。中共既已统一中国，如不容吾侪教书，只可作夷、齐。如尚容吾侪教书，则吾侪无有‘自经沟壑’而不去教书之理。”熊先生不是一个赶时髦的人，也不是见猎心喜的人，他有操守，也是书生，所以他会持“不变吾之所学而为教”为誓言，因为“年近古稀，岂能变面孔冒充时髦”，教书可以，只是“世事吾决不谈”，写这信时他还说：“艮与宗临亦赞同此意”，即他北上前听过友人的意见了，“艮”是黄艮庸（广东人，参加过“五四”、北伐、福建事变，后追随熊、梁从事乡村建设，与阎先生相交于中山大学），“宗临”就是阎先生了。熊先生这封信是他沧桑鼎革之际一个心迹的剖白，他回答了当时外界对他的种种猜疑，他说：“吾一向为学即尽吾教学之责，以坦然至诚之态度立乎庠序，不必预先先猜疑共党不相容。若彼果不相容，吾再洁身而退，饿死亦不足惜。”他的思想和立场和陈寅恪们是一样的，在捍卫、宏扬中国文化这一层面，他们是与新政权有共愿的。不过，我的感觉却是：何以当年那位赞同于熊大师的阎先生，后来却说出“没有‘岸’靠船，只有‘船’靠‘岸’”的话来呢？而且，他们（这又让我想起先父）这种由衷的体会是入骨的呵。于是，世纪之后，似乎可以问一下了：他们得到什么、丧失了什么？这就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了。比如同样是过来人、当然又比阎先生更加坎坷得多的萧乾先生，在他的晚年，就感慨地说：“若把国家比作船，知识分子不仅仅是划船手，他还一边划，一边高瞻远瞩，关心船的方向”（见邢小群《凝望夕阳》），这里，“船”也好，“划船手”也好，或是“岸”和“船”的关系也好，都不能只是简单到“皮”与“毛”的从属关系，即使是出于赤诚，也不能完全丧失主体的独立性，因为那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和使命决定了的。
转一个话题，再说阎先生与梁氏父子的友谊。
数年前度暑时，寻来《梁漱溟日记》消遣，发现好几处梁、阎两家的记录。梁、阎在抗战中曾共事于“文化城”的桂林和羊城等地，其时梁公子厌学，是得阎先生教诲而翻然醒悟，这才投考了中山中学高中部先修班，后来梁先生未尝忘怀，多次嘱咐儿子听从阎先生的教导，想现在的梁公子当能记得此事乎？阎先生北返故乡，而当年梁先生身边的追随者有的仍然在北京时常与先生切磋，比如黄艮庸、郭大中等，“文革”前北京一些公园中常常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一边锻炼一边交流，一直到大祸临头。就在梁先生１９５３年一番“九天九地”的“妄言”让刚刚发动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的领袖震怒之时，毛泽东９月１６日开讲《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２６日，阎先生却进了梁先生的客厅，他们说了些什么？今天无人能知，不过那天梁先生日记中却记了一条陆象山的语录：“要当轩昂奋发，莫恁地沉埋在卑陋凡下处”，以及他的体会：“重担子须是硬脊梁汉方担得”（后来梁先生过世，有人持书有“中国的脊梁”的旗帜覆盖在先生的遗体之上，这似乎在当时还惹出了麻烦，因为在某些人看来，不是谁都可以称为“中国的脊梁”的）。这年１０月１５日，阎先生又访梁宅，显然这使孤立、寂寞中的梁先生十分欣慰，他还叫公子梁培恕去看阎先生。又一年，１９５４年新春，阎先生托人送给梁先生两瓶山西名酒，让梁先生十分感念。
梁、阎的友谊不久传送到他们的第二代。在阎先生文集之末，是阎先生公子之一的阎守诚写的《后记》，其中说到阎家六个孩子都读了大学，且都是人才，不过，只有守诚先生是承继了阎先生的学问――历史学的（现在他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博导），而且从“父亲也只好认可”这句话看来，阎先生也不赞同守诚先生的选择，为什么不愿自己的儿子继承家学？这是大可深究的，是不是他已经伤心、甚至恐惧了“文科”？一如胡风出狱后坚决反对他的孙子报考文科？甚至也如共和国元帅、诗人的陈毅，也坚决反对陈昊苏报考文科？所以，可以想到的是，阎先生其他几位子女，都是学理科的，这可以见出时代的影响，也是无可如何的事（文科学人的绝后，这是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但在我记忆里，他几位学习理科的子女成就却不凡，我初到浙大住在集体宿舍时，就不时听到物理系的邻人说到他们的名字。其实，就是梁先生的公子也读的是理科了（比如他的长子梁培宽，后在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工作）。１９５７年年初，梁先生日记中出现了阎守胜、阎守邕的名字，他们都在北大求学，梁先生见到老友的孩子，分外高兴，竟跑到前门为之购买食品。阎先生大概是听到子女的报告，马上以礼回赠。不久，浩劫到了，梁先生大难临头，为此他上书毛、周等，请求留他一命完成未竟之书，这时，阎先生的命运也与之相近，在梁先生的宅中就出现了调查的人：“有山西人来访阎宗临事”，此后他们仍有书信交往，阎先生还资助过黄艮庸等受难的旧友，他几个在京读书和工作的子女也时来梁府请安和问候。终于，狼烟平息，四凶入狱，梁、阎两家恢复了正常的交往，那也是梁先生如起于地下的化石而复出大得声誉之时，以之为导师的“中国文化书院”创立，引得无数学子礼拜之，此时，阎先生已经凋谢，但他后继有人，这不，“阎守诚来谈，其人学历史，因与之谈话多所指点，并赠《中国文化》一书”。又一年，“阎梁佩云及其幼子来坐谈。”梁佩云是阎先生的遗孀，阎的“幼子”，就是我童年的伙伴阎守扶。
如今，熊先生也好，阎先生也好，梁先生也好，他们都不在了，那一脉馨香――中国文化、学人的真诚的友谊，我想是不会逝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