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书评》与《纽约书评》，反映了美国书评的两种倾向。前者的“大众化”与后者的“精英化”，都值得在市场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媒体认真借鉴。“严肃和有趣”，或许可以成为一种对书评的评价标准。大众化的书评，因其受众广、影响大，绝对是不可忽视的一块阵地，容专文论述；这里且谈作为“阳春白雪”的精英化书
在中国，１９９０年代以来，书评文章的逐渐兴起而终究未能“英姿独立”，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而最近电视读书节目在中央台的“黯然淡出”更似为此提供了注脚。虽然早在１９８０年代初期《读书》就以书评期刊的面目出现于大众视野，且影响一度极大，但此刊的目的仍在“借书评方式而浇自家心中块垒”，很难说是严格意义上的书评刊物。后崛起的《书屋》据说有将《读书》取而代之的势头，但查其实际亦不然。倒是《博览群书》相对更像一份书评刊物，但其评书涉及面则颇宽，而有厚重份量的文章却不足（近年来若干专门栏目的开设似乎显示编者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学术性的《中国书评》创办于香港，停刊多年最近复刊，宗旨一如既往：建构中国学术传统、确立学术批评体系、严格学术规范要求。期刊毕竟时效性有限，报纸相比之下更具及时意义。《中华读书报》名为“读书”，但更多地为知识界视作学术信息流播的渠道。《文汇读书周报》似乎还是脱不了沪上的闲适之风，文章多以小巧玲珑为主，少见有震撼力的大文章。进入２０００年代后，各大报纸纷纷开辟“书评周刊”，不知是真的关心文化，还是要借势抢占市场，但这无论如何有可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新京报》以其日报的气势做周刊，排版色彩都颇吸引人眼球，但文化含量明显不够，缺乏大手笔，尤其是每篇篇幅极有限，刚感觉读了个开头，已戛然而止；《经济观察报》做过一些尝试，但似乎未见明显的特色；倒是《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创办时间既久，版式思路亦较活跃，曾颇显现出试图“更上层楼”的态势，不知为何又停了。
一般来说，学术精英与文学精英（乃至政策精英），虽然都选择“以笔为旗”，但言说的策略会有很大的差异，或以学院派为依归，或以想象性为立场（乃至以影响政策为目标），彼此之间的沟通与理解会相距遥远。但在我看来，此处的文字，似乎为我们的思路，提供了很好的启发与范例，那就是虽然在根本上坚持精英立场，但在写作方式上应尽可能放下“学院架子”，采取贴近读者的方式，以朴素的方式与语言进行“有效沟通”。
书评的功用大焉，然论者似乎不能深察。中国每年出书总量位居世界之冠，而与拥有世界上最庞大规模的人口基数相比，购书量却极微。一个国家的国民精神与国民素质，取决于其“教育／修养”，而“教育／修养”除了传统的学校教育之外，立足于自身的“自我修养”，可能对个体的素质人格养成更为重要；而读书，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渠道之一。尤其是在数码时代以无可抗拒的席卷之势汹涌而来之时，读书，更成了卓然自立、冷静应对的重要方式。所以，书评的意义，很可能会间接关涉到国民素质与精神的构建，岂能不予以足够的重视？
从另一方面来看，在“精英”与“民众”之间，确实需要这样的“沟通平台”。对于中国正在形成中的“书评时代”而言，相对闲适淡雅的读书小品和严肃认真的学术文章，都有存在的必要，不可“或有偏废”。“文化书评”更关注大众阅读，具有为社会一般读者提供精神养料的功能；而“精英书评”则更要求文章的“行之有文”，兼及思想的“迸激之力”，它应当具备在“时代关怀”之后的“智者省思”的效用。对于公共舆论的功用，布迪厄曾有非常明确的认识，他甚至不仅以“权力场”作为社会生活中横贯始终的大场，还直言不讳地说：“知识界是角斗场”，且其自主性受外来影响最大者，就是新闻界。陈平原先生虽然也对媒体与利益驱动有关的推波助澜深有疑惑，但仍强调“只有改变目前中国学界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巨大隔膜乃至某种程度的互相敌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才可能得到比较健康的发展。”（陈平原：《当代中国人文观察》第１９４页，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所以，在我看来，未来的“精英媒体互动”，既不可能因为其可能出现的“媚俗”一面而一无是处，也不可能通过某些精英的“自矜身份”而自动消失。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过于强化“阳春白雪”的意识，而导致的“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的结局似乎并不可取。但，事实上必须承认，能达到这种“理想功用”的书评却尚未之见。学术书评有其自身的规矩与严谨，相对目前媒体上沦为炒作的书评文字而言，此类具有一定学术背景而又考虑大众接受、有自身阅读思考并强化美文意识的“文化书评”，很可能是现代中国文化发展进程中具有巨大潜力与魅力的一种文类，值得认真对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