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 年，24 岁的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哈萨克语言文学专业。
1956年，他找到中国境内最古老的突厥语――土瓦语。
1976 年，他主持开办了我国第一个古代突厥语学习班，编写出第一套古代突厥语教材，是中国
1992 年，德国洪堡基金会授予他“国际知名学者奖”。迄今为止,国内人文科学界尚无第二人问鼎。
2000 年，世界阿尔泰学最高学术机构国际阿尔泰学常设会议（PIAC）授予他年度金质奖章，以表彰他在阿尔泰、突厥语言学研究上的杰出贡献。同年，他被土耳其语言学研究院选举为名誉院士。
对此，他淡然处之，从不张扬。他就是新中国第一代民族语文学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耿世民先生。现在他已经80高龄，但仍笔耕不辍，活跃在教学与科研的第一线。
几年前的春节，我打电话给享誉中外的敦煌吐鲁番学专家姜伯勤先生拜年。谈兴正浓的姜先生忽然问我：“你觉得国内敦煌吐鲁番研究的NO.1是谁？”我略加考虑，答之以姜先生。电话那头传来一声断喝：“No!记住，耿――世――民！”他为这个结论注解说：“西域研究的最高境界，是要精通古代民族语文，再就是能熟练运用外语和国际同行交流。耿先生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古代突厥文专家，又能用德文、法文、英文甚至土耳其文在国际一流学刊上发表文章，我哪里比得上耿先生！”
2009年4月底，因为制作节目的关系，我拨通了耿先生的电话，听筒里传来耿先生那低沉而略带乡音的声音，我自报家门，直言想请先生谈谈上世纪80年代参与校注《大唐西域记》的情况，耿先生未置可否，只说自己身体一直不太好，家里也有些不方便，这和我事先的预想比较一致。但电话既然通了，向这位闻名已久的学者致敬总是少不了的，我于是说，自己平日里对中外关系史颇有兴趣，耿先生的书但凡能买到的，都会找来看看，可限于水平，领会得很浅。也许是惊讶于这话出自一个记者之口，电话那头的耿先生精神一振，“真的吗，你对西域和中亚有兴趣？”我随口报出了几本先生的著作和译作，耿先生很高兴，“这么说，我们是有共同语言的啦！”“不敢，我充其量是一个业余的票友”“那好，你过来吧！我周二有课，周三下午三点以后可以。中午别来，我要去食堂打饭！”
说来惭愧，第一次见到耿先生的书，我是打了退堂鼓的。那是5年前在上海长乐路上的汉学书店，架上放着耿先生的《新疆文史论集》，一本印数只有1000册的论文集。吸引我的是书名，但里面的内容却把我怔住了，大量的碑铭图版和拉丁字母，看得我云里雾里、惊如天书，店老板也许看出了我的胆怯，便对着耿先生的照片连声夸赞，“这老先生，那是真有学问！”这愈加反衬出我这个门外汉的无知，于是只得识相地将书放回原处，怏怏而去。一本好书就此失之交臂，再度重遇已是三年之后，在出版社的门市部找到了库存的最后一本。书中能看懂的部分，已足以让我吃惊，作者虽然专攻突厥-回鹘语文学，但对塔里木盆地边缘的各种古代语言（和田塞语、吐火罗语、梵语等）和古代民族均有浓厚的兴趣，同时在西域历史和考古方面掌握着国际前沿的研究成果，并能结合自己的研究，多有阐发补正。德国著名突厥学家葛玛丽（Von.Gabain）在序言中视作者为足以与世界一流学者比肩的中国同行，诚非谀辞！
2005年后，几乎每年能看到耿先生的著作出版：《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古代维吾尔文献教程》、《维吾尔古代文献研究（修订）》、《新疆历史与文化概论》、《维吾尔与哈萨克语文学论集》、《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研究》。这还不包括耿先生翻译的《古代突厥语语法》、《西域文明史概论》、《中亚简史》，以及由他审校的《中国新疆的土地和人民》。这些加起来超过300万字的著译，涵盖了古代突厥学研究的方方面面，俨然一套学术著作集的规模。虽然其中大部分论文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完成，但即便搜罗、整理出这样一套多领域、多语种的文集，照理也需要一个编委班子，以耿先生的学术地位和年龄而言，这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维吾尔古代文献研究》一书的后记中，耿先生写过这样一段文字：“去年底在一位亲戚的怂恿下，买了台电脑。在年轻同志的示教下，自己慢慢学会了这玩艺儿的简单操作，这对论文集的完成起了很大作用。论文集中这几十万字的东西都是自己用两个手指头一字一字敲出的（我不会指法，也不会五笔）。好心的同志说，为何不请人代打？我因已退休，无课题费可付请人代打的费用。再说，实际上也没有能做这项转外为汉的打字员。”耿先生说的“转外为汉”，指的是自己用英文、德文在国外刊物上发表的文章，“这些论文虽已为国外学者所知，但因刊载这些文章的外国刊物国内很难找到，所以把它们从外文转成汉文，以飨国内读者。……因为自己年老记忆力不好，加之个人置备的工具书不全（自己有病又不能亲自跑图书馆），所以这一转外为汉的工作并不是件易事。”耿先生说的“病”，指的是他长年患有的糖尿病和失眠症。因为对工作过分专注、疲劳过度，1992年，他又患上了严重的神经强迫症，一个画面、一个念头经常长时间盘桓在脑海里，挥之不去。在那段最艰难的日子里，是老伴刘学贞搀扶着先生，奇迹般地走出了困境。柴米油盐之外，她还承担着为先生查找、复制书刊资料的工作。耿先生每一本著作的后记中，都会写上“谨以此书献给我的老伴刘学贞”。
2009年5月3日，我和两位同事在耿先生的楼下等候。等候之中，我考虑了两个问题：从民族大学后门到耿先生住宅前的那段路程，出租车都开了十来分钟，80岁的耿先生每天中午去学校食堂打饭，来回要走多长时间？再就是面前的四层的红砖小楼。来之前耿先生电话里一再叮嘱，他住在学校的教授楼，可眼前这栋上世纪80年代的旧式工房，和我想象中的“教授楼”实在有些差距，问了附近的居民，才得到肯定的答复。敲开耿先生的房门，应声开门的是耿先生，但吓了我一跳。他没戴眼镜，步履蹒跚，身着一件破旧的衬衫。5月的北京气温已达30度，耿先生却还穿着一条绒布长裤，头戴一顶小帽。这和照片中那个神采奕奕、著作等身的学者形象相差太远了。我忍不住问了一句：“您是耿世民先生吧？”耿先生的女儿这时也走出房间，向我们抱歉：“真不好意思，你们大老远过来，家里乱成一团，我母亲生病住院，父亲平日里埋头学术，本来就不会料理生活。这不，我来帮着收拾一下东西。”我这才注意到，房间里简直像个大工地，桌椅横斜，书报杂志、换洗衣物、碗筷炊具，满室狼藉。耿先生告诉我们，老伴一年前记忆力急剧衰退，上星期又不慎摔断了腿骨。现在他每天除了给博士生上课、做点研究之外，还要在女儿的陪同下去医院守护老伴。我这才明白，耿先生电话里说的“不方便”是什么意思。
耿先生的书房不算大，外文书居多。老伴生病后，连替他复印书籍的人也没个固定的了。我很奇怪，“先生为什么不找个助手？”耿先生答道，“已经退休了，程序上不能再聘任助教了。再说，现在的年轻人压力也大，日常的教学和评级就够他们忙的了。”“那您80岁还在‘超龄服役’，就不能破个例？”“那是我自己有兴趣，又没人强迫你。一辈子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就是最大的幸福了！有几个人能把兴趣和工作结合在一起的？”采访从上世纪50年代耿先生进北大东语系学习开始，一直谈到他90年代的研究工作，话题难免涉及先生的老师――当年北大东语系的系主任季羡林。听得出，虽然耿先生从事的不是梵文、巴利文专业，但他一直是季老最欣赏的学生之一。当年正是季先生慧眼识才，将英语极为出色的耿世民召入东语系。上世纪80年代初，季老在组织《大唐西域记》的校注班子时，亲点已在民大任教的耿先生负责新疆部分的校注工作，并请耿先生物色中亚部分的校注人选。80年代中期，季老在北大创办西域文史读书班，耿先生又是主要成员之一。对于老师的知遇之恩，耿世民铭记在心。上世纪80年代后期，正是在耿世民对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的研究基础上，季老才得以顺利完成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剧本》的释读。师生二人却在各自的领域里填补了研究空白，为中国学术赢得了国际声誉，他们的并力合作更是传为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耿先生告诉我们，前不久有一家南方报社的记者，专程前来请他谈谈季老身上的缺点。耿先生答复说，作为学生，他不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合适人选。如果一定要说，只能谈谈遗憾。那就是季老独步中国的吐火罗语研究，没能培养出一个接班人。事实上，早在上世纪50年代耿先生就有意学习古代焉耆语，也就是季老当年在德国学习的甲种吐火罗语。然而，当时的季老担任着东语系的行政工作，社会活动繁忙，政治运动不断，根本顾不上将这门比梵文更冷门的中亚死语言传授予人。多年以来，耿先生一直引以为憾。耿先生感叹作为吐火罗语残卷出土地的中国，至今没有第二个能释读这种语言的学者。而更令他感慨的是，在万里之外的北欧小国，有人不计功利地从事着这样的高端研究（这位可敬的学者是冰岛雷克雅未克大学J．Hilmarsson博士，他于1992年不幸早逝）。
采访结束，耿先生意犹未尽地告诉我，他近来又重新拾起了对吐火罗语的兴趣，并开始借助字典阅读一本捷克学者（Pavel Pouha）用拉丁文编写的吐火罗语词典和文选。我知道，这种学习方法曾让耿先生在30岁前无师自通地掌握了6门外语。耿先生打开他的笔记本电脑，向我展示他刚刚写就的两份讲义――《吐火罗语研究概况》和《吐火罗语语法概述》。这是他即将在西域语文研究班上为博士生讲授的课程。不难想象，这些讲义一定又是耿先生在电脑键盘上“用两个手指头一字一字敲出来的”，长期患有失眠症的他为此又不知度过了多少个难眠之夜。
因为一个采访中的细节需要核实，不久我再次拨通了耿先生的电话。接电话的是耿先生的女儿，她告诉我：“父亲昨晚刚刚在304医院度过危险期。”“现在没事了，但周一下午的情况真有点儿悬，父亲出现了心梗的症状，本想硬撑着去给学生上课的。幸亏及时拨打了120，否则真是不堪设想。”耿先生的女儿说，医院里的耿先生很不听话，嫌医生的治疗程序麻烦，便趁医护人员不注意拔了针管，但刚下床就歪倒在了一边，结果又是一轮紧张的抢救！女儿没有办法，只得搬来先生的院系领导，告诉先生只有配合治疗，才能继续研究工作，总算是稳住了先生。说到这里，她叹了口气，“我父亲这一辈子，除了他的学术，什么都嫌麻烦！”
真是执着而又可爱可敬的耿先生！
作者单位：上海电视台艺术人文频道
（本文编辑 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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