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1912-2005）学贯古今，淹通四部，是广大学人希望拜谒的大师。但能真正在启功生前，向先生问学的人毕竟是少数。有鉴于此，先生的弟子赵仁?、万光治、张廷银整理出版了《启功讲学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一、第11页“北京大学王仲荦先生从敦煌出土的材料中选出《全唐诗》所无者刊登在‘文革’前的《中华文史论丛》上，最近又刊登了一部分。”增补《全唐诗》的学者不应是“王仲荦”而应是“王重民”。王重民（1903-1975，字有三，河北高阳人）是我国著名的敦煌学专家。王重民根据敦煌残卷补《全唐诗》的整理工作，曾花去王先生二十多年的心血。王重民计划全稿分为三卷：“卷一均有作者姓氏，专补《全唐诗》；卷二均失作者姓氏，凡残诗集依集编次，凡选诗（指单篇的）依诗编次；卷三为敦煌人作品。”其中卷一曾以《补全唐诗》为题，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1963年第3期上。1975年王先生不幸逝世，未能最后定稿。在王重民生前曾将其中一部分请王尧校阅；王重民逝世后，又以“舒学”为笔名（即代指王重民、王尧），以《敦煌唐人诗集残卷》标题，发表在《文物资料丛刊》第一期（1977年）上。1982年，中华书局将王重民的《补全唐诗》、《敦煌唐人诗集残卷》，孙望的《全唐诗补逸》，童养年（1909-2001，江苏睢宁人）的《全唐诗续补遗》四种著作汇编为《全唐诗外编》出版。后来，王重民先生的夫人刘修业（1910-1993，福建福州人）又对《敦煌唐人诗集残卷》作了订补，将其更名为《补全唐诗拾遗》，收入王重民的《敦煌遗书论文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中。在此基础之上，中华书局约请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修订王重民等先生的著作，并续作了《全唐诗续拾》，将此五种著作辑校成《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年版）一书。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的书名是由启功先生题写的。而王仲荦（1913-1986，浙江余姚人）长期任教于山东大学，并未在北京大学任教。王仲荦先生主要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代表著作有《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北周地理志》等。启先生误认为是王仲荦增补《全唐诗》，可能是因为王重民先生曾经请王仲闻校阅初稿。王仲闻（1901－1969，浙江海宁人）是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的次子，曾长期担任中华书局的临时编辑，整理过《全宋词》等大型文献。
二、第12页“《杜诗镜诠》较好”和第16页“《杜诗镜诠》，清人杨伦注，简单明了，较好。”“《杜诗镜诠》”的书名当为“《杜诗镜铨》”。《杜诗镜铨》为清人杨伦（1747-1803，江苏常州人）注解杜诗的文本。杨伦在《杜诗镜铨》自序中说：“今也年经月纬，句栉字比，以求合乎作者之意，殆尚所云‘镜象未离铨’者。然一切楦酿丛脞之说，剪?无余，使学者皆晓然易见，则亦庶几刮膜之金篦也夫。”“镜象未离铨”一句诗出自杜甫的《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中的最后一句“金篦空刮眼，镜象未离铨”。
三、第16页“仇兆鳌注杜诗要‘无一字无来历’，结果割裂了杜诗，歪曲了原意，流弊很大。如称杜甫‘每饭不忘君’，便太无道理。”最早称杜甫“每饭不忘君”的应该是苏轼。苏轼在《王定国诗集序》中说：“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生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欤？”
四、第19页“钱大昕《十驾斋养心录》却不以为然。”“《十驾斋养心录》”当为“《十驾斋养新录》”。《十驾斋养新录》（二十卷）是清代大儒钱大昕（1728-1804，上海嘉定人）的考据学名著。“十驾斋”是钱大昕的书斋名，“养新”是沿用其祖之斋名，以示对先人之怀念。
五、第29页“有一个叫作‘旗亭话别’故事（挂旗作为标志的驿站叫‘旗亭’），说的是高适、王之涣、王昌龄三人在旗亭话别，听别人唱流行曲子，看谁的诗被歌女唱得多（事见孟?《本事诗》、薛用弱《集异记》）。”此典故当为“旗亭画壁”，讲的是开元年间高适、王之涣、王昌龄三人在旗亭赛诗，谁的诗被歌女唱一次，自己就在墙壁上画一次，看谁的诗被歌女唱得多。此事只见于薛用弱的《集异记》，并不见于孟?的《本事诗》。另外，“旗亭”也不宜解释为“挂旗作为标志的驿站”。“旗亭”一词出自《史记・三代世表》后褚少孙补录的一句话：“臣为郎时，与方士考功会旗亭下。”裴?在《史记集解》中引薛综语解释：“旗亭，市楼也。立旗于上，故取名焉。”杨?之在《洛阳伽蓝记》中的《城东・龙华寺》解释旗亭：“里内有土台，高三丈，上作二精舍。赵逸云：此台是中朝（西晋）时旗亭也。上有二层楼，悬鼓击之以罢市。”由此可见，“旗亭”原是一种置有旗鼓，指挥市场开业、停业的楼台建筑。到唐代后，逐渐演变为酒楼饭馆。
六、第34页提到“《渊鉴类涵》”，此书当作“《渊鉴类函》”。《渊鉴类函》是康熙帝命张英、王士祯、王?等人仿《艺文类聚》和《太平御览》编纂的类书。“渊鉴斋”系康熙帝的书斋，故址在畅春园中。
七、第43页“陈皓的《礼记集解》”，人名书名皆误。“陈皓”当为“陈?”。陈?（1260-1341），字可大，号云住，人称经归先生，南康路都昌县（今江西都昌）人，宋末元初著名理学家、教育家，系朱熹四传弟子。陈?所著的《礼记集说》（十卷）是明清科举考试的标准文本。而《礼记集解》（六十一卷）是清代大儒孙希旦（1736-1784，浙江瑞安人）的名著。
八、第45页提到“《古今解汇函》”实当为“《古经解汇函》”。《古经解汇函》系清人钟谦钧所编，共收书23种，所收著作全系宋以前汉唐人解释儒家经典的书，如郑玄的《周易注》与汉代的《易纬》，南朝梁皇侃的《论语义疏》、唐李鼎祚的《周易集解》等。后又附有《小学汇函》14种。所收之书都是经清代学者校订过的版本。
九、第47页“《东京梦华录》记杭州（南宋国都临安），《梦粱录》记汴京”。这就把两书的内容弄反了。《东京梦华录》（十卷）记汴京（北宋国都，今河南开封），是作者孟元老南渡后追记汴京的著作，此书描绘了北宋时期居住在东京的上至王公贵族、下及庶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情景，是研究北宋都市社会生活、经济文化的一部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内容。《梦粱录》（二十卷）记临安（南宋国都，今浙江杭州），作者吴自牧，此书仿《东京梦华录》的体例，专记南宋临安的郊庙、宫殿、山川、人物、市肆、物产、户口、风俗、百工、杂戏、寺观、学校等，为了解南宋城市经济活动（如手工业、商业发展情况，市民的经济文化生活等），以及都城的面貌，提供了较丰富的史料。
十、第49页“吴梅村有《画中九友》，第一首写钱谦益，第二首写程嘉燧，也称赞程‘为松圆诗老通清讴’”。吴伟业（1609-1672，字骏公，号梅村，江苏太仓人）的《画中九友歌》依次写董其昌（而非钱谦益）、王时敏、王鉴、李长蘅、李龙友、张学曾、程嘉燧（是第七而非第二）、卞润甫、邵弥。另外此诗为一首七言古诗，而非一首首单独的诗歌。
十一、第51页“他（王?运）有一篇《湘军志》，骂曾国藩，颇有《汉书》的风格。曾国藩大怒，经人说情，毁版了事”。“大怒毁版”的人不是曾国藩，而应是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1824-1890，湖南湘乡人）。钱基博（1887-1957，江苏无锡人）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对此事记述甚详：“曾国荃者，国藩之弟也，自负血战下江宁以佐其兄，劳苦功高，读之而忿，致诘曰：‘皆君故人，何故刻画之？’毁其板。”后来，曾国荃又请王定安撰《湘军记》，试图抵消王?运《湘军志》的影响。
十二、第75页“清朝御定的书有一部叫《性理今义》，是李光地编的。李光地的人品极差，他编出的《性理今义》还能怎么样？”此书当作“《性理精义》”。《性理精义》是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李光地（1642-1718，福建泉州人）等奉旨取明朝胡广等编纂的《性理大全书》，删繁就简，存其纲要，诠解详注，并以御纂的名义颁行全国。
十三、第79页“他（戴震）做了《孟子字疏义证》”。此书当作“《孟子字义疏证》”，是清代大儒戴震（1724-1777，安徽休宁人）的名著。全书分上、中、下三卷，从考证训诂出发，进而阐发理、天道、性、才、道、仁义礼智、诚、权等哲学范畴的根本意义，故名曰“字义疏证”，用以反对“宋以来儒书之言”。
十四、第79页“湖南籍学者皮锡瑞写有一书《经学历史》，他的学生周予同先生曾经给它做过注”。皮锡瑞（1850-1908，湖南长沙人）是清代今文经学的代表人物，周予同（1898-1981，浙江瑞安人）是复旦大学教授、著名经学史专家。皮锡瑞去世时周予同才10岁，两人无师生关系。皮锡瑞曾参加“戊戌变法”，失败后被逐回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制。周予同少年时代就读于晚清经学大师孙诒让创办的蒙学堂，毕业后进入瑞安中学。后来，周予同在注解《经学历史》的“序言”中，也未曾提到自己向皮锡瑞问学，还表示自己所知的皮氏生平十分简略。由此可知周予同不当为皮锡瑞的学生。
十五、第89页“后来清中期钱仪吉编《碑传集》、《碑传集补》、《碑传续集》”。这种说法十分笼统。钱仪吉（1783-1850，浙江嘉兴人）编《碑传集》（160卷），辑清初至嘉庆间名人碑传文字而成。缪荃孙（1844-1919，江苏江阴人）编《续碑传集》（而非“《碑传续集》”），接续《碑传集》。闵尔昌（1874-1948，江苏扬州人）编《碑传集补》。
十六、第124页“康熙不仅学习西方的学说，还写了《机暇格物篇》，这就是他学习西方学说的笔记”。此书当作“《几暇格物编》”，是康熙帝学习西方学术的代表作。书名的含义是康熙处理政事之余（几案闲暇之时），讲求格物之学。全书分六卷93条，编中涉及的学问有天文、地理、数学、农学、医学等。此书收入《四库全书》，内蒙古师大李迪教授为此书作注，出版了《康熙几暇格物编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
（本文编辑 宋文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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