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出版界出现一股张元济研究“热”。仅各种传记、论文集就先后出版了20多种，平均一年一种。涉及张元济的专著、论文那就更多了，如列目录会是长长一大串。
张元济不是叱咤风云的政治明星，也不是富于传奇生涯的革命斗士。他从清末的维新派人物到“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出版家，完
最早的两部传记
第一部张传是王绍曾著《近代出版家张元济》（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作者1930年代初曾在商务校史处工作，直接受到过张元济的指导和熏陶，又长期从事古籍研究与整理，因而该书第4章“整理出版古籍的重大贡献”成为全书的重点。作者以渊博的版本目录学学识，总结了传主辑印《四部丛刊》、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大型古籍丛书的史实、经验和种种学术成就，驾轻就熟，分析到位。1995年该书出版增订本，增加了5万余字的一篇专论《张元济先生校史始末及其在史学上的贡献》，分“宋元以来全史汇刻的基本情况”、“张元济先生辑印《衲史》的动机和校史的全过程”等5节，观点鲜明，论据充足，对张元济古籍整理方面的巨大贡献作了进一步评述。王绍曾先生的成就，至今无人超越其右。他晚年倾全力主持《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的整理与出版，实现了张元济生前的未了之愿，令人感动。收录于他那部《目录版本校勘学论集》中关涉张元济研究的文章，不论是讨论某史优劣，还是驳斥某人的曲解，均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我以为可视作张传新的增补来读。
由一篇论文《张元济与五四运动》扩展为专著《从清末的改革家到20世纪的出版家――张元济的生平和事业，1867―1959》，新西兰华裔学者叶宋曼瑛女士完成了学术研究上的飞跃。1978年，一位远处南太平洋的年轻华裔学者选择商务印书馆与张元济为自己历史学博士论文的题目，表现出何等的远见卓识啊！她面临的困难也是难以想象的。当时国内关于商务和张元济的著作还未出版，她能见到的几乎都是来自当时台湾、带有严重意识形态偏见的出版物。或骂张是“满清遗老”，或称“王云五的商务印书馆”。更有甚者，说张元济1949年病倒是“被工会斗争出来的”，等等。宋女士不为所惑，数度飞越重洋，来到北京、上海，寻找真实的张元济。她请教学界前辈，走访张氏后人，从史实探讨到新名词译介，一丝不苟。她收集了大量第一手史料，整日“泡”在图书馆里，连自己当医生的丈夫也动员来抄录文稿……功夫不负苦心人，宋女士的博士论著1983年底通过答辩。全书结论部分对传主有如下评述：
张元济是历史转折时期传统儒家学者最好的榜样。他实现了高尚的道德准则，又发挥了高超的企业管理能力。他又以同样非凡的气度和开阔的胸襟对待新时代准则的种种变更，然而他始终没有丝毫偏离过自己的终极目标――通过知识启蒙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30年前即使在国内，这样深刻的见解还没有人阐述过。宋著英文版1985年4月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后由张人凤、邹振环译成中文，1992年香港商务印书馆出书，书名改为《从翰林到出版家――张元济的生平和事业》。宋著张传受到东南亚汉文化圈内学界的很高评价。
年谱和回忆录
年谱是中国史学著作中特有的人物传记形式，以时间为坐标、史实为横断面，汇集谱主生平事迹、著述及其他史料，为人物研究提供基本素材。由张元济先生哲嗣张树年主编，柳和城、张人凤、陈梦熊编著的《张元济年谱》（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是第一部以年谱形式问世的张元济传记。全书体例与其他年谱稍有不同，按谱主一生经历分为13章。除利用已出版的《张元济日记》、《书札》、《诗文》等书籍外，还挖掘了各地图书馆、张树年先生珍藏的一批未刊书札、文稿和报刊史料。《年谱》前数章曾在上海《出版史料》杂志上连载，征求意见。我有幸参加了编著工作，受益匪浅。记得1990年春，上海出版界组织老中青专家学者座谈《年谱》，当面聆听了顾廷龙、胡道静、汤志钧、唐振常等前辈的发言。他们对《年谱》初稿的鼓励和指正，至今仍萦绕在我耳旁。《年谱》出版后，被不少研究者所应用，为张研“热”有所贡献。张人凤编著的《张菊生先生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是上述《年谱》的简本，内容偏重于文化教育，也有一些新发现的材料。
《年谱》出版已快20年了。当时由于条件所限，史料发掘不足，编著者缺乏经验，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最近，张人凤与我应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之约，在1991年版《张元济年谱》基础上重编《张元济年谱长编》。不仅充实了大量近些年新发现的史料，而且纠正了若干日期或引录文字错误，体例上也有改进。篇幅从71万字增加到150余万字，即将出版。
在林林总总的张传当中，张树年《我的父亲张元济》（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是颇为别致的一种。作者以半个多世纪共同生活的亲历见闻为基础，写出了事业以外活生生的张元济。全书以时间为序，分“从祖母遗物说起”、“长康里寓所”、“在长吉里”、“极司非尔路新居”等19章，其中家庭生活占较大比重。“随双亲两次游西湖”、“全家游北京”、“七上匡庐”等章节，无疑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传主业余生活及社会交往的认识，其史料价值不言而喻。传主晚年对商务印书馆的回忆、会见英国公使寇尔、为英国化妆品取“夏士莲”中文译名等轶事轶闻，都是第一次见诸书面。书后附有张元济孙辈张祥保、张珑、张人凤的三篇回忆文，可做全书的补充。《我的父亲张元济》一书2006年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重版。内容一仍其旧，只改正了原版几处文字错误，但增加了大量图片，可读性更强。此外，张珑的回忆录《水流云长――张元济孙女的自述》（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年版），书中对慈祥的祖父、包括庐山别墅在内的几处住所，都有情真意切的描绘，散文般的行文读来更感亲切、温馨。借用汪凌女士代序的话“在个人事件中见证大历史”，回忆录的功效就在于此。
从学术型到通俗型
与王绍曾、叶宋曼瑛所著同一时期出版的张传，还有汪家熔著《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张元济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1990年代后有十几种张元济传记相继问世。如吴方著《仁智的山水――张元济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陈建明著《智民之梦――张元济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张荣华著《张元济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张人凤著《智民之师：张元济》（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版），李西宁著《人淡如菊：张元济》（同上），周武著《张元济：书卷人生》（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汪凌著《张元济：书卷中岁月悠长》（大象出版社2002年版），张学继著《出版巨擘――张元济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等等。或详或简，或深或浅，各有千秋，适应不同读者群的需求。吴方和李西宁的两种，还分别有台湾业强出版社1995年2月和香港中华书局1999年的繁体字本，为海峡彼岸学人了解张元济提供了方便。
张荣华著《评传》为“国学大师丛书”之一，可谓学术型传记之一。作者集中笔墨于戊戌变法至20世纪30年代传主的学术活动，从史实叙述、思想评判到学术影响，层层剖析，还原传主文化巨匠的本来面目。关于《外交报》的历史地位，关于传主在汉语语言文字方面的论述，视角独特，见解深刻，其他张传很少涉及。作者还引入德国当代思想家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新概念，对传主与商务印书馆事业作了分析。从历史大变革时期文化人心态的转变，跳出“非官则隐”封建士大夫为人处世模式等角度，较好地解释了张元济人生价值取向的转换。
当今读图时代，人们喜欢图文并茂的书籍。汪凌《张元济：书卷中岁月悠长》一书作为“大象人物聚焦书系”之一，可称画传。全书以图为主，收集传主生平相关图录80余幅，配以生动优美的文字，形象化地展示了传主一生中凸显性格和命运变化的某些片段。我以为这是人物传记通俗型的可贵尝试。
说到尝试，我曾尝试采用文学传记形式，写过一部《张元济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我在忠于史实基础上，加以情节化创作，可称七分事实，三分虚构。如把一些信件内容演绎为对话或故事，把一些事件设计成有情有景的画面。许多细节描写并非完全出于虚构，而源于张氏后人回忆录或我的采访所得。这部有别于学术型传记的张传，共15章，每章又分若干节。一章一段经历，一节一个故事。也许沾了通俗型的光，拙著出版后反应不错。王绍曾先生有兴趣读完，来信热情鼓励，还希望增加某些内容。
张研论文集巡览
近30年来，报刊上张元济研究的各种论文层出不穷，不胜枚举，结集出版的至少有七八种之多。张元济故乡浙江海盐县政协文史委1990年、1992年、1998年各出过一种。前两种叫《张元济轶事专辑》，后一种称《纪念出版家张元济先生诞辰130周年文集》，可惜都是内部资料，非卖品，流传不广。海盐王英女士编著的《一代名人张元济》（济南出版社1992年版），是第一本公开出版的个人张研专集。收录作者单篇文章30篇，配以图片，印刷精美，可读性强。该书曾获1995年度嘉兴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张人凤著《张元济研究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可称第二本个人专集。大致分为生平研究、商务出版物考释、古籍整理、书评序跋等四部分，“亮点”不少。
第一，纠正了商务早期教科书前人因因相袭的错误记载。张人凤从一本本原书、一份份书目，一幅幅广告中爬梳剔抉，整理出一份张元济编纂和校订的商务印书馆早期教科书目录，书名、册数、编纂人、校订人、初版日期等，一目了然，并注明资料来源。这是何等精细的工作啊！不轻信老人回忆，不盲从权威论断，独立思考，实事求是，历史研究本应如此！第二，历史地评判张元济著作整理工作。论文集有一篇《张元济先生著作（专著、文集）出版情况简介》，对1937年以来的32种张氏著作一一介绍。我以为最精彩之处就在于发前人未敢发之言，指出某些书的“不足之处”。如有的书中作者署名、写作日期全被删去，不少文字被人改过，“造成历史文献原真性的缺失”。1980年代出的《张元济书札》、《张元济诗文》，更存在严重的不足。作者指出：除未采用现代通用标点符号外，经早先整理者随意改动而引起文献失真，问题最大，《诗文》尤其严重。张人凤多年来核对原文稿，或者查阅第一出处，进行大量校勘，力求恢复文献的本来面目。他提出《诗文》“错漏极多”、“日期考订马虎”、“随意删去诗稿上原有诗题”、“按照编者的意图改动原文”等四大问题，简直不可卒读。他不无感慨地写道：
张元济先生曾多次严厉地批评明代编书人任意篡改古书和清代四库馆臣按满清统治者的意图删改古文献资料中不利其统治的文字，想不到他本人还是被他人擅改。历史的怪圈折射出这位出版大家、校勘学大师的悲哀。
可惜至今仍有研究者在使用《书札》、《诗文》，甚至某地还出版过《张元济诗文》的盗版本!我希望朋友们今后研究张元济或商务馆史，要采用新版《张元济全集》（共10卷，现已出7卷），至少要用1990年代后出的《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与《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等几种。《书札》《诗文》等几种当作收藏品尚可，引用则谨防上当！
在张元济故里浙江海盐举行过三次全国性的张元济学术讨论会。第一次1987年10月，第二次1992年4月，第三次2007年9月。每次会议都涌现出一批高质量论文。第一、第二次讨论会论文的合集《出版大家张元济》（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虽出版晚了些，但其中不乏顾廷龙、胡道静、王绍曾、汤志钧、周汝昌、程毅中、赵守俨等名家的力作，内容丰富、厚重，值得一读。第三届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由海盐张元济研究会、张元济图书馆编成《张元济研究论文集》，2009年8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出书。其内容除思想论述外，扩至商务馆史、藏书文化、社会交往和其他实业等诸多研究新领域。更为可喜的是，作者多了许多年轻人的新面孔。长江后浪推前浪，张元济研究后继有人！
随着《张元济全集》、《张元济年谱长编》问世，大量新史料得以披露，老史料得以校订，新的一波张元济研究“热”必将到来。
（本文编辑 宋文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