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散文在10年前曾一度盛行，后来就渐渐冷落。大致原因除了网络以及新媒体的视像化阅读冲击之外，文化散文本身的创新力不足也是更为内在的症结。10年后的今天，文化大散文似乎又在开始聚集人气。我的理由是两本比较看好的书的出版：一本是苏北为汪曾祺作的《一汪情深》，另一本就是2009年连载于《十月》、而今又由
这两本书的共同点是用散文的形式集中撰述一个文学人物，而明显的区别是苏北完全是纪实的，写的都是汪曾祺真实的生活细节；而车延高则更多是“醉眼”中的想象，笔端流出多是根据自己对于李白作品和有关资料以及传闻的解读，描述的是其内心中的那个诗仙。车延高作为诗人（虽然他一直自称为“业余诗人”，其实古往今来从没有职业意义上的专业诗人），以其充沛的诗心，努力靠近那位千古诗仙的诗魂。文中许多对于李白的理解和阐释，我以为都有相当可延伸的思考性。车延高能够把读者的思绪调动起来，能够让读者随之而驰骋想象，去认识一个也许很不一样的李白，这就是这部文化散文的重要艺术价值。但由于作品大都是基于作者的想象，属于文学创作，所以，有时候就会让人觉得一些情节和说法有主观臆断之嫌，于是就有学者和网友对其中的一些观点产生了质疑。我的看法是：对于这种文化散文，一定不能用学术考证的标准去要求和衡量。尤其是诗人对于相隔千年诗人的理解，或者诗人之间诗心的交流，怎么可能像学术论文或者考证史料那样科学和严谨呢？10年前我就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如果一定要求文学创作的散文作品中没有一点历史的‘硬伤’，那么，你们专门研究历史的专家们，对所有历史的每一个细节都搞得那么一清二楚，没有任何漏洞了吗？”（文见《中华文学选刊》2000年第6期）当然文学创作也不能过于主观地歪曲历史、臆造事实，但是，“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李白”这样的创造性解读是应该完全可理解的。况且，车延高散文中对诗仙李白的许多想象性追问和解答，我觉得都确实道出了我多年的疑问和心声。比如李白多年仗剑去国四海漂流，那他究竟以何为生？这就曾经是我读了很多李白的诗和故事之后一直存疑的一个问题。车延高散文中对李白家乡身世的分析我觉得起码是有一定道理和根据的。至于诗人和其同代诗人贺知章、杜甫等人的关系，以及到底李白能不能“斗酒诗百篇”的问题，文学的解释完全可以有文学的规则。车延高散文，起码让我们多出一些有意义的思路。
车延高如此解读和阐释李白，我以为也是最有资格的。这不仅由于车延高本人非常具有诗人的天分，而且更在于他的确有着与李白近似的诗人的气质、诗人的性格、诗人的骨头、诗人的“魂”。车延高的散文中经常打打诗人的“诳语”。如：“不幸之不幸，今天遇上我这三‘瓶’过后尽开颜的朦胧后生，有了七分醉壮胆，只剩三分醒看人，飘飘若仙时，让高低贵贱、身份等级一并去了云水间，世间只有天空大，能在我眼珠里站住脚的人，越来越少，目空一切的我四大皆空。”严酷的现实之中，我们这些被各种各样利害关系所套牢和压抑着的人们，是多么缺少这种目空一切的狂妄精神啊！读了这样的文句，真的让人感到浑身舒爽。
其实，车延高写李白，真的并不是为写李白而写李白，其中很多时候都是在以古喻今、借古讽今，文中很多地方也都充满了批判现实的精神。他甚至经常采用鲁迅惯用的“顺手一击”的战法。如：“但愿某些站在泥土地上，却把自己看得比泥土厚重，功名路上只为功名，整日琢磨如何化茧为蝶，一路飙升的咄咄逼人的新霸主候选人们能够明白：世上没有绝对的‘顶峰’，无论是自己造势，耍一些伎俩把自己装扮成顶峰；还是把别人推上顶峰，又借推别人把自己带上顶峰。结果都是孤家寡人，‘高处不胜寒’。看似得到，实为失去。从此成了被悬崖峭壁呵护的心尖子。恰如定于荷角上的一只蜻蜓标本，尽管很精彩，很夺目，很诗情画意，但它终是一种丧失了活力的景致，倘若舍不得在打碎中重组或重建，留给人间的只能是一种无生命活力的僵死和‘单调’之美。”这样的段落，就不仅仅是尖锐批判，而且充满深刻的哲理意味！
在如今人心普遍浮躁的氛围中，读读这样的散文，真可以让我们的心灵有所清醒和净化。
（本文编辑 杨剑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