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欧美之外第一个走上现代化道路并取得显著成功的国家，在它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进程中，有许多经验和教训，至今值得关注和思考。
日本为何纪念“侵略者”培里
一般认为，现代化分为原发型和传导型两种类型，日本属于传导型现代化。如何对待现代化的冲击就成为后发国
1853年是日本近代史的开端，也可以说是日本现代化的起点。在这一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里率4艘军舰来到日本，递交国书，以武力胁迫日本开国。当时，培里所率军舰是涂成黑色的军舰，其中有两艘是日本所没有的蒸汽船，令日本朝野震惊，故称为“黑船事件”。第二年，培里率7艘军舰再次来到日本，迫使日本与美国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同意开放港口。日本的大门被打开，结束了长达200年的锁国状态。
培里来航发生在中国鸦片战争的13年之后。也许在一般中国人的眼里，培里毫无疑问属于和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懿律和义律一样的侵略者，理应受到谴责。但奇怪的是，在培里登陆日本的地点横须贺市却有一个专门纪念培里登陆的培里公园，内设培里纪念馆和纪念碑。不仅如此，在日本最早开港的两个城市下田和函馆，也分别建有培里的纪念碑。
究其原因，在日本人看来，培里来航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从此日本告别了传统农业社会，走上现代化道路；同时这一事件也标志着日美友好关系的开始，因此培里是值得纪念的人物。
日本人如此对待培里，一定程度上源于日本文化。历史学家依田?家先生在分析日本现代化的前提时提出，日本文化的基本形态属于“什么都可以”的并存型，能够对各种文化全面吸收，并不排斥。在解释这种文化类型的成因时，有学者认为与日本传统宗教神道教有关。日本本土宗教神道教是多神教，据说信奉的神灵有“八百万”之多，即使有外来神传入，也只不过是在众多神灵中又增加几位而已。佛教传入时即是如此。不管怎样解释，日本善于吸收外来文化是确实的，较少有排斥抵触心理。在日本，很少听到有人提起全球化过程中其他许多国家流行的一个词汇：“文化侵略”。日本人对各种外来文化欣然接受，而且并没有因此导致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衰败，相反许多文化传统保存完好。不必说大型的神社，即使在街头巷尾，也可以常常看到一座小小的神社。
大概正因为这种文化心态，在培里来航后面临开国还是继续锁国的选择时，统治层中多数人赞成开国。也正是因为如此，开国后幕府即开始向西方学习，只不过把学习模仿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明治政府则是举全国之力向西方学习。日本现代化的成功，不能不说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这种文化心态。
如何对待转型中的弱势群体
现代化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全面的社会变革。在这一过程中，会产生一些弱势群体，其中农民、手工业者、小商人等旧中间阶层尤具有代表性。显然，旧中间阶层必然会伴随现代化进程逐渐缩减消失。人们往往认为在现代化的大潮中弱势群体是一个小问题而不加以重视，其实这个所谓的小问题如果处理不得当，会引发严重的后果。在这方面，日本既有失败的教训，也有成功的经验。
自明治维新开始，日本自上而下推进的现代化以富国强兵为目标，偏重于工业和军事，忽视了其他经济领域，造成经济上的双重结构。在国民经济中，一边是先进的现代化大机器生产，一边是落后的小农经济；在产业内部，一边是规模庞大的企业，一边是大批传统的固有产业，也就是传统的主要依靠家庭劳动的商品生产、流通和服务的产业。后者无法与前者竞争，陷入极度的经营困难的境地，大批旧中间阶层受到现代化的排挤而没落。由于日本属于追赶型现代化，在短短的40年左右的时间内完成了欧美经过上百年才完成的工业化，使得旧中间阶层的没落更加急剧。
旧中间阶层眼中所看到的，一边是城市的繁华，灯红酒绿，一边却是农村的凋敝，朝不保夕，形成强烈的反差。正如农本主义者所抨击的那样，以东京为首的城市不断扩张，打破了城市和农村的平衡，城市奢靡无度，商品化浸染农村，使得农产品不商品化，农民就不能纳税，甚至不能生存。国家处于不安危虞之中，农村已经由疲弊陷入近乎衰灭的状况。旧中间阶层对畸形的现代化强烈不满，由此产生了民间法西斯主义思潮和运动。他们反对现代化，要求维护小私有，进行暗杀政变等活动，力图退回到农业社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间法西斯的活动造成社会动荡，冲击了政党政治，为军部法西斯执掌政权开辟了道路。
政府政策的失误是导致旧中间阶层产生反现代化思潮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政府接受了教训，在推进现代化的同时，也注意制定政策，保护弱势群体。1961年制定的《农业基本法》等有关农业的法规，其主旨是提高农业生产力，消除农业与其他行业存在的生产力差距，消除农业人口与其他行业人口的收入差距。按照这些政策，日本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对一些农产品给予价格补贴。1963年制定的《中小企业基本法》等法规，其主旨则是扶植中小企业，保障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平衡。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政策的支持，尽管战后日本经济发展速度远远快于战前，重化学工业的发展尤为突出，旧中间阶层人数锐减，但总体上社会结构的变迁比较和缓，没有造成剧烈的动荡。可以说，协调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尤其是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是现代化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只有处理好这个问题，才能保证现代化健康顺利地进行。
正确认识自我和他者
现代化是世界各国的必由之路。每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启动有早有晚，现代化的速度有快有慢。如何正确对待在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进程中自身的位置，正确地认识自我和其他民族，也会影响到现代化的进展。
日本人的自我认识集中体现在日本论和日本人论上。在外来文化涌入的情况下，日本人不断地寻找自我，在与其他民族即他者的比较中，确认何谓日本，何谓日本人。这就导致自明治时期开始，日本论和日本人论十分盛行。日本人远较其他民族更为关注自我认识和他者认识，恐怕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日本人那样热衷于对自身的探讨。这一自我认识的热情持续至今，有关日本论和日本人论的书籍论文可以说达到了汗牛充栋的地步。值得注意的是，凡是在日本与其他国家比较相对落后的时候，日本人的自我认识中自我批判、自我反省就较多；而当现代化取得一定成就时，日本人的民族自豪感就高涨，而且很容易转变为民族优越感。
在明治初期，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启蒙知识分子追求国家的富强独立，提倡向西方学习，对传统进行了全面的审视。他们认为国家的独立源于个人的独立，然而传统却阻碍了人的独立，日本人“生活在权力偏重的环境中，从不以对人屈从为可耻，这和西洋人的爱惜自己的地位，尊重自己的身分，以及维护自己的权利相比，有着显著的区别”。他们对自身的批判，并非是对本民族的否定，而是出于对民族的热爱。启蒙运动在思想文化层面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化的深入发展。
然而日本在现代化取得明显成功并跻身于世界五大国行列之后，却走上了法西斯独裁统治和对外侵略道路，这其中膨胀的民族优越感起到很大作用。在法西斯化的过程中，从整个日本民族来看，自我认识走进了误区，否定了明治时期启蒙思想的成果，否定了日本走过的现代化道路，把错误的、甚至反动的自我认识发挥到极致。法西斯宣称日本传统的思想和精神优于西洋，日本文明和西洋文明不同质，然而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却一味模仿欧洲。结果丧失了固有文明，从属于欧美，引起社会动荡，道德沦丧，因此必须以民族固有文化为基础改造国家，恢复传统道德，回归到古代家族共同体的天皇制国家，和欧美文明对抗，实现日本的复兴。既然日本民族和日本文化优越无比，法西斯分子又进一步叫嚣“日本精神不局限在日本本土和日本民族”，而要“扩展到世界规模”，实现“八?一宇”，日本是一个大家族社会，也应该包容世界各国。这就和盘托出了称霸世界的野心。
错误的自我认识和他者认识导致日本在侵略战争中一败涂地，现代化取得的成果耗费殆尽，整个民族也陷入了悲惨的境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战败使得日本人清醒了起来，比较能够正确地认识自我，自我批判精神得到恢复。以丸山真男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清理，他们认为，日本的社会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欧，日本远未实现现代化。他们批判天皇制，认为天皇制建立在落后的传统文化之上，是战争在体制上的根源。有的学者研究了日本的社会结构，提出了家族社会的理论，认为家族生活的原理也贯穿于家族以外的社会关系中，它主要表现为权威的支配和对权威的无条件追随、个人性的行动和责任感的欠缺、不允许自主批判和反省的社会规范、在长辈晚辈式的家族气氛中同外部保持着敌对意识的对立。有的学者解剖日本人的精神构造，指出强烈的集团意识所存在的危险性。这些反省和批判有利于清除军国主义和法西斯思想，奠定了日本战后现代化再次出发的思想基础。
然而，在进入重新崛起的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后，日本人的自我认识有所变化，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省减少，出现了“特殊文化类型论”，肯定日本文化是世界诸多文化中的一种类型，因而确定了日本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价值。平心而论，这一变化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战后初期过度的自我否定，反映了民族自信心的恢复和增强。
1968年，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沉浸在世界的一片赞誉声中。面对现代化的成功，日本人更多关注的是，是什么因素使日本在现代化潮流中脱颖而出，一枝独秀。不言而喻，民族传统文化得到更多的肯定。西方普遍经济停滞而日本保持着较高增长率的情况更为这一倾向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七八十年代，日本掀起了一股翻案风，否认以往已经成为定论的观点，对传统进行了再评价。在这里，多多少少可以看到民族优越论的影子，使得日本人飘飘然起来。不能正确认识自我同样给日本带来恶果，使得日本人忽视了新经济时代的挑战，泡沫经济严重。在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一蹶不振，由经济奇迹的创造者一下子又成为西方经济的劣等生。
日本的沉浮告诉我们，在任何时候，即使走在现代化潮流的前列，也不能妄自尊大，而应该保持清醒，尊重他者，给以自身正确的评价和定位。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本文编辑 王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