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主义的幻灭与职业意识的觉醒

2010-07-07 20:17:00 来源:博览群书 蒲 俊 我有话说

二战之前的美国史学界长期受到辉格主义思想的影响,以思想引领史料的情况也同样存在于美国新闻史界,这种“进步主义”的史学传统将美国报业的发展历程描述为一路高歌猛进,不断推动着国家的民主和自由进步。1974年,美国的《新闻史》刊物在创刊伊始便提出了新闻史研究的转向问题,思想史和文化史学者开始进入到新闻

史研究的领域,传播学者也开始从传播系统、传播内容和传播效果等各方面来审视新闻传播的历史(马凌,《共和与自由:美国近代新闻史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P34)。初版于1978年的《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Discovering the News: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Newspaper》,中译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9年1月出版)则开拓了新闻史与社会史的交叉领域,被詹姆斯・凯瑞认为是继承了以社会学视角研究新闻传播问题的传统。作者舒德森是当代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媒介社会学学者之一,《发掘新闻》一书就是在其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完成的。约翰・杜威曾说过,社会不仅因传递与传播而存在,更确切地说,它就存在于传递与传播中。这一洞见也为新闻传播研究的“社会学转向”指明了方向。媒介社会学,从社会看媒介,而不拘泥于媒介本身这个单一角度,可以说是为传播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性。

《发掘新闻》将美国新闻业放到整个社会环境中进行历时性考察,描绘出了美国新闻业的历史,特别是专业意识形态的演变过程,重点关注的是被美国新闻业界奉为圭臬的客观性原则是如何从无到有,又由盛转衰的。它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质疑性”――在自由主义粉饰下新闻工作的真正意义是什么。正是因为“新闻”被笼罩上了太多或理想主义或功利主义的光环,它的真正意义才迫切地需要被重新发掘与认识。舒德森将美国报业发展置于近现代社会的整体框架之中,揭示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结构与新闻传播观念建构的互动作用关系。民主政治抬头,市场经济勃兴,中产阶级崛起,进步主义思潮与社会的功利文化氛围都推动着媒体将事实报道和言论分开,并形成制度。这既是适应政治和市场经济的需要,同时也在塑造职业认同性的信念;然而现代性的困境与道德危机问题又使得客观性理想从形成之时起就饱受质疑。

“天下之木,未有不具根而突发千枝叶”,美国新闻业的客观性原则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孕育和准备时期。催生客观性理想的土壤是19世纪30年代开始出现的便士报,舒德森采用了阶级分析的视角,并提出了“民主市场社会”的概念来解释便士报的出现:以广大人民群众为基石,用民主的方式实施管理的新的政党组织形态出现;新型资本家和中产阶级开始崛起;社会关系也已经开始脱离个体而被物化。便士报不但代表和解释了当时的社会结构,也进一步加强和塑造了社会结构。19世纪90年代报界迎来了“记者时代”的到来,众多年轻人满腔热情的投入了新闻工作当中,并形成了一套共同的工作理念――重视报道的真实性并希望作出生动多彩,娱乐性十足的报道。作为进步主义者的记者反对卫道士、反对欺骗、反对虚伪,而自己的报道就是事实一般的真理。在分析以《世界报》为代表的“故事”模式和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信息”模式时,舒德森没有纠结于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讨论,而是转向读者不同的阅读体验和身份认定上。尽管报道方式上的差异已经出现,但直到此时记者也仍然天真地认为事实是不证自明的,不需要语境也可以得到准确无误的理解。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客观性才真正进入新闻界的视野之中,诞生的催化剂是公共关系活动和一战战时宣传对人们观念造成的冲击。公众被拉下“神坛”,以勒庞等人为代表的反自由主义思想浪潮,对公众、人性、传统价值和知识获取的怀疑席卷了美国的思想界。许多记者亲身体验到了国家宣传机器的惊人力量,开始意识到事实是可以被塑造的,从而对报道事实的可能性产生了怀疑。正是由于人们开始认识到思想的主观性,才产生了对于统一的客观方法的热情,“客观性”成为了流行的新闻业价值观。客观性在诞生之初就是一种纯理想,被用来“遮掩我们在凝视现代社会时眼神中流露出的失落感”。没有比这再好的办法让人们尽可能地接近事实,并使得新闻界能够更像一个“专业”或能向更为“专业”的方向发展。

可以说,新闻客观性的诞生就决定了它将饱受到来自各方的不断批评:仅仅关注技术层面,却掩饰了背后关于现有权力秩序的基本假设。尽管全书的质疑性十分鲜明,但舒德森在发现偏见与谎言之后,依然相信客观性的根源并非浅薄到只是用来遮盖谎言。在他讲述的这个故事里,不仅仅是要展示新闻业是如何适应社会变革塑造自身的专业规范的,也在展现着新闻业应有的良知和勇气。客观性本身诚然有缺点不足,但却没有一个更好的制度来取代它,因此始终处于主流地位。究其原因还是因为这一理念能够赋予新闻界和从业者相对独立的职业性格,并能够成为一套有效控制新闻生产运行的操作程序,在大众面前保持一个较为权威的地位。

舒德森具有深厚的社会学科背景,同时对于新闻史研究也有着自己的洞见,他强调不仅要收集资料,还要对资料进行多方面的透视,新闻史学家要将新闻史研究与其他领域的历史研究结合起来。他还曾批评过“埃默里学派”的一些偏见,认为新闻史上一直存在着几个似是而非的问题,即“媒介中心论”、“反商业偏见”、“经济和技术决定论”、“新闻事业衰退论”、“民主作用论”。(舒德森,《美国新闻史上几个棘手问题的重新审视》,李文绚编译,《国际新闻界》,1998年第3期,P36-41)舒德森的做法是“既不暗示历史进程不可避免,也不假设其重要方面同人类的自觉活动无关”,并在研究过程中注意人类打破社会条件与惯例、创造自身历史的能动性。

詹姆斯・凯瑞在给《发掘新闻》撰写的书评中提到,这本书的副标题会给人造成一种误解,虽然自称是“美国报业的社会史”,但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着明显的限制――从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的纽约新闻。舒德森在这本书的中文版序言中也承认了这一不足。同时,凯瑞认为这本书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存在着一分为二的问题,即在前半部分采用的是阶级和社会地位冲突(class-and status-conflict)的分析框架,而对于处在存在着深刻信仰危机的20世纪的新的权力关系以及在其中饱受压力的新闻界,舒德森的分析就显得过于简单而缺少说服力了。

舒德森在2001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对《发掘新闻》提及的一些问题又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和补充。他引用了涂尔干和马克斯・韦伯关于推动社会规范发展因素的解释(涂尔干从社会聚合的角度提出了两种情况:仪式的一致性与群体认同感的获取,韦伯则是从社会控制角度阐述了组织层级控制和组织控制的代际传承的情况),更多的从新闻界内部来分析了客观性原则的形成原因:客观性之所以能成为一种行业自律的意识形态,是韦伯式的社会控制在起作用,这样能够更好地掌握记者的工作。20世纪初,新闻业面对公共关系等行业的冲击,急切地需要寻求一个将自身职业与它们区别开来的标准,并且自然而然地锁定了公关和宣传的对立面――不带有意见的事实陈述,这一点可以通过涂尔干的群体认同加以解释。而在跨地域和跨文化的情况下,舒德森认为,文化环境对于新闻业规范的内容有着重要的影响。欧洲新闻界虽然也接受了客观性的观念,却没有像美国那般狂热。尤其是法国和意大利,新闻媒体受到国家的干预程度很高,许多报纸以兼具党派性和商业性的混合面目出现。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公关在欧洲的缺席使得新闻界并没有确立自身职业身份的迫切愿望。而欧洲也没有过类似美国的反政党运动,自然不会像美国那般亲睐独立的、无党派背景的报纸。社会结构环境的不同也会造成记者自身职业观念的不同,欧洲的记者将自己视为文学创作者与政治问题的思考者,而不像他们的美国同行一样具有明确的职业意识。

我们不妨按照这一思路,来探讨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问题。尽管新闻专业主义是一个晚近才进入中国学者视野中的舶来词汇,但新闻业在中国的百余年发展历程中,也一定会形成自身特有的行业规范与精神内核,缺少的可能只是一个概念的统领,当然由于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这种职业规范不可能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在意涵上完全相同。

近现代的中国报纸,除去被称为“蚁报”的小报,其主流大概有三种范式:民营商业报纸(商人办报)、专业报纸(文人办报)和党报系统(政党办报),三者范式重叠、长期并存(李金铨主编《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P15)。尽管林语堂曾经讽刺《申报》“编的很烂”,而《新闻报》“根本没编”,但在这些商业报纸身上还是可以发现专业主义的某些元素。在《时报》的办刊方针中有如下的一些条款:“评论必须中立”,“新闻必须全面”,“新闻必须是非个人的或公正的”(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P91)。这固然与报纸主办者(狄楚青)的进步思想与理想主义有关,但对于一家专注于报业经营的报馆来说,这样的方针必然也是适应市场和政治要求的结果。

更值得思考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精神对于新闻界发展的影响。自清末的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开始,许多报人都将报业看做是思想启蒙的媒介,文人办报更多体现的是一种“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文人情怀与使命感。代表着这一范式高峰的新记《大公报》在《本社同人之旨趣》中提出的“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四不”原则已经是一套相当成熟的新闻理念,它与西方的专业主义极为神似,却又是同构异质。美国的新闻专业主义是市场经济勃兴和“进步运动”的产物,而《大公报》的专业追求则源于儒家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并且反对一味追求市场利益。在标榜“不党”的同时,《大公报》也体现出了很强的国家主义倾向。抗战时期,为防止泄露国家机密,《大公报》自愿牺牲专业自由接受新闻检查,这种情况在西方是很难想象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新闻工作者被完全收编进党和国家的体制之内,并被定位为政党意识形态的承载者与宣传者,新闻界的主要职能也由思想启蒙转化为对意识形态的宣传。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市场机制的引进,新闻传播教育的逐步开放使得新闻的客观性原则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之中,并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于新闻工作实践之中。同时,在媒体走向市场之后,媒体的自身定位不断走向多元化,一方面,媒体对于受众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并在市场的要求下发展出一定的专业空间;但另一方面,在中国的专业新闻理念尚未完全成形的情况下,资本对于新闻报道的侵蚀也已经显现出来。在中国的新闻改革场域中的三个传统(“文人论政”、“党的喉舌”、商业逻辑)之间的相互渗透使得中国本土化的专业主义具有了更多的样貌与不稳定性。新闻工作者要在体制内对三者进行平衡殊为不易,在这一协调平衡的过程中,中国的专业主义也得到了碎片化、局域性的展现。在美国,新闻专业主义服务于既有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一经形成就能够具有较高的稳定性;而在中国新闻业的多方变革中,专业主义的建构具有重构媒介与新闻从业者的社会角色和功能,改变新闻实践逻辑的作用(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新闻学研究》第71期,2002年4月,P17-59)。

当下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模式――以《南方周末》和《财经》为代表,两者在媒体观、新闻观、记者观与受众观上都有着一定的差异。这与两者不同的诞生背景与职能选择密切相关(陈阳,《新闻专业主义在当下中国的两种表现形态之比较――以〈南方周末〉和〈财经〉为个案》,《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8期,P65-69)。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第一种模式更多地展现出一部分新闻工作者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启蒙职责的认知以及对传统儒家士大夫匡时济世的传统的继承。而第二种模式在操作上的定义与要求则与西方的专业主义准则更为接近,对于记者的职业认知也更为清晰。

新闻客观性以及内涵更为广泛的新闻专业主义,是新闻界在认识到新闻理想与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之间的矛盾后,为了塑造职业“认同性”而形成的一个中心信念。不以客观之名行武断之实,不断去探求与呈现真实的世界以服务公众是这个信念的意义之所在,而新闻工作者在这一内涵上对专业主义的坚持只有不足,岂有过之?

(本文编辑 杜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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