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讲述刘大年学术人生背后的故事

2010-07-07 20:17:00 来源:博览群书 赵庆云 我有话说

在学界近年绘制的现代中国的学术地图中,王国维、陈寅恪、陈垣、傅斯年等及其所代表的史料考订派无疑居于显著位置;与此相对应,曾经主宰当代中国史坛数十年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则受到冷落,甚而有被边缘化之虞。检视史学史

著述,对于唯物史观派史学作全面的宏观综论诚然并不鲜见,而以史家为中心的典型个案研究则显得相对薄弱。

在赵俪生看来,刘大年是新中国后史学界的“无冕之王”(《篱槿堂自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P131);据港台学人的观感,刘大年则“颇似中共史学界的发言人”(章群:《中共早期的历史研究工作》,学海出版社2000年版,P31)。可见其在史学界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刘大年辞世十载后的2009年,由湘籍学者周秋光、黄仁国撰写的《刘大年传》(以下简称《刘传》)终于面世。此书以近70万字的厚重篇幅、相当丰富的一手资料,追踪、剖析刘大年的生平与学术,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个案研究引人注目的新成果。由于刘大年对新中国后的史学界影响甚巨,牵连至广,因此,该书不止于个人传记的意义,亦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笔者因研究当代史学史,对《刘传》的撰写早有关注,并与作者之一的黄仁国君有过讨论交流。《刘大年传》从酝酿到撰成付梓,历时近15年,著者可谓锲而不舍,颇费心力。与已有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传记相比,此书最大特色在于资料翔实。

刘大年有极强的史料意识。他精心保存跨越半个多世纪的近千件信函手迹,公开出版的《刘大年来往书信选》收录其中487封,为当代中国学术史留存了弥足珍贵的史料,也为研究刘大年的学术人生提供了可靠依据。他还有大量的读书札记和批注,出访日记,资料卡片,东京大学的自我介绍记录等,为传记写作提供了相当的便利。公开出版的文本资料,诚然是研究传主生平、学术的主要基础,但仅此显然不够。人物的学术活动、发表论著的相关背景,以及隐含于其言行背后的种种考量,仅通过已出版的文本往往难于把握,这些私密性文献对于解读传主的心路历程无疑至为关键。《刘传》的写作得到传主亲属的支持,获取了数量颇丰的一手资料,揭示了以往不为人知的一些面相。同时,传记作者特别重视访谈口述史料,先后五次采访传主本人并由传主根据采访提纲作录音回忆,还多次采访传主的亲朋故旧,由此获得自述与他述两方面的材料。丰富的口述史料,与文本资料的相互补充,相互印证,大大增进了对刘大年和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感性认识。

《刘传》不仅仅是刘大年个人学术人生的叙述,也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史学界风云的缩影。作者在写刘大年这个“点”的同时,将人物交往、机构组织、学术活动、学林往事等“面”上的情况顺带呈现出来――中国科学院的早期建制,以学部、学术秘书处为中心的科研体制的建立,十二年全国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中国史学会的恢复、抗战史学会的创办等重要事件都在书中得到详细的叙述。

值得作传之人,大多皆有过人之处,传记作者往往有意无意地以仰视角度来观察传主,以其是非为是非,甚而文过饰非,失却自己应有的裁断。此类传记的学术价值自然大打折扣,等而下之者沦为“歌德”式的宣传品,难称学术研究。

诚如刘大年本人所言“非则言非,是则言是,声闻过情,昔人所耻”,传记最忌谀世媚时,随意褒贬。这本传记的写作始于传主在世之时,而且得到传主本人的同意和支持。此种情形的传记撰写,优势在于资料搜集相对较易,研究者对传主及其时代背景不致隔膜,能设身处地以获得“同情之了解”。但由此而来的问题在于,因缺乏时间的沉淀,研究者往往难以避免主观情感的纠缠与影响,从而影响论述的深度。《刘传》以当代人写当代史,以“多述少论、寓论于史”为宗旨,爬梳考核相关史料,以平实的叙述,较为清晰准确地勾勒出传主人生经历的基本脉络线索;对一些关键问题则着力加以详尽分析,体现了史笔的朴质、冷静。

无须讳言,在阶级斗争主导的年代,刘大年自不能超脱于左倾思潮影响,曾错误地批判过其他学人,其著述亦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刘传》对此并不回避或曲加辩护。例如,刘大年1952年撰文介入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他以毛泽东的论述为依据,主张“西周封建说”,挑战郭沫若的观点。其文从概念出发,并无坚实的史料依据,有“以论带史”之嫌,当时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传记在详叙论争始末后,大段引用杨向奎的尖锐批评,并指出刘大年自己对“西周封建说”并无把握,后来也未坚持到底。又如刘大年1957年撰文批判荣孟源、1958年批尚钺、1966年撰文批判吴晗,在传记中均有详尽叙述,并指出:批吴晗可以说是迫于山雨欲来的政治形势不得不违心紧跟,但批荣孟源、尚钺之文,则体现出浓郁的教条主义色彩。这些可能使传主形象减色的内容,在有些人那里可能会被一笔带过,《刘传》则是不惜笔墨,联系社会政治背景与学术环境加以客观而细致的叙述与分析。

《刘传》可进一步开掘的空间尚多,笔者仅就若干显著之处略陈管见。

其一,此书虽然资料可称丰富,但离竭泽而渔仍有相当距离。如中科院初创、学习苏联的科研体制两章主要利用《中国科学院史事汇编》,以及中科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编《院史资料与研究》各期所载相关当事人的访谈与回忆,而并未去中科院档案馆查阅档案资料,因而论述基本上照录当事人的观点,流于泛泛之论。实则就中科院科研体制而论,尚有不少问题值得探讨――中科院的整体建制,与旧中央研究院关系如何;1956年学习苏联科研体制,得其形而遗其神,原因何在;在苏联顾问的建议下、在自然科学家的呼吁与期待中,院士制仍然难产,其利弊得失如何看待。如查阅了档案,这些问题当有更符合客观实际的论述。又如组建近代史所一节,资料亦相当单薄。近代史所存档案资料、前辈学人李瑚以其日记为基础所撰《本所十年大事简记》、金毓黻所著《静晤室日记》,记载早期近代史所情况颇详细,惜乎作者均未加利用,因而对近代史所创建及早期发展的来龙去脉语焉不详。

其二,对刘大年学术思想的阐述,虽然著者力图联系学术背景与时代背景,避免单就已出版的著作立论,但仍显单薄。刘大年的写作卡片、读书笔记、批注,大多保存完整,若能充分利用这些资料,著述背后的故事是不难讲出来的。《刘传》在论及刘大年晚年近代经学时较多使用其手稿,其他一些著作则往往止于罗列其学术观点,缺乏深层次的分析。

《美国侵华史》是刘大年史学研究的起点,在其学术生涯中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传记对此不惜笔墨,叙述其写作过程,介绍其主要内容。但对于此书的反响,尤其是诸多书评一笔带过。实际上,《美国侵华史》的修改与当时学界的批评有密切关联,其背后更有鲜为人知的故事。时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的曾彦修对刘著《美国侵华史》提出尖锐批评,刘大年亦撰文回应。两文转当时中宣部长陆定一,并请范文澜、田家英仲裁,范、田均主张息事宁人,批评与反批评的文章均不发表。但刘大年深受触动,进而着手对《美国侵华史》加以修改,且拟定了修改要点:“《美国侵华史》修改几点:一、不只是美国侵略,加上其他国的侵略;二、美国不只有侵略,中美人民有友谊;三、美国的侵略是渐进的,不是处处是主要的,最初甚至是温和的。”在刘大年所存写作卡片中,有一张录有“一八六七年十月十七日,总批奏:美使蒲安臣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充中国使臣,出使西洋,试办一年。说明此时美国侵华尚非露骨,如英法等。这是和他的国内资本主义发展有关的。写入侵华史内。其他同样事件亦应叙述,以改变片面的叙述。改的关键之一,至要。对李(鸿章)、张之洞不要苛责或简单称为走狗,要用毛主席所讲的精神看历史人物,有缺点有优点”。而笔者另外搜得刘大年修改1954年版《美国侵华史》的手稿,很多段落重新写过,增添了不少材料,论述更为平允全面。虽然由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及其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美国侵华史》的修订终于搁置而未竟其功,但由此亦可管窥其学术追求。

1957年10月11日,刘大年在《人民日报》发表《驳一个荒谬的建议》,对荣孟源加以批判,“文革”后刘大年为此公开道歉。《刘传》对此仅作人所共知的泛泛叙述。然此事实有隐情需加厘清。荣孟源《建议编撰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资料》一文与金毓黻有关。金究心于民国史料整理,但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其倡议应者寥寥,至1956年始遇到荣孟源这位“气谊相孚”的知音。荣孟源联系马列学院马鸿谟等人,再度计划编纂《辛亥革命以来史料长编》。荣孟源那篇受到批判的文章,主要目的在于赢得学界对此项工作的重视。荣文提及:“我知道有人整理过辛亥革命以后的资料,因为这种工作不被重视,于是把工作中辍,把已经收集的材料束之高阁,使自己成为无所事事的所谓‘潜力’。”显而易见,这是在为金毓黻鸣不平,而荣文所提建议内容大体本于金毓黻的设想。事实上金毓黻随后亦在所内讨论会上被攻击为“学术思想上属于右派”,只因当时政治上对他这样的旧派学人相对宽容并未受到冲击。窃以为,荣孟源此文无意识下触犯了不小的政治忌讳,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在当时被纳入中共党史的轨道,荣文虽然仅提出搜集史料,但是这一时段国、共政权何为正统则颇棘手。荣氏将革命根据地、解放区同张作霖、阎锡山并列“各撰为录”,自然予攻击者以口实。而刘大年的批判文章也有其背景,他实际上是代范文澜立言。笔者获得范文澜手稿,摘录于下:“目前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多是论文――夹叙夹议的论文。我看,是指何干之、胡华等同志所写的现代史。荣认为这是用论文体裁写的。何、胡等著述,固然不能令人完全满意,但至少是企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来写的……”。对照刘文论点不难推测,范、刘二人就荣孟源之文有过讨论。

其三,对刘大年与其他学人之异,缺乏细致的辨析。史学研究重心不在求同,而在见异。“见异”方可突出传主之特色,凸显其价值。比如在对于中国近代史的总体理论框架和基本观点上,刘大年与胡绳颇多相同,但也存在差异。刘大年基本认同胡绳的“三次革命高潮论”,但在其主持编纂的《中国史稿》第四册、《中国近代史稿》中,他融入了自己的探索与思考。《中国史稿》第四册对于统治层的活动如洋务运动、清末新政、预备立宪等均给予了一定的位置,对于两次鸦片战争、中日战争、中法战争这些由清政府主导的涉外民族战争不惜笔墨。其中虽然蕴含着“三次革命高潮”的基本精神,却体现出突破“革命史”框架的意图。刘大年对胡绳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读书批注也颇耐人寻味,对于胡著论述中法战争的一节,刘大年批道:“如此看来,似乎清政府主要只有投降的一面,而且投降得顺利没有什么阻碍。这不能说明为什么徐、唐、岑(按:即徐延旭、唐炯、岑毓英)等出关布防,而且战争还是打起来了。事实上存在两种势力的斗争,有民族矛盾。”对于胡著关于慈禧反对维新的原因分析,刘大年认为将之完全归结为光绪与慈禧的权力斗争“未免缩小了这场斗争的‘救亡图存’的社会意义”,“权力斗争是亡国危机使之激化”。就基本观点之分歧而论,刘大年认为胡著弱化了中外民族矛盾而突出了阶级矛盾,对封建统治者与列强的矛盾淡化处理是其偏失,在阶级分析中对封建统治者内部的矛盾分析亦显不够。刘大年晚年的“两个基本问题论”,同胡绳亦有微妙差异,他没有如胡绳那样强调近代中国不同阶级对于近代化追求的本质区别,在刘大年晚年的论述中,洋务派的近代化举措、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在促使“新的社会力量”产生这一意义上,都应肯定其价值。所以,19世纪六七十年代洋务运动中中国近代工业的出现,被纳入了“曲折而微弱的上升线”。

此外,刘大年以历史学者身兼诸多政治职务,亦官亦学是其主要特征。在革命年代,战士与学者的双重角色尚可以绾合,和平年代其内心则难免矛盾冲突。传记对其内心矛盾之处基本取回避态度。史学理论研究是刘大年“文革”后的著述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争议较大的一部分,其核心在于对阶级斗争动力观的坚持。有学者据此认为刘大年僵化保守、将其史学观念视为毛泽东的“革命意识形态”型塑的产物,《刘传》可能感觉理论问题难于把握,因而回避此类评论,对其史学理论淡化处理。实际上,抓住那些“人弃我守”的观念,更有助于分析评判人物的思想,也更能展现人物的个性。

总而言之,《刘传》的叙述部分比较成功,而对于人物的言之真意、言外之意则发掘得不够。以实证虚,发掘隐藏在史料背后的故事,永远是史家追求的一个较高的境界,愿以此与作者共勉。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

(本文编辑 宋文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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