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说高阳的史家功夫

2010-07-07 20:41:00 来源:博览群书 刘舒曼 我有话说

体认古人心境,注重描摹细节

高阳以历史小说名世,剔抉钩沉的史料功夫却不为人所知。

不止一位朋友说,看过高阳小说后,对清史产生了兴趣。也许有人认为,历史小说的背景和人物多为真实存在过的,创作起来会比较轻松。其实不然,正因为历史小说的主人公是真实存在过的

历史人物,读者自有其想象和评价。而真实的历史背景,在为创作者提供了大致框架的同时,也为创作者设定了诸多限制,很难进行天马行空的想象,所谓画鬼易而画人难。历史小说的创作者,需以真实的历史和虚构的细节互为经纬,小心织就一幅闪亮的锦缎。

高阳无疑是历史小说写作的最佳人选。他的腹笥极宽,尤其对清代的人物掌故、风土人情、诗词文集、典章制度烂熟于心。他写得最好的几部作品,无不是以清代为背景,如《慈禧全传》、《胡雪岩》三部曲、《红楼梦断》四部曲等。

《红楼梦断》是我所读的第一部高阳作品。由于个人对《红楼梦》的偏爱,这些年重读《红楼梦断》及其续篇《三春争及初春景》、《大野龙蛇》也是最多的。12年前,我刚读大学,偶有一日,看专业书累了,转到小说类书架前,发现了高阳的《红楼梦断》四部曲。那天抽出《秣陵春》一读,便放不下手,三天内将《茂陵秋》、《五陵游》、《延陵剑》四部曲全部读完,仍意犹未尽。《红楼梦》是一部奇书,作者曹雪芹是位奇人,敢于挑战这部妇孺皆知的名著,写出它“背后”的故事,是高阳学术自信的充分体现。

关于《红楼梦断》的写作意图,高阳在《我写〈红楼梦断〉》中夫子自道:“曹雪芹如何创造了贾宝玉这个典型,比曹雪芹是不是宝玉这个问题更来的有兴趣。”高阳何以对曹雪芹的创作心路如此感兴趣?或许与他的人生遭际和个性相关。

高阳原名许儒鸿,字晏骈,出身杭州显赫的许氏家族。家门悬挂三块御赐牌匾,花厅内的匾额是慈禧太后亲笔。他8岁时父亲去世,靠母亲抚养长大。曾就读于之江大学,由于战争影响,未能完成学业,渊博的文史知识全靠自修。1948年迁至台湾,1959年起任《中华日报》主笔多年。高阳一生疏于理财,千金散尽。为清偿高利贷的利息,动辄将著作版权卖断给出版社。虽然著述极丰,却债台高筑。婚后,妻子郝天侠名下的两幢房子,都借与高阳抵债,二人结缡十年,于1981年离异。1983年起,高阳与吴菊芬同居,直至逝世,死后还是欠着债。高阳又嗜酒如命,即便酒后不停咯血,也仍是要喝。他说:“人生几何,对酒当歌,喝酒不能尽兴,生有何欢?”与三五好友饮酒谈天,是他最为享受的时刻。而高阳最终的病故,也是酒后出血所致。

我们不妨来看看曹雪芹的朋友敦敏、敦诚兄弟对曹的描述:“燕市悲歌酒易醺”(敦敏《芹圃曹君?别来已一载……》),“新愁旧恨知多少,一醉??白眼斜”(敦敏《赠芹圃》);“接篱倒著容君傲,高谈雄辩虱手扪”(敦诚《寄怀曹雪芹?》),“相逢况是淳于辈,一石差可温枯肠”(敦诚《佩刀质酒歌》),“步兵白眼向人斜”(敦诚《鹪鹩庵杂记・赠曹雪芹》)。在《佩刀质酒歌》的注中,敦诚写道:“秋晓遇雪芹于槐园,风雨淋涔,朝寒袭袂,时主人未出,雪芹酒渴如狂。余因解佩刀沽酒而饮之。雪芹欢甚,作长歌以谢余,余亦作此答之。”曹雪芹嗜酒、佯狂、清谈的名士之风如在眼前。

高阳的人生轨迹,与曹雪芹颇为相似。他们均早历繁华,此后饱受人世沧桑;满腹经纶,同嗜杯中之物,穷困潦倒而终。高阳的心态和生活方式,不似今人,倒与古代士人更为接近,是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古人”。所谓“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块垒”,高阳在创作历史小说时,对古人心境的体认,无疑更为贴切。

即便如此,丰满地再现曹雪芹的早年生活,还是有相当难度的。须知《红楼梦》的人物情节读者多能了然,若将曹、李两家人物与《红楼梦》简单嫁接,必然了无趣味。存世的曹、李两家资料,多以家族男性为主,而《红楼梦》是一部写女儿的书,若缺少了女性的内容与形象,《红楼梦断》将黯然失色。高阳熟稔清代故实,而且对《红楼梦》的各个版本极熟,对曹雪芹的创作意图也有自成一家的深刻体悟。因此,在《红楼梦断》四部曲中,真有其人的曹寅、曹?、李煦、李鼎、曹雪芹等人固然有生动的描写,难能可贵的是,高阳摹写了曹、李两家家族史中若隐若现的女性群像。这些女性形象,既暗合于《红楼梦》中诸女的命运,又不是《红楼梦》情节的机械重复。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很显功力。从主子辈的李太夫、曹老夫人、马夫人、鼎大奶奶、震二奶奶,到丫鬟辈的秋月、春雨、小莲、楚珍,依稀可见《红楼梦》中贾母、王夫人、秦可卿、王熙凤、鸳鸯、袭人、晴雯、金钏的影子。

我研习明清史多年,对历史小说中涉及史实的部分非常挑剔,但高阳经住了我的“考验”。他不仅把握了历史大脉络,而且细节描述也能落到实处。这一点殊为不易。有些历史小说的作者,粗线条勾勒时尚能蒙混过关,进入细部描写立马露馅。高阳的历史小说最令人着迷之处,是强烈的“历史现场感”:通过对史实的精准描摹和细节的合理虚构,鲜活地呈现历史中的生活场景和人物形象,令阅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可以说,高阳藉由小说这一形式,对历史进行了还原和重现。这些在《红楼梦断》四部曲中都有充分的展现。

作者在史实方面的细致随处可见,如《秣陵春》的开头,因李鼎奉命往热河行宫送桂花,才闹出一场家变。送桂花确有其事。康熙皇帝十分喜欢桂花,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五月,传旨李鼎从江南“送丹桂二十盆至热河,六月中要到”。李煦回旨说“奴才即督同儿子李鼎挑选桂花,现在雇觅船只装载,即日从水路北行”。及至李鼎赶回苏州,一场家变已经酿成。

生活细节方面,高阳更是不轻易放过。熟悉《红楼梦》的读者当然记得书中种种令人垂涎的美食。高阳本人精于饮馔,写来格外轻松。李府办老太太的丧事,为吊客端上茶点,是“一碗六安瓜片,菜泥包子、花素烧卖、芝麻松子馅的蒸饺、枣泥核桃方糕”。这四色点心,又是曹家震二奶奶指点厨子做出来的。曹雪芹似乎很爱写用鹅制成的食物,比如胭脂鹅脯、鹅掌、松穰鹅油卷等。高阳写震二奶奶回南京时,途经无锡,薛姓商人送来路菜,震二奶奶留下“生片火锅、一只烤过再煨汤的鸭子,一碟糟酿子鹅”。

曹震送丫鬟绣春的两样东西,碧玉耳坠“是小小的一个连环形,上镶挂耳的金钩,下垂极细的金链,吊着一枚六角长形,上丰下锐的金刚钻,材料形制,精致异常”。金表则是“景泰蓝的底面,周围镶珠。揿机钮打开盖子,表面与众不同。一昼夜分成二十四格,正中上下都刻着罗马字‘十二’,外圈每两格注明地支,上面的‘十二’是午,下面的十二是子”。种种生动细致的描写,会让读者更为迅速地融入文本的情境。

也许是因为读书人“掉书袋”的习惯,对所了解的历史掌故不吐不快。也许是生活所迫,不得不将故事拉长。高阳在叙述一件事的时候,往往喜欢将文笔宕开,牵扯其他不相干的史实或人物,大大铺排一番。读者固然会因此佩服作者的见识,其结果却导致读了半天,还得从头再看究竟说的是哪一桩事情。这一缺点在《红楼梦断》中已有体现,但尚不明显。其后期的一些作品,枝蔓过多的毛病就愈加突出,在阅读时要加以留意。

诗史互证的深厚功力

如果说历史小说是高阳借以复原历史的明面,那么诗词就是他阐释历史的暗面,较之历史小说的众多受众,显得不太为人所知。《高阳说诗》曾获1984年中山文化学基金会“文艺理论奖”。高阳的历史“野心”和抱负,在薄薄一册的《高阳说诗》中一览无遗。

近代以来,诗歌这一古人运用自如的技艺,渐渐凋零殆尽。我们已很难想象,诗歌曾经作为古人情感的载体,那样普遍地存在于他们的生活之中。高阳于近代学术人物中独重陈寅恪,就是佩服陈氏“诗史互证”的深厚功力。高阳曾说:“我作考证,师法陈寅恪先生,以穷极源流为尚。”他在《高阳说诗》中专门写有《“双山”一手陈寅恪》一文,笺注了陈氏的几首诗。他推崇陈氏以李义山为里,白香山为表,“双山”集于一手,精于用典却不着痕迹,是难得的诗坛高手。陈氏研究历史的特点,是由他人未予足够重视的常见材料入手,抽丝剥茧,最终得出令人咋舌的结论。陈氏于古体诗的典故信手拈来,诗是他经常使用的材料之一。从早期的代表作《元白诗笺论稿》,到晚年瞽目膑足时写就的《柳如是别传》,莫不如是。

而《高阳说诗》,则是高阳自己“诗史互证”的一次实践。《高阳说诗》共14篇,考证时间范围从唐代直至民国,内容包括杜甫的《咏怀古迹》的自况心迹,李商隐《药转》、《锦瑟》、《无题》诸诗的本事,对清初诗坛巨擘吴梅村的评价,“江上之役”诗纪,董小宛入清宫始末诗证,纳兰性德其人其词述评,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解析等等。高阳一一射覆,娓娓道来。

高阳选择考察诗词本事的对象皆有相当难度:唐代诗人中,老杜称“诗史”,隐晦之句尚不算多,而李商隐做诗用典之偏僻,诗意之飘渺是公认的;清代文网严密,如吴梅村等遗民,写诗慎之又慎,多用曲笔,为笺证增加了不小的难度;今人诗词难于笺注亦是不争的事实,而况是长于用典的陈寅恪。解这些难题才能显出一个学者的功力深浅。

以诗词证史是一桩相当冒险的事。古人的诗词,除去应酬部分之外,多为抒发一己情感隐衷,其中曲折,只怕本人才能说清。后人若想还原当时的情境,难免有想当然的成分在内。失之毫厘,便谬以千里。高阳算得上个中高手。即以李商隐为例,《高阳说诗》中有三篇专释李诗:《白日当天三月半》、《释〈药转〉》及《〈锦瑟〉详解》。《白日当天三月半》所释为《无题》之第四首,高阳反弹琵琶,认为《无题》诸诗不难解,后人过分将其与牛李党争相关联,以致附会穿凿,将感情诗解为政治诗。他以为四首《无题》有两个歌咏对象,一为李商隐的小姨,一似为王茂元的家伎。高阳对《无题》颇为偏爱,一篇文章尚不过瘾,另著《凤尾香罗》一书专做发覆。而水晶以为“不知所云”、邢杞风视之为谜的《药转》诗,高阳直截了当地指出其为登厕诗。水晶、邢杞风因不明“长筹未必输孙皓,香枣何劳问石崇”一联中所用典故,或认为是堕胎诗,或说是讽刺达官贵人和女道士偷情,读来实在令人忍俊不禁。《锦瑟》一诗,高阳考订出李义山因《牡丹》诗遭人谗言,致使令狐?误解其与媵妾私通。而义山因妻妹已嫁,顾其名节,无法向令狐?解释《牡丹》乃赠小姨之作。至令狐?之子令狐?,误解愈积愈深,累得义山半生蹭蹬。李义山临终匆匆编平生诗三卷,以《锦瑟》为首,既为求得令狐父子谅解,亦有托孤之意。这三篇考订文章,都写得十分精彩。

但即便是高阳,解诗也有不“中”的时候。如对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中“南斋侍从欲自沉,北门学士邀同死”一联本事,高阳以为“北门学士”为罗振玉,“颇疑为痴心女子以死相要、而负者相约同殉,以坚其必死之志,结果女死而男活”的典故。而据陈先生的弟子蒋天枢上世纪50年代亲聆其师的解释,“南斋侍从”是罗振玉,“北门学士”则为柯劭?,“罗、柯曾约王共投神武门外御河殉国,卒不果”。由此可知“今典”索解不易,亦不能苛责高阳。总体说来,《高阳说诗》的观点还是令人信服,能够自圆其说的。

高阳还有一部分作品介乎历史小说与严肃的历史考订之间。如《明末四公子》、《清末四公子》、《清朝的皇帝》等。《明末四公子》付梓时,台北发生所谓“诽韩”案,即韩愈第三十九代直系亲属状告郭寿华的文章诽谤先人,台北地方法院判原告胜诉,引发文艺界轩然大波。在此书代序《历史公案惟有历史能裁判》中,高阳写道,“不仅‘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唱蔡中郎’的诗句可以证明中国向来有褒贬古人的言论自由,而且在世受人误解,而居心行事有自信者,往往亦表示,‘身后千秋付史评’。”高阳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研究的态度可见一斑。高阳常言:“学问乃天下之公器。”他的历史小说写作,诗史互证的方法,在多大程度上还原了历史姑且不论,这种治学态度和学术精神实在是值得我辈好好学习的。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图书馆

(本文编辑 宋文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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