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周有光老人学习什么

2010-07-07 20:41:00 来源:博览群书 庞 ? 我有话说

我与周有光先生年龄相差半个世纪,却于上世纪70年代初的“文革”大乱中,戏剧性地成为“五七干校”校友。当然,那时的我,一个“小童工”,还不认识先生。与先生交往,拜先生为师是三年前的事。从那时起,我感到眼前打开了一扇窗,一扇清楚地看历史、看人生、看世界的窗。以前困惑不解混沌不清的许多问题,在先生这

儿找到了答案,整个人也变得豁达、通透了起来。于是,拨开忙忙碌碌世俗生活的烟尘,时不时来到先生的书案前,与先生对坐,听先生讲东讲西,成了我心灵的某种需求。

今年4月末的一天,我代一家出版社社长看望105岁的周老。周老欣然为之题词:“了解过去,开创未来;历史进退,匹夫有责。”

前年,80多岁的邵燕祥先生看到我写的《周有光先生的双文化论》一文,曾在《文汇报》上发表《报周有光先生书》,表达对先生文化理论的折服;最近,年已九旬的李锐先生又在《炎黄春秋》杂志发表文章《向周有光老人学习》,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这二位先生堪称文化领域的大家了,但他们都深深服膺和敬佩周先生,这是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不仅因为周先生历经一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有许多坎坷而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体验和经验;更因为周老先生是学贯中西、打通各个学科的“通人”。他对历史、现实、文化问题的思考,不囿于一时一地一族一派的窠臼,打破现实功利的羁绊,站在整个世界文明史发展的角度,看得深,看得远,看得透彻。这些真知灼见,确实有益于当代中国人更好地“了解过去,开创未来”。

另外,我觉得向周有光老人学习,至少还要学习以下几个方面:

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关心国运民瘼的情怀。

周老出身常州的世家,早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攻读经济,曾留学日本。抗战时避难重庆,在“农本局”从事战时物资供应工作。战后携夫人到美国,边在银行做事,边在大学里读书做研究。1949年新中国成立,他和当时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一样,放弃在国外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毅然回到祖国。他说:“我们都认为中国有希望了,中国的建设等着我们。学经济那么多年,我想中国当时最缺乏的也是经济建设,于是立志回国搞经济。”他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书,还在新华银行和人民银行任职,一身兼了三份工作。同时,业余从事语言文字研究。1955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他来北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这一来就被留下,担任“文改会”拼音化研究室主任。这次大改行在周老虽是“意外”,但他欣然接受。他说:“我认为语言学方面还是要更新,因为整个中国要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每个方面都要更新,经济方面当然是最主要的,语文方面当然也很重要,但是不如经济这么规模大。”对此余英时先生评价说:“从早年到老年,他一直在追求中国现代化的建设。经济最根本,所以他选择了经济学为专业;语文是现代化的利器,因此成为他的副业。但是1955年他大概已感到经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了,退而求其次,他终于接受了以副业为专业的安排。”从上海来北京,三份工资变为一份工资,收入大大减少,但他不以为意,全身心投入文字改革、汉字拼音化的工作。3年后,《汉语拼音方案》出台。从那时到现在,这个方案全中国、全世界都在使用,它把古老的汉语引向了世界,引向了现代化。周老的改革实践也发展成一门新的学问――《汉字改革概论》。30多年后,在世界性的信息化技术大潮中,汉语拼音方案发挥了它独特的作用。它不仅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标准化序列,而且被电脑等现代化工具广泛使用――“发挥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周老也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今天,几乎人人使用拼音打字、发短信。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汉语拼音,我们今天的生活会是什么样。

  二、活到老,学到老,探索真理到老,服务社会到老。

周老常说:“我八十五岁退休,回到家中一间小书室中,看报、看书、写杂文。我是一个专业工作者,一向生活在专业的井底。忽然离开井底,发现井外还有一个无边无际的知识海洋,我在其中是文盲。我要赶快自我扫盲……学,然后知不足;老,更自觉无知。这就是老年自我扫盲的乐趣。”

我前些天去周老家取一个材料,正碰见周老全神贯注地工作。只见他端坐一台老式电脑前,用“双拼”输入的方法整理自己的文章,打字速度还相当地快。小保姆说:“爷爷每天都这样工作,一干就是半天!”

这位高龄老人,每天都要阅读许多书籍、报刊,这些书报不少是亲友从世界各地寄来的,因此周老的视野比许多年轻人还要开阔。他将“博览群书”后的文化思考写成一篇篇杂文,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一篇杂文问世,平均每两三年就有一本文化散文集结集出版。他的《周有光耄耋文存》《学思集》《百岁新稿》等书,提出了“双文化论”“双语言论”等新的理论观点,理清了一些复杂的世纪难题,振聋发聩,给当代文化学者以启发,被称为“老年人燃烧,中年人取暖”(我还要加上一句:“青年人受益”)。去年,104岁的周老出版了《朝闻道集》,今年又出版了《拾贝集》。

一位工作了一辈子的老人,为何不在耄耋、百龄之年享受安逸生活,还要这么费心费力地学习、思考和写作呢?我认为这是优秀知识分子探求真理、探索真知的内驱力所使然,也是“历史进退,匹夫有责”的内心召唤所使然。他早已功成名就,这种努力学习、勤奋工作,早已远离现实的功利目的。“朝闻道,夕死可矣”,周老真真切切践行了圣人的话,而他的精神似乎也感动了上苍,使他拥有了令世人羡慕不已的健朗、长寿的人生。

  三、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

周老的一生并非风平浪静,而是经历了许多挫折与磨难。但积极、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常能使他处变不惊,化险为夷,甚至将坏事变为好事。

周老对我说,关键时刻他总能得到命运特别的眷顾。抗战时流亡重庆,炸弹几次就在身边爆炸,眼见身边的人被炸惨死,而他却能安然无恙。独子周晓平被流弹击中腹部,幸而遇到一位外国医生能做手术,捡回一条性命。50年代那次大改行,无意中使周老逃过了两年后的“反右”一劫。如果他仍在上海搞经济,那么无论如何也在劫难逃。他在上海的经济界同行在运动中或自杀或挨斗、流放,而他却能“在一个特别受保护的机构中安静地作研究”,人们都说他“命大”。同样的因祸得福体现在他的夫人张允和身上。“三反”“五反”运动中,身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张允和受到冲击。周老体贴艺术家气质的夫人绝经不起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风浪,毅然让她退职家居。多年后张 允和回顾道:“如果我没有及早下岗,如果‘文革’时我还在工作,那我必死无疑,不是自杀就是被整死。”中年退隐的张允和与俞平伯先生一起研习昆曲,后来还恢复了家庭杂志《水》,最终以九三高寿颐养天年,这不能不归功于周老先生的大智慧。

周老常说自己是乐观主义者,下放干校是何等艰苦,周老却安之若素地说:“我倒不后悔。想想看,假如不下放,中国有这样一个地方,我却不知道。”“913”后开大会,被上万只凌空飞过的大雁用集体大便“轰炸”,周老笑谈:“这样的事一万年也不一定碰上,这是我在干校遇到的最有趣的一件事!”

尽管世界有各种不完美,但他相信事情总会向好的一面转化,社会总归越来越进步。比如他作为中方三编审之一参与翻译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80年代译第一版时还有许多禁忌,好多词条都删掉了,一版只出了10册;到译第二版时就开放多了,删掉的词条基本都可以照译,二版出了20册。先生说,这就是很大的进步。乐观、豁达的心胸,使他既能清醒地看到问题,又始终相信前途的光明,给人以温暖和希望。

常有人向周老请教长寿之道,殊不知长寿并不是周老刻意追求的结果。他主张生活越简单越好,日常饭食主要是鸡蛋、青菜、牛奶、豆腐及杂粮,奉行不立遗嘱、不过生日、不过年节的“三不主义”。他说健康有物质的一面,也有精神的一面。物质上要求不高,都是小事情。在世界上许多事不可能样样都顺心,吃亏就吃亏一点,不要生气,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有涵养,不要让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

当然,周老值得学习的地方还很多,不止这三点。比如他将自己的语言学主张用于实践,言简意赅,通俗易懂,是中学生都能懂的科普性语言;比如他只讲真话,从不讲假话;比如他与夫人张允和“举杯齐眉”相濡以沫的旷世爱情……这里着重讲这三点,是感于有一些人,并不真正了解先生的思想和精神,仅凭一知半解,就在网上发一些不同的议论,令人想到庄子所说“大鹏与蓬间雀”之别。我们这些做文化、出版工作的人,应当从周老先生的题词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继承我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优良传统,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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