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卷入现实”的说法,既不新也不旧,所以谈不上趋时。如今已跨入了新的世纪——在这新概念、新花样、新的哗众取宠层出不穷的时刻,文学被搅得一片迷茫而几乎失却了主心骨:文学到底是干什么的?文学的存在究竟拥有怎样的理由?还有,怎样才能使文学充满活力?它的生命源头在哪里?
如何才能使中国的文学充满活力?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卷入现实”。作为唯一的选择,全世界有良知的作家都曾走过这条路,现在还在走着,而且依然沉浸在人类生存的痛苦之中。我们都知道著名的美国小说家索尔·贝娄,他是竭力主张“卷入现实”的。就是这位颇具现代主义倾向的作家,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受奖演说”中,猛烈抨击了罗伯-格里耶们的所谓“叙述革命”,也不满意“艺术已经退居边缘”的说法,尤其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他毫不客气地批判了“纯文学”观点,批判了不承担责任的“宁静的形式”,批判了那种使灵魂不再痛苦地“卷入现实”的文学倾向。我觉得,中国应该产生索尔·贝娄式的作家,要有那么一种精神,一种十分明确文学彼岸在哪里的、而且谁也别想干扰或阻挡的自觉性——是不是中国的土壤太贫瘠了,所以难能长成大树?我还想起一位小说家,那就是德国的海因里希·伯尔。他是战后复兴德国文学的代表性作家,是“废墟文学”的创造者。他也是主张“卷入现实”的。
实际上,“卷入现实”在中国仍然是个新课题:它还需要一个过程;凡没有实现的东西,也就谈不上“过时”。而如今,该去做的不去做,往往放弃了诸如“文学是干什么的”之类的思考,自以为是(或不着边际)地去追逐一些与绝大多数中国人毫无关系的“新”或“后”。甚至还有个别学院派的专家,朝着天空疾呼当下中国缺乏“关怀人类”的“大师”,独独没有感受到的,便是底层民众的处境——其实谁也不会否认,中国人也是人类的一部分。在我看来,真正的中国作家是不会相信“纯文学”或所谓“宁静的形式”的,也不可能做到使自己的灵魂不再“卷入现实”——与其空喊“关怀人类”,还不如从关注现实与瞩目当下中国人的生存处境开始:在那里,有着无尽的新鲜提供,感觉,体验,激情,“人的过程”,追溯历史的思考,直到文学存在的理由……若非如此,中国文学的活力绝不会从天上掉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