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部:
在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法国文学的影响显然不容忽视。钱林森所著《法国作家与中国》较为全面地梳理了法国作家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和接受,理应成为这方面一本重要的参考书,但笔者在求学过程中查阅和使用此书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该书第八章第一节所引资料的出处似多有不确甚至谬误之处,例如:508页第14行,“1-3号”应为“1-4号”;508页第18-20行,“1928年25卷《印象主义的文学批评》华林一著(以法朗士为代表)《出自角门抑出自象牙门》李丹著(介绍法朗士)”有误。原文题为“《印象主义的文学批评论》”,分为三个部分,实为法朗士《文学生活》(La Vie Litteraire)一、二、三集序言的译文,因此显然是“译”而非“著”。《出自角门抑出自象牙门》一文则译自法朗士的《白石上》(Sur la pierre blanche),并未“介绍法朗士”。509页,第1-6行及注1、注2:文中提到的王统照的文章题为《法郎士之死》,与金满成的文章《法郎士的生平及思想》一同刊载于《文学旬刊》51号,这一期是为纪念法朗士逝世而出的“法郎士特号”。此处应注明此《文学旬刊》是《晨报附刊》的一种,而非《文学周报》的前身,即与之同名的另一种期刊。更应区别《晨报副刊》与《晨报附刊》,文中所列作品《享乐园》实自1925年4月24日始在《晨报副刊》上连载。509页第14行提到“曹泰来译的独幕剧《恕》”并非法朗士的作品,而是另一位法国作家Francois Coppee的作品。509页第17行,“(2卷11期)”应为“2卷7、8期合刊”。510页倒数第1行,“《世界知识》”应为“《世界图书》”。513页第10行,“《中国故事集》有相当部分选自《聊斋志异》”,此言不确。就笔者所见材料,陈季同所译述的《中国故事集》共计26篇,全部选自《聊斋志异》(有关情况见BULLETIN CRITIQUE,76-79页,T’oung Pao,第一卷,LEIDE,E.I.BRILL,1890年)。除本节专门论及法朗士的内容之外,在第八章总述部分中有关法朗士的内容也有不确之处。如503页倒数第5-6行:“1921年,他加入成立不足一月的法共,并于第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第3年”就应指1924年,但法朗士是在1921年11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
北京 黄晓鹃
编辑部:
在哈贝马斯的名著《交往与社会进化》中译本(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99页上,有这样一句话:
这种历史客观主义首先是在第二国际的进化理论中产生了影响。如:考茨基和‘达美特’(diamat)的理论。
这里的‘达美特’大概是音译。但什么是“达美特”?“达美特”和考茨基一样是一个人的名字吗?不得而知,只好求助于德文辞书。
德文辞书上是这样写的:“Abk.furd ialektischer Materialismus”。原来所谓“达美特”是德文“辩证唯物主义”的缩写。辞书上把dia(读音:狄阿)和Mate(读音:马特)用了黑体印刷,意指diamat是由“辩证的”和“唯物主义”这两个词的字头拼合而来。看来音译也不应译为“达美特”,而应译为“狄阿马特”。倘若仿照拼合字头的办法,似可意译为“辩唯”,但这太生僻了,也不很好。其实,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术语早已普遍流行、广为人知,再搞一个音译或缩简的意译,除了让人头痛费解,又很容易把“达美特”或“狄阿马特”误认为是一个人的名字之外,实无必要。所以,我认为把“达美特的理论”译为“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更为妥当。不知译者以为如何?
北京 李醒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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