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夏,国际笔会在维也纳召开,林语堂被选为副会长,接任川端康成。会上,全体通过以国际笔会名义推荐林语堂获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结果大家都知道:该年,诺贝尔文学奖给了意大利诗人蒙塔莱。
可拿,该拿,未拿到即身死,将有可能拿到这个文学圣殿座券的中国作家,还真不少。这个题目谈不尽,此地只谈一下林语堂。林语堂是作为英语作家被推荐的。候选作品《京华烟云》,没有一本作者认可的中文译本,林语堂的其他七本长篇,当时也没有中译本。台湾德华版《林语堂经典名著》二十一卷,是在他去世后,1980年译出:当年林语堂是作为英文作家被推荐的。
我一直遇到一个难题:什么是中国文学。所谓“中国人”,即在中国出生中国长大的人,只要用汉语写作,无疑问是中国文学,只不过是“海外的”中国文学。那么中国人用英文写作,是否仍为中国文学?
在印度,在尼日利亚,在南非,甚至在新加坡,这个问题好回答:英语是那些国家的法定语言之一,也是文化语言之一。而且,由于不同种族之间交流的需要,这个“之一”不可避免成为主要文化语言。所以索因卡是尼日利亚的英语作家,拉什迪是印度的英语作家,奈保尔是特里尼达英语作家。没有人说他们是英国或美国作家。
但是,英语不是中国的法定语言,或文化语言之一。因此,“中国的英语作家”这名称自我矛盾。这些作家写的是美加英澳等国的少数民族文学。
“中国人”是否用英文写作,条件当然是他的英文是否与中文一样好,像林语堂;或是英文比中文更好,像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但这是次要的事。重要的是,他意图中的读者对象是谁。这个意图性极端重要,无可掩饰,会从作品的各种特征表现出来。
第一个特征在文风:哪怕像林语堂这样,中文是典雅的中文,英文是漂亮的英文,也无法做到写中文“一如”写英文。林语堂的英文之作,都是别人翻译成中文,也有一些林语堂自己捉刀。请看林的英文名著,至今英美人还读得津津有味的《生活的艺术》,如此开场:
在下面的文章里,我不过是表现中国人的观点。我只想表现一种中国最优越最聪明的哲人们所见到,而在他们的文字中发挥过的人生观和事物观。我知道这是一种闲适哲学,实在异于现代的闲适生活中所产生。
再看一眼林语堂用中文写的“小品文”,例如《脸与法治》:
中国人的脸,不但可以洗,可以刮,并且可以丢,可以赏,可以争,可以留。有时好像争脸是人生第一要义,甚至倾家荡产为之,也不为过。在好的方面讲,这就是中国人的平等主义,无论何人总须替对方留一点脸面。
二者相去,何以道里计!应当说,林的中文好到无法翻成英文,他的英文也好到无法翻译成中文。两者都已是炉火纯青:“缺少可译性”,是文之至美。林语堂的中文散文,绝对不会写成英文延绵环连;他的英文传记,小说,也绝对不可能用中国人赞叹的简约并置。
而且,林语堂从来不用中文写小说,也极少用英文写幽默小品。难道中国人不喜欢读小说?难道英美人不欣赏幽默?当然不是。我认为,林语堂“只有”用英文写小说的能力。
这话听来太有辱先贤。且慢,我说的是林语堂只有用英文小说竞争诺贝尔奖的能力。
奠定林语堂英语小说家地位的《AMo?mentinPeking》,起先林语堂请流落在新加坡的老友郁达夫“翻译”,寄给了他五千美元的预付金,郁达夫只开了一个头,没有践约。1940年林语堂经过香港,还与郁达夫通了电话,敦请郁回到重庆翻译。郁在电话里只答应做下去,却依然没有动笔,虽然也没有还钱。
看来林语堂不太懂人情世故,不知道从郁达夫角度想想这里的“脸面”——二人年龄虽一样,郁达夫在小说上“成名”,却远远早于林语堂。1939年林语堂大名满英语文坛,郁达夫却潦倒外乡。
此文不讨论文人面子问题。我问的是,为什么林语堂要请郁达夫翻译?如果要“京味”,浙江人郁达夫,福建人林语堂,彼此彼此。1941年郑陀应元杰译本《瞬息京华》,吾师卞之琳曾经称赞其标题,仄仄平平,声调奇妙。其文字,与后来的译本《京华烟云》相比,没有差到太离谱的地步。当时林语堂却很不高兴,特地在国内报纸广告声明,“劝国内作家勿轻易翻译”。林的英文,会那么精湛难译,比英美作家还难?
看一下此小说的英文本,或任何中文译本,就可以明白此中奥妙。这本小说为英美读者所写:从世纪初开始的中国政治文化背景,复杂的事情简化,简化后还要仔细解释。路人皆知的社会情况,一挑即明风俗人情,是对中国读者而言。这本小说就得一一说来。因此,全书像是把《吾国吾民》拆散,分头仔细讲解。
林语堂完全明白应当如何对付西方读者——在开始写小说之前就懂。1936年西安事变,举世震惊。哥伦比亚大学邀请三个中国名人(陶行知,胡秋原,林语堂)对公众演讲此事。其他人侃侃而谈,林语堂发言,却大讲Chang与Chiang并非一家子:抓人的是张,被抓的是蒋。一句话,首先弄准听众并非中国问题专家。结果,听众对林语堂的反应最热烈。的确,西方人要把中国人名字读得出,分得清,记得住,就得出一身汗。日本小说在此就占了便宜。
郁达夫作为中国小说大家,了解中国读者的“期待域”,林语堂作为用英文写中国题材的名家,知道西方读者想要什么。他希望郁达夫做的——我猜想——是弄出一本中国读者能欣赏的小说。
“以西方读者为对象”,有时反而给作者出乎意料的自由度。林语堂的八部长篇中,就有《奇岛》这样的未来小说,1955年,在任何中国文化集群中,都不需要这种“未来乌托邦”。另一本写晚清一个女性追求爱情的长篇小说《红牡丹》,性描写之大胆,林生前表示,“译成中文,应删除”。其实书中还有不少场面,在晚清中国社会,完全不可能,只是西方读者无法判断,给了林语堂方便。
无怪乎林语堂的八部小说,尤其是《林语堂三部曲》,在西方赢得林的生前身后名,两星期前我还到BBC国内电台回答林语堂崇拜者的问题。在中国很少有人读到甚至听说过。
反过来,我们看一下在西方走红的一系列“中国人”写的“中国书”,例如近年的《鸿》,《叶落归根》等,中国人看了,不知好处何在,碰了西方读者哪根神经。书中不厌其烦地解释事件来龙去脉,完全没有时间切换的平铺直叙,似乎有点“小儿科”。其实这是林语堂谈“Chang抓Chiang”的老路子。
而且,不仅是中国人写的英文书,西方人写中国而得大名者,中国人读起来都不懂其妙处。赛珍珠的《大地》,韩素音的《目的地重庆》,谭恩美的《喜福会》读来都让人觉得太简单化。要不,就是太离谱;马尔罗的《人的境遇》写得有气派,但是有关上海工人起义的史实,有关中国社会历史,错得无以复加。中国人读时,只能睁一眼闭一眼。无怪乎40年代的英文散文名家“哑行者”蒋彝,写了十二本英文游记,从来不让译成中文:他是个知己知彼的明白人。
反过来,我相信西方读者读《白鹿原》,《古船》,《马桥词典》,不管翻译文字多好,都很难读得下去。英国报纸有书评家劝告说:读者感到虹影《饥饿的女儿》时间穿插太难读,并不奇怪。办法是先读《鸿》,明白事件前后,再读就可以读懂虹影的倒叙说的是什么。
这么一说,似乎我在呼应刘索拉的感叹“文化不可交流”?不,中国读者读西方小说,绝非如此无能:《战争与和平》能读,《布登勃洛克一家》能读,《玫瑰的名字》也能读。译文质量如何,也似乎不是太大问题。中国读者硬着头皮也要读懂的决心,再复杂——例如七颠八倒的俄国人名字——也难不倒的毅力,应当让西方读书界汗颜。
现代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远远超过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现代中国文学界对西方文学了解之透彻,远非光顾一下中国文学的西方任何学术机构能比拟。如果让中国文学界专家(假定没有官员坐镇)评定诺贝尔文学奖,绝对会比瑞典人弄出的现在这张单子更准,更精彩。
不少人认为中国作家拿不到诺贝尔奖,是因为西文译本不够多,不够好。这真是冤乎枉哉。以译笔流畅著称的葛浩文教授(HowardGoldblatt)就抱怨过,他翻译的几十本中国当代小说,没有一本影响超出圈子之外。反过来《哈姆莱特》四种中译本,差别实在太大,最早的朱生豪译本,粗糙了一点,却一样被中国读者读得津津有味——文化能交流,在交流,可惜是单行道式的的交流。
西方人对非西方文化,无法摆脱俯就的姿态:如果看不出妙处,必是中国作家写得不好。不过,责怪中国作家水平差,西方优越感太露,是犯大忌。于是指桑骂槐,怪翻译不够好,怪汉学家无能。
用这种态度读东方文学,相比之下文化史政治史不太复杂的民族,如印度,如日本,如埃及,如尼日利亚,自然就比中国人占先。而写中国的作家,要得诺贝尔文学奖,就必须是知道如何为西方读者写作的赛珍珠或林语堂。可惜,林语堂提名而未能获胜,从此“诺贝尔”歌赋长恨,也成了使中国批评界(包括西方的中国文学研究界)越来越弄不清的谜团。为此,已经费了太多笔墨,而且剑桥大学现在有人写博士论文,研究中国作家为什么与诺贝尔无缘。
我觉得,不妨研究一下,为什么颁发诺贝尔的皇家学院看不懂中国文学。再研究一下,为一雪这“世纪之耻”,中国作家有没有必要学学林语堂,把精妙的中文,构筑复杂叙述的能力,都先搁一边,照顾一下咱们的洋读者和洋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