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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文学期刊改革为何受挫

2000-03-01 来源:中华读书报 □段崇轩 我有话说

如果说1998年是文学期刊突围的酝酿年的话,那么1999年就是文学期刊改革的尝试年了。许多家省级文学期刊纷纷调整、变革办刊宗旨,围绕读者的需要和市场的需求设置栏目、组织稿件、精心装帧,给沉闷的文学期刊界带来了新的活力和生机。但一年过去了,新的一年开始了,文学期刊的改革却“人喊马叫”而来,“偃旗息鼓”而去,规模不小的改革遭受到了挫折。你从街头的一个个报刊亭子的橱窗上可以看到,琳琅满目、花花绿绿的报纸刊物中,生活时尚类的报刊越来越多,而文学期刊只有原来的一些老面孔,譬如《当代》、《收获》、《十月》,譬如《小说月报》、《小说选刊》,这些刊物在1999年并没有什么改革,它们是以自己的“牌子”和实实在在的作品稳居市场的。而这两年折腾得很凶的《北京文学》并没有挤进报刊丛中,思想新锐的《天涯》也难得看到,别的期刊就更不待说了。

文学期刊改革的受挫,首先是社会大背景、大气候使然。市场经济的逐渐形成与发展,使人们的生活变化很大,文化生活,在不少人眼里,变成了看看电视“肥皂剧”,唱唱卡拉OK,翻翻生活时尚报刊。心平气静地捧着一本小说或是散文、诗歌书籍,去享受那种精神的探险和遨游的人,已成为少数人的事情。文学离大众的日常生活越来越远,或者说大众已越来越不需要文学,已成为转型期时代的生活现实。此外,文学期刊改革的受挫,也源于期刊自身的诸多“症结”。有论者指出:“说去年的小说创作萧条惨淡,不能算是言过其实危言耸听。”这话说在了文学的点子上,也说到了文学期刊的“痛处”。对于绝大多数文学期刊来说,小说是赖以支撑的“栋梁”,栋梁不坚实,无论你玩多少花招,刊物也难以立足。不管你的读者定位怎样准确、鲜明,没有相应的好作品,一切都是白搭,文学期刊的一蹶不振,作家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应该说,文学期刊的编辑们,在1999年是尽了自己的努力了,他们的突围也各有各的招数。走大文学的路子,突出刊物的思想文化性,是许多家文学刊物不约而同的选择,但最终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甚至出人预料。《小说家》原本专发小说,1999年伊始却把重心转移到了文学史学和文化史学上,提出了一个宏大而响亮的口号:“为20世纪中国文学结账。”开辟了“中国小说奖批评”、“百年屐痕”、“坐看沧桑”、“风雨如故”等栏目,推出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文章。但办了几期,不仅失掉了许多固有的读者,且遭到多方非议,导致中途夭折,主编易人,又改回了“中短篇小说仍是本刊的主打精品”的老路子上。向先锋文学靠拢,也是1999年文学期刊的一大动向。《芙蓉》去年年初明确宣称要办成一份具有先锋性和探索性的文学艺术刊物,排出的阵容也多为新生代作家,据说发行量有所上升,但终敌不过《收获》、《花城》这些老牌刊物,尚未形成大气候。《作家》是一份坚守多年的扶植“先锋派”、“新生代”作家的前沿刊物,但苦心经营,读者群依然难见增加。面向底层读者办刊物,是1999年文学期刊的又一种走向,比如《山西文学》1999年想把读者定位在乡镇、农村的知识青年上,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与原来的设想差距尚大。

《上海文学》在1999年的封底广告上,不无悲壮地声称:“无论面临怎样的艰难困苦,《上海文学》的承诺不变:叙述一个真实的中国,拓展严肃的文化空间,坚持纯文学的编辑方针”。看来,文学期刊艰难而漫长的变革与转型,只能拖到下个世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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