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在蔡元培时代实行男女同学后,毕竟女同学还不是很多,于是这些有幸读到中国最高学府的女生,很是受到男同学的青睐,比如说1998年的北大百年华诞,有些老同学难免就想起当年的“校花”,这就有许多温馨的故事。
老北大的文科,向有“二周三沈二马”的传说,就是著名学者的浙江籍周树人兄弟、沈尹默三兄弟、马幼渔兄弟。关于“二马”,人们是错把马叙伦先生认作马幼渔的一家,其实宁波马氏一门九子,其中五位都是知名学人,这是马幼渔、马衡、马鉴、马太玄、马廉,其中若干就曾出入北大,自是风光。却说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马幼渔的千金马珏,18岁时考入北大,马先生一向慨然中国妇女地位太低,于是“从我作起”,就叫女儿报考北大的政治系,让女儿争口气,将来为争取女权做些事情。马家两位小姐先后考上北大,受父命,一位读政治系,一位读法律系,这可能就是最早读这些学科的女子了,所以当时就让人看得眼热。不过整个妇女界所处的中国“语境”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即使处于女界“宝塔”结构峰巅的马氏姊妹也当然在此“语境”中而不得逃脱。这有一些例子:
马珏《我的大学生涯》说:“男女虽然同学,却不轻易交谈,互相不知姓名”,在男子话语权势下,还有些令马小姐不悦甚至恼怒的节目,比如学府中渊源流长的“课桌文学”,分明有人就在马小姐的桌子上写了“万绿丛中一点红”之后又涂鸦“杏眼圆睁,柳眉倒竖”,马小姐是擦了哭,哭了擦,不想“不但有这种‘题词’,还常接到来信”,这些骚扰,“我当时的心理就是见信很不高兴,觉得别人欺负我,很难受,可见了信还光想看,看完了就又哭”。事是小事,说不上是侵犯女权,所以马幼渔先生知道后就劝慰马小姐:“他们写信给你,是对你有好感才写的,没有恶意”,这样积累的信件就越来越多,其中“有一个装订成本的给我印象很深,一共两本,一本给马先生,一本给马小姐,内容从不知我的名‘珏’字怎么念说起,然后介绍自传,直至求婚”。这档子“春明旧事”,老人“十拗”之一的近事不记远事记,就不曾失落而颇得传闻,近年来张中行、谢兴尧、何兹全等都有回忆,所谓“校花,闺门待字,其在男学生群里的地位、印象以及白日之梦等等可不言而喻”的缅想(张中行《负暄三话》、谢兴尧《堪隐斋随笔》、何兹全《爱国一书生》),以及青年人的调皮。
如果说这是学生时代到今天还是常有的节目不足为奇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故事就更耐人咀嚼了。
李霁野先生生前回忆鲁迅往往“从细小处见精神”,有这样一例:鲁迅一老友的女儿,喜欢读鲁迅的作品,曾写过一篇《初次见鲁迅先生》,鲁迅很欣赏,后来每有新著都要送她一本,但当听说她结婚了,便不再送她书了。这就是马珏。
《鲁迅日记》中有关马珏的痕迹有50多处,大多是鲁迅赠书。鲁迅后来南下,再次北上探亲时还见到过她,鲁迅感北京“旧雨”“皆待我甚好,这种老朋友的态度,在上海势利之邦是看不见的”(《两地书》),这自然也有马小姐的热情在内。鲁迅返沪不久,马幼渔函告其女婚配,以中国当时的社会习惯和风俗,女子为人之妇,就不便再与人随便通信了,也不便受人馈赠了,于是细心的鲁迅就停止给她送书,他在给台静农信上说:《萧伯纳在上海》,“还有一本,那时是拟送马珏的,此刻才想到她已结婚,别人常去送书,似乎不大好,由兄自由处置送给别人罢,但有一本《一天的工作》,上册是给过她的,所以,将出的下册仍送她”,“我想,可以托幼渔先生转交”(《鲁迅书信》),由此可以看出鲁迅的仔细和为人着想的仁霭。
不过,因为结婚就不能再自由社交,甚至与鲁迅这样的师长和父执也停止了联系,这隐隐可以让人领略30年代即便是马小姐或杨夫人(马珏适杨氏)这样的女子,也是局促在一个鲁迅当年亟图摧毁的中国从来没有争得到“人”的资格的一个“语境”中,而且这个“人”还是“女人”。
马珏,如其父所愿,上政治系,为女权而斗争,终未能变成现实。马珏后来在上海儿童图书馆工作,终其一生,籍籍无名,想其当会百感交集吧。她在北大90周年时说:对比她的同学朱穆之、邓广铭、杨周翰这些人,“他们现在都是国家栋梁,而我一无所就,实在惭愧”(《我的大学生涯》,见《精神的魅力》),这“实在惭愧”四字背后,她还能告诉我们什么呢?
(摘自《女界旧踪》,郭汾阳著,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