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严复。一百年前，严复所译的《天演论》一出，狂?突起，国人深受震撼，以致近代中国思想为之一变。一本不过几万字的译作，居然能引起如此巨大的思潮剧变，的确令人叹为观止。《天演论》如此适合中国语境，人们不能不佩服严复先生目光如炬，在林林总总、令人眼花缭乱的西方思潮中，“精选”者准确地切中近世中国之要害，引起人们思想长久而剧烈的震荡。但是，他“目光如炬”，可能是针对尚处于黑屋状态中的大清臣民而言。于自己，却极端不自信———没有科举功名。
1886年，严复已是北洋水师学堂的总教习。按照现在的标准，严复的身份应是海军大学的总教官，显赫了不得，同时还是一位新学的举大旗者。这样一个在当时可算是立于时代前沿的学术带头人，忽然有一日他要参加科举考试，你信不信？
33岁，攻读起“虎头豹尾”的八股词章，入门还真不易。“纳粟”（也就是“买”）有了监生身份才回闽参加乡试，考不中。再考！36岁又参加顺天乡试，还不中。37岁了，此时已是官居五品，又赴顺天参加恩科乡试。最后终于忙了个“特赐文科进士出身”。
相隔百多年，两人竟有诸般的相似：都是有名望的学者，都在自己的领域卓存建树，都是“屈尊下顾”地去考学，等等。严复花了几年功夫，才勉强捞个进士；而杨义则轻而易举地戴了博士帽。
“进士”之于严复后来的人生之路并无作用。甲午国耻，严复选择了定位于开启民智，近代中国思想启蒙由此发韧。百余年倏忽而过，今天人们记住严复的是他的《天演论》，还有几人知道他的“进士”身份呢？
杨义年已五十又五了，有了一定的学术成就，还担任了领导，理应在学术之路上精益求精，给后学做楷模，把宝贵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到研究中去，为人民奉献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毕竟，将来人们可能记得的不是某人博士头衔，而是他曾为这个社会做了多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