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大约十六七年前，一本现在看来编得并不好的《马尔罗研究》面世，我由此开始接触马尔罗。我说“编得并不好”，因为其中几篇小说都是节译，这种做法最不可取———当然也情有可原，那时他的作品还没怎么译介到中国来呢。以后《征服者》、《王家大道》和《人的状况》都出版了，末一种甚至有三个译本，然而马尔罗在中国，好像始终没有产生类似萨特、加缪、莫里亚克和“新小说派”那样的反响。他素以描写中国革命知名，自己仿佛也曾参与其中，还是重要角色；西方人长期对此确信无疑，把他的作品看作亲身经历的记录。例如米歇尔·莱蒙著《法国现代小说史》就说：“对于马尔罗来说，文学乃是以他的生活感受为基础的。他之所以写出了《征服者》或《人的状况》，那是因为他参加过亚洲的革命运动。”然而对于上述题材的供给一方———中国和中国人———来说，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在我们眼中，此人总有蒙事儿之嫌。而且又写的政治事件，不仅胡编不得，这种作品本身品位就不高。大家多半把它们看作不无失实之处的政治小说了。
现在马尔罗的《反回忆录》又翻译出版了。在这里我们遇到从前在《征服者》和《人的状况》中遇到过的老问题———怎么能相信他写的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呢。别的不说，至少1965年与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就颇为可疑（他们的确见过面，但只持续三十分钟，双方泛泛交换了些外交辞令）。这本书的确才华横溢，丰富多彩，然而要想从中找到足够的真实（以马尔罗的传奇经历，显然可以提供不少鲜为人知的情况），大概难免失望。我们看到一个一以贯之的马尔罗，要么他有意造假，要么他对真实有自己的想法。
莫洛亚在《安德烈·马尔罗》一文中说：“他在某一场合曾说过，惟有回忆录才是值得一写的书。”马尔罗以后的确写了一部“值得一写”的书（据利奥塔《马尔罗传》记载，《反回忆录》出版前，他曾宣称：“我要向他们表明，我是本世纪最伟大的作家。”），然而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回忆录。这不光是指书中所涉及的时间被重新组合，首先与通常回忆录的对应物就根本不同。马尔罗说：“文学中还有一个领域，批评界还没有把这个领域分离出来，因为批评界将这个领域与回忆录混为一谈，这就是叙述其作者所做的事情的书。不，是感觉到的事情。因为回忆录往往是人的感情的再现。”他无意甚至不屑于记录真实；在他看来，有比这更重要或更真实的东西。他说：“我把这本书称为《反回忆录》，因为它回答了一个回忆录不谈的问题，而不回答那些回忆录论述的问题；还因为读者在书中可以看到一个经常陷于悲剧的人物，像打暗处走过的猫那样黏糊、圆滑的人物，一个我无意中扬名的冒失鬼。”然而就是这个出现在他笔下的他，也只是历史中一些凌乱的投影而已。也许读《反回忆录》同时要读两本书，一本是二十世纪法国史，一本是老实写法的马尔罗传；然而对于曾经是这段历史上一位英雄的马尔罗来说，他有充分自信认为我们对这些早已耳熟能详。不过重要的不是他没写什么，而是他写了什么。
我们习惯于把传记分为真实与虚构两种，后者实际上根本不是传记。这里惟一的尺度是真实。然而世界上有样东西并不在这一范围之内，就是思想。思想是另外一种真实。马尔罗并不关心这个世界什么样子，他关心这个世界本质如何；在他看来，世界的本质是思想。他虽然是历史中的一个身体力行者，最终却是以心灵和想象去触及历史的。所以在他笔下，历史不是记忆，是呈现。这也可以说是创造，他因此仍不失一个文学家的本色；然而不同于一般创造者，在于有着旨在揭示历史本质的明确指向。
J·贝尔沙尼等在《法国现代文学史》中说：“初看上去，《反回忆录》的结构似乎混乱无章，其实它是围绕着一些重要的，有时是苏格拉底式，有时是莎士比亚式的谈话而安排的。对于确实在马尔罗与戴高乐将军，与博学的尼赫鲁和毛泽东之间进行的会谈，这些对话不是再现它们，而是改变了它们，把它们置于永恒的方面。与他们谈话，恰似与斯芬克司或诸法老谈话。总是同样的对马尔罗继续探索的命运与死亡的询问。”这似乎足以解答我们前面的质疑。马尔罗是以其经历在历史中寻找一种契机，从而述说自己“感觉到的东西”———那不是历史，是哲学。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德·布瓦岱弗尔在《今日法国作家》中说：“他是否拆毁过边台·斯雷的浮雕，是否领导过中国的革命，是否发现过萨芭女王的首都，这都不重要；而且既然他肯定是目击者，那么他在政治事件发生时的确切位置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世纪的所有转折关头，他都在场。”《反回忆录》应该这么读法，《征服者》和《人的状况》之类小说也应该这么读法，它们并不是政治小说。说来此人感悟力极强，只须看上一眼就明白了。
马尔罗是行为者，更是思想者；思想者马尔罗需要历史中的一个支点，而这要由行为者马尔罗提供。他至少要“看上一眼”，所以这个英雄，又像是儿童。他之所以毕生对政治充满热情，也当作如是解释。他说：“为什么记述我与国家元首的谈话，而不是与别人的谈话呢？因为无论哪位印度朋友的谈话，即便他是学识最渊博的印度教智者，都不能像尼赫鲁那样让我深切地感受时间。”也许在这一切入点（对马尔罗来说，正是他在历史中找到的支点之一）上，他觉得自己得以更真切地面对历史本质。这可以说是与历史的一次遭遇。所以在广州革命博物馆里，他想到的是：“就像在莫斯科一样，展出的图片是为了解释革命的历程，但更要建立一段屈从于胜利者的历史。”而观看《东方红》时，想到的是：“现在表现的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但没有反映它所遇到的艰难险阻。”马尔罗无疑是以历史的知情人（就本质意义而言）自居，他虽然拒绝记录真实，却能洞彻真实。
然而离开本质的层次，我们很难相信马尔罗永远能够洞彻一切。他似乎一生都纠缠在两个情结之中，一个是“英雄”，一个是“东方”。就前一点而言，历史本身显然比他更高明；就后一点而言，他很可能与许多西方人一样，把一个本来属于地理的概念误解成了文化概念。正因为如此，《反回忆录》中不无玄虚然而未必深刻之处。“英雄”也好，“东方”也好，并不是通往本质之路，至少不比马尔罗自己的切身体验更重要。
利奥塔谈到《反回忆录》时说：“书的内容并不是马尔罗的生平，而是‘马尔罗生命’。这并不是‘叫这个名字的人’的传记，而是表示生命的单数名词，对一切生命来说都是一个内在的谜，这本书就从其中逸出而不自知。”这里生命也就是思想，然而马尔罗是通过生命达到思想。这个生命所体验的是人类最根本的体验。书中多次写到死亡———他自己面对的死亡，以及家人、战友、其他人，乃至整个人类面对的死亡，那一刻马尔罗比任何时候都深刻。历史就是人类的境遇，对人的认识就是对历史的认识。尼赞说过：“死亡是马尔罗作品中的重要主题，他的著作是通过认识死亡来认识生活的。”《反回忆录》同样是一部死亡之书。当马尔罗说：“思考人生———面对死亡的人生———也许仅仅是深入地审视死亡。我不是说被杀这样的死亡，因为对于那些寻常有幸表现勇敢气概的人来说，这种死亡并不在话下；而是指那种与所有超越人力的事物一样势不可挡的死亡，那种与衰老甚至大地沧桑巨变（大地或以千年沉寂，或以沧桑巨变———即便由人类活动所致———的形式在揭示死亡），尤其是与不可逆转———‘你永远不知就里’的事物一样势不可挡地死亡。面对这样的问题，那些只与我一己相关的事情，对我来说还那么重要吗？”他不止是在说明他不打算写什么，实际上已经揭示了关键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