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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唐大梦

2001-09-05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近日读报,得知北大哲学系教授张祥龙先生忽发惊人之论,建议成立一个或几个“儒家文化保护区”(见《中华读书报》2001年8月15日)。在张先生所设想的乌托邦中,儒家不仅是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出现,而且是要作为一种“文化活体”存在。所谓的“文化活体”,就是要划地百里方圆,自组儒者政府,官员自科举选拔,百姓分士农工商,教育依靠私塾,科技基本不用。一句话,是要搞一个彻底化的中古封建制度实验区。

尽管近年来有关复兴儒学的舆论多有新说,但张教授的这个“儒家社会克隆说”,还是让我吃惊不小。我相信他不是在开玩笑,这个建议的动机,可能有保存文化、拯救人心、重振道德等方面的考虑。但此议我认为有两大不妥。不仅缺乏可操作性,而且一旦操作起来结果非常难说。

第一个不妥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社会形态——中国封建皇权制度,早在上世纪初就被国人判了死刑。其覆灭的原因,盖出于封闭落后、因循守旧,致使制度无法继续运行。这样一个终局,恰恰是由儒家文化的局限性所决定的。在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封建制度早过了它的强盛期,成了强弩之末,外不能御列强欺侮,内不能抑民怨沸腾,必然要被新的社会形态所取代。打从辛亥革命至今,九十年间筚路蓝缕,我们为建设一个现代社会已付出了种种努力,既然如此又有什么必要,非要恢复一个已被历史证明不中用了的制度?儒家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闭锁性,为此我们曾弄得国弱民穷、文化衰微,几无立足于世界的资格。这样的创痛记忆犹新,那么,在当今克隆一个儒家社会形态(哪怕是在百里方圆内)又有何正面的意义?

第二个不妥是,在人类历史上,凡人为设计的社会形态,无论其动机多么良好,构想何等完美,如强行投入实践,无一不是人民的悲剧。这类的乌托邦制度,仅从纯粹理念出发,不考虑起码的国计民生,以牺牲人民的幸福安宁为代价,甚至血流遍地也在所不惜。如此建立起来的经济—政治制度,天怨人怒,又无一不是短命的。远至罗伯斯庇尔的“道德理想国”,近有红色高棉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全不脱此窠臼。理想国的模式在我国,也有过极惨痛的教训,这里就无须多讲了。尽管儒家文化提倡的是“仁者爱人”、“泛爱众”、“为政以德”,但它两千年来的社会实践,却大有南辕北辙之处。一部二十四史,摧残人性的东西、污糟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五.四”对儒家文化的批判,并不是无的放矢。这还仅仅是其自然形态下所存的痼疾,如果强制推行儒家模式,那罪恶的后果又不知凡几!

张教授关于建立“儒家特区”的主张,最为荒唐的是要求享受“一国两制”待遇,“拥有自治权”,“最初完全封闭,以建立较纯粹的儒家社会”。这里使用的虽是现代词语,人们嗅到的却是复古的气味:它不仅要求人民完全按古代方式生活,而且还隐含了恢复皇权专制制度的诉求。其荒谬程度,只有历史上的“书呆子改革家”王莽堪与媲美。那个食古不化的王莽,一不能审时、二不能度世,不顾社会发展需要,倒行逆施,直闹到天下骚然,给后世留下千古笑柄。难道我们今日再无救世良方了,非要步他的后尘不可?

张教授的主张,只提了几条粗略的纲领,而一个完备社会的建立,会有很多具体而微的细部。真正实行起来,大约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在这里,我试着为有可能生活在儒家实验区的各界人民作了一些设想,有打油诗一首为证:有道是,火车不得入境,马路统统刨掉;邮局改成驿站,电杆挨个砍倒;火葬禁止推行,生病只喝汤药;男人不许剪发,女人先裹小脚;出门须问凶吉,报时衙门放炮;警察换成捕快,秀才充当博导;高考只取八股,科学不准再搞;取火先要钻木,钢笔改为狼毫;说话之乎者也,见面叩头问好;上班打马过市,下班满街遛鸟;媒婆多多益善,寡妇饿死最好;小女十三可嫁,老板铜钱缠腰;三妻四妾合法,黄毒从此不扫;县长升堂办案,不怕刁民不招;如遇强敌来犯,自有团练来保;你有飞机导弹,我有丈八长矛……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以想象,这样的一片儒家乐土,这样的一个“礼仪之邦”,在当代,只配非常人去住。而我,是决不敢存半点儿奢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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