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纪实文学在肯定当年“大三线”的经济战略决策的前提下，着重反思千军万马大搬家的一些历史失误，为今天再度开发西部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思考，讴歌了我们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抓住跨世纪所面临的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机遇，大手笔改写西部经济面貌的重大举措。细细品读这部纪实文学，字里行间让人荡气回肠，从经济规律、战争形态，以及人类生存心理等方面，都为我们提供了多方位的研究素材。
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险恶的国际环境中，我们曾断言要“大打、早打、打核战争”，于是共和国沿海东部的数百个重要经济实体西迁，肩拉人扛，浩浩荡荡，气壮山河。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从中央到地方，从东北黑土到东南沿海，作者采用大扫描的手法，巧妙地利用“全息镜头”的写作手段，截取有代表性的历史画面，进行“大块面”地裁剪，并有机地咬合起来，使作品给人一种强烈的气势之美和独到的文学之美。这部书让我们不仅能深切地感受到“云海之动，蚂蚁之涌”的建设场面，也能感受到核恐怖时代人们的各种心态和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的现实，更让人感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三线的关注心情以及三线人的精神与力量，一口气读完，让人觉得非常过瘾。不可否认，它是一部富有震撼力的纪实文学作品！
这部著作之所以让人觉得“过瘾”，我认为有这样四条。
第一、作者将战争形态与人的心态交织起来写，从而真实地反映出当年核恐怖条件下中国人在战争“应急条件”下的紧迫感和对国家安危的责任感。战争就要到来，整个中国都动起来了，作者在纪实作品中不仅记历史事实，也记人们在恐怖时期的种种行为和心态，情景交融，相得益彰，这是其它的一些纪实作品所不能企及的。当时西部的一些地区为了尽可能把应对战争的工作做在战争前面，实行了全民动员，掏空了无数大山，耗尽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让一家家拆散了的工厂，一个个挈妇将雏的家庭，通过闷罐车、大卡车、装卸车，一列列、一队队前望不到头后见不到尾地西迁，走进山沟、走进山洞，于蛮荒中建设共和国抗御核化物质的掩体。这是一幅让很多人心惊肉跳、不知所措的历史画面。
第二、这部书将地缘经济与西迁历史结合起来写，从经济科学上深刻阐述了任何时代都不能违拗的经济规律。作者一方面分析了中国历史上几次经济西迁的原因，另一方面，又分析了全球五次科技中心大转移的动力，从而指出了地缘的条件对经济的发展所产生的深刻影响，让人真正明白了经济的地缘转移的一般构成形态和内在规律。作者邀请了许多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著名军事学家谈论地缘经济，进行全球性经济历史的扫描，也请当年的“三线元老”们纵论历史上这一经济西移的得与失，在纪实中论述东西部经济发展的次递关系以及第三代领导集体再度开发西部的科学性，让人耳目一新，颇受启发。同时，作者通过多方位的全新的历史透析和深层的理性思维，也使这部著作无论是从文学艺术上的创造，还是从经济学、军事学、社会学等等方面，都给我们提供了广泛和深刻的思维导向。
第三、这部书深刻呈示了生存心理与三线精神的历史思考。原国家计委三线调整中心主任王春才，也是一位作家，他借用“三线精神”的谐音提出了“三献精神”，即三线人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作家毛卓的这部书，把三线人的奉献精神与人类的生存心理结合起来写，使“三献精神”更贴近三线人，不拔高、不粉饰，没有任何让人不可理解的政治说教，通篇读来让人觉得三线人可亲，三线的史实可信，三线的精神可佩。在这一方面，“吉卜赛部落”这一章就把“三献精神”写得惟妙惟肖，非常动情，催人落泪。搞三线建设是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自称险恶的国际环境让他睡不着觉，所以当攀枝花三线基地很多人没黑没夜地干活时，常说的一句话也就是“毛主席都睡不好觉，我们能睡好觉？”这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产生出来的精神，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从另一方面讲，挖山、钻洞不仅是保存共和国经济实力的需要，也是三线人最原始、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于人类生存的个体而言，这种需要是第一位的。正是这样，作者淋漓尽致地写出了在大裂谷三线人的那种共生存需要的最原始的共产主义情感时期，这便远远超出了“三献”所指的历史涵义了。特别是“蚂蚁王国拖大饼”、“同舟共撑一片天”的部分章节，以及部落元老怀念大裂谷短暂的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关系，并由此而产生出来的很有意思的故事——“大家庭”的诞生与解体、只要听说是三线人就能找到歇脚的地方、谁举行婚礼不管认不认识都要跑去凑热闹等等，无不让人感新鲜奇特，耐人寻味。从这方面讲，作者又是踩着让人想不到的“情感依存”的边缘学科的基点上，浓墨泼写着这段史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