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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百花齐放,推陈出新”题词的故事

2001-10-17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今年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其前身为中国戏曲研究院)建院五十周年,亦即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发表五十周年。中国戏曲研究院的成立标志着新中国发展包括戏曲在内的艺术改革和研究的重要里程,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指导思想更成为了中国艺术发展的基本方针和路线。伴随着新中国五十多年的风雨历程,中国的艺术改革和研究也走过了难忘的五十个春秋。

其实,在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和题词问世的过程中,还有不少鲜为人知的故事。

1949年6月,马少波首倡建立戏曲改革和研究、实验机构

作为当年建立戏曲改革和研究机构的首倡者,也是五十年前直接参与中国戏曲研究院的筹备、建立的全过程的亲历者,马少波经历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贯穿和记录了新中国戏曲改革和发展的全部历史。马少波是当年戏曲改革领导工作中最年轻的一员,也是今天仍健在的极少的当事人之一,谈到五十多年前的往事,老人对当年的景况记忆犹新,连具体的日期和地点都记得毫厘不差。

1949年6月上旬,马少波在济南接到了参加第一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通知,于是随华东代表团于6月23日到了北京。6月26日,周恩来即召集各解放区从事旧剧改革的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到中南海西花厅座谈。与会者有华东区的阿英、陆万美和马少波,西北区的柯仲平、马健翎,中南区的崔嵬,东北区的刘芝明。周扬、田汉和阳翰笙也在座。那时大家都还年轻,但马少波是最年轻的一个,当时只有31岁。

阳翰笙在回忆中清楚地记得:“在那次会上,周恩来同志指定少波先发言。他给我的印象是意气风发,才思敏捷,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侃侃而谈,显得那么自信。”(见《马少波全集·序》,《?望》1991年45期)就在这次发言中,马少波正式提出建议:一、中央成立戏曲改革的领导机构和研究、实验机构,制订具体政策,开展全国范围的戏曲改革运动;二、希望周副主席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报告中设专章阐述党对旧文艺的方针和政策。马少波的重要建议受到了周恩来和全体与会者的赞同。周恩来在会上当即表示,对于文代会报告设专章讨论旧文艺的建议,完全可以采纳。而关于建立机构的建议,周恩来说:“我个人同意,但须请示主席。”马少波回忆说,当时他一口气谈了40多分钟,而那时已值深夜。

毛泽东向马少波亲自解释“推陈出新”的全面含义

马少波提出建议仅仅三天后,即6月29日晚,周恩来又派专车将周扬、田汉和马少波接到了中南海。这一次,是毛泽东本人亲自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对于有关建议,毛泽东表示了首肯,同时告诉他们等待中央的决定。

对于已经从事了一段时间的解放区旧剧改造工作的马少波来说,他对党中央在旧文艺改革方面的政策是十分熟悉的,而对于毛泽东关于清理古代文化应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华的论述,马少波觉得在实践工作中有进一步明确的必要,于是,他趁此机会当面向毛泽东提问请教。马少波说:“您在1942年为延安平剧院成立的题词‘推陈出新?,后来成为各解放区戏曲改革的指导方针。对‘出新?,大家的理解比较一致;而对于‘推陈?,至今还存在不同的理解。有的同志认为是要把旧剧目推开、推掉、推翻,要‘以新代旧?,我认为不能这样理解,不知对不对?”

毛泽东回答说:“陈者旧也,过去的事物都叫旧,也就是所谓传统。传统有精华,也有糟粕,所以要改革。‘推?字可以作推开、推掉、推翻解释,也可以解释成推崇、推动、推进嘛。对于旧的传统剧目要具体分析,其中民主性的精华要推崇、推动、推进;封建性的糟粕要推开、推掉、推翻,这就对了。”

接着,毛泽东进一步对马少波说:“你的看法是对的,可以按你的理解写文章。”

有了这样明确的阐述和鼓励,马少波在随后的时间里写出了《正确执行“推陈出新”的方针》、《重视传统剧目语言的清理工作》、《清除病态、丑恶、歪曲的舞台形象》、《迷信与神话的本质区别》、《关于京剧艺术进一步改革的商榷》等一系列重要文章,为新中国的戏曲改革写下了历史的一笔。

1951年3月,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大会上,正式宣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题词

在紧接着于7月中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周恩来果然在他的政治报告中设了专章,着重阐述改造旧文艺的问题。周恩来说:“我感到我们对于旧文艺的改造的重视是不够的。凡是在群众中有基础的旧文艺,都应当重视它的改革。这种改革,首先和主要的是内容的改造。但是伴随这种内容的发展而来的,对于旧形式也必须有适当的与逐步的改造,然后才能达到内容和形式的和谐与统一……应该使包含几十万艺人并影响几千万观众、听众、读者的旧文艺部队的巨大力量,动员起来,积极地参加这个改革运动……”

对周恩来的这一发言,马少波说:“这是向全国庄严宣告中国戏曲的改革前景。中国戏曲和一切旧文艺全国规模的发扬光大,是从这里发轫,从这里誓师。”

几天后,就在全国文代会闭幕前夕,即7月18日,周恩来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建立戏曲改革领导、研究、实验机构的决定。根据党中央的安排,立即成立中华全国戏曲改革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欧阳予倩任筹委会主任,马少波任秘书长。7月27日,筹委会开始在北京南河沿南夹道小红楼正式办公。8月,欧阳予倩调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筹委会主任由田汉接任。

1949年10月2日,亦即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中华全国戏曲改革委员会则宣告正式成立。归属于后来成立的文化部管理。10月下旬,中华全国戏曲改革委员会改称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仍由田汉担任,杨绍萱、马彦祥任副局长,马少波任文化部第一届党组成员兼任局党总支书记。

1951年3月,中央考虑要成立戏曲研究机构。3月间,周恩来接见马少波和罗合如,指示撤销戏曲改进局,组成艺术事业管理局,并在戏曲改进局的基础上成立中国戏曲研究院的具体安排。当时周恩来有个“以点带面”的指示,提出“提网纲,而众目张;振貂领,而群毛顺”。他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全面加强包括戏曲在内的各项艺术事业的行政管理;成立中国戏曲研究院,则是一方面加强全国戏曲研究工作,一方面希望带动全国戏曲研究的开展和其他艺术门类研究机构的兴起,以此作为繁荣全国艺术事业的契机。马少波和罗合如就此接受了成立中国戏曲研究院的具体筹建工作。

1951年4月3日,中国戏曲研究院正式成立。成立大会在鲜鱼口大众剧场隆重举行,所属单位的数千人参加了大会。在这次大会上,首次宣读了毛泽东、周恩来的题词,而毛泽东“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八字题词,从此成为了包括戏曲在内的所有文艺工作的指导方针。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题词来不及装裱

在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前夕,即1951年3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77次政务会议通过了中国戏曲研究院正、副院长的任命。周恩来亲自签发了任命通知书,任命梅兰芳为院长,程砚秋为副院长,马少波任副院长兼党总支书记,罗合如任副院长兼党总支副书记。3月24日晚,中国戏曲研究院新上任的几位领导人就开会讨论,决定由梅兰芳函请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彭真、陆定一等领导人为中国戏曲研究院的成立题词。于是大家忙着买宣纸、写信。“每封信都由梅兰芳签印后,拿到院部我这里来”,马少波老人对当年的这些历史细节仍然难以忘怀,他说,一些报章上关于这一段的记述是不确切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有的报道和名人年谱所述,是毛主席在裱好的空白的宣纸轴上题词后派人送来,而是“我们25日派人给毛主席送去信和宣纸,3月27日就拿到了题词,我估计是前一天刚写好的。题词并未装裱,有三尺宽、两尺高。题词竖排,自右向左依次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署名?毛泽东?。题词前面题写了‘中国戏曲研究院?的匾牌字。——我们写信给毛主席请求题词时,曾附带提出过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匾牌字的请求。周恩来的题词是:‘重视与改造,团结与教育,二者均不可缺一?。当时时间很紧,我们只将毛主席的题词放大后制作了座屏,其他领导人的题词只镶了镜框。”

毛泽东的题词使即将成立的戏曲研究院的同志备受鼓舞,在4月3日的成立大会上这一题词正式宣读。

马少波后来说:“毛泽东同志对他的题词,没有作任何说明。”然而,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们以自己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对题词作出了完整的理解。马少波将其概括为:

第一,全国各个戏曲剧种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曾有过明显的相互影响,但从整体来说,却长期处于一种隔离衰微的状态。“百花齐放”意味着提倡各戏曲剧种之间在平等、友谊的自由竞赛中互相吸收、互相借鉴、共同发展。后来又把“百花齐放”提高到理论的高度,即政治方向的一致性和剧目题材、风格、流派、行当的多样化。第二,对“推陈出新”的理解,要依据《新民主主义论》中那段阐释。将“精华”和“糟粕”区别开来。在实践中具体贯彻这一指导思想,就是正确的推陈出新。第三,“百花齐放”和“推陈出新”有互为因果的辩证关系。没有百花齐放,就不可能有全面的推陈出新,没有推陈出新,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百花齐放。

基于这种全面深刻的理解,50年代,中国戏曲研究院一方面反对对遗产的任意否定的粗暴作风;另一方面,也反对对遗产不加批判、不肯改革的保守观念。他们对于戏曲研究做了启蒙的工作,并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戏曲理论体系的形成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的贯彻并非一帆风顺

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五十年是曲折的五十年,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的贯彻更不是一帆风顺。

1953年3月,文化部决定调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张庚到中国戏曲研究院任党总支书记、副院长,并兼任文化部第二届党组成员,院长还是梅兰芳,马少波是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罗合如是党总支委员,仍任副院长。中央戏剧学院歌剧系全体研究人员以马可、舒模为首数十位一起调到中国戏曲研究院。当时,张庚负责党务和研究工作,分管中国评剧团,马少波分管行政工作,并兼中国京剧团团长,罗合如负责编审。这期间,还补任周信芳为副院长。这一阶段,中国戏曲研究院在张庚的领导下,作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工作。这期间,理论联系实际加强了,解决了戏曲改革中的许多问题。举办了几届演员讲习会,参加的演员很多都是著名演员,如袁雪芬、常香玉、红线女等,在培养和储备人才,进一步提高艺术水平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针对当时剧目贫乏的情况而召开的剧目会议,试图对当时过多的“清规戒律”有所突破。在学术研究上也做了初步的积累。从1958年开始编写,到1962年成稿的《中国戏曲史》更是功不可没。1982年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中国戏曲通史》,成为中国戏曲史方面的重要之作。

但“文革”十年,中国戏曲艺术和戏曲研究工作受到了空前的打击。70年代初,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逐渐恢复戏曲研究工作,从干校调回一批干部。1975年,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所成立,1978年秋,改“所”为“院”,形成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初步规模。1980年7月,改称中国艺术研究院。

谈到新中国戏曲改革和研究工作的风雨50年,马少波有很多感慨。他说:“这个过程凝聚了三代领袖的睿智和广大艺术工作者的心血。”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明确指出,要继续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等正确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方面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

90年代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和发扬了重视民族艺术,弘扬中华文化的光荣传统,继往开来,大力支持戏曲艺术的继承发展,采取了若干有力措施。1990年,为纪念徽班进京200周年,江泽民为纪念活动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适应新时代需要,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目前,中国艺术研究院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上研究中国戏曲、美术、影视、话剧、音乐、舞蹈、曲艺及《红楼梦》的最重要的综合基地,人才荟萃,异彩纷呈,一批里程碑式的重要学术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题词精神的光照下,中国艺术研究院正焕发出新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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