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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身着上校戎装的马尔罗 |
2001年，在法国当代著名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1901－1976）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伽利马出版社的一部署名奥利维埃·托德、写得不象圣徒传的《安德烈·马尔罗》甫一问世，便立即招致诸多议论，甚至触犯了众怒。
的确，读罢此书，人们有理由困惑、不满乃至愤怒。因为多年来马尔罗在法国人的心目中已经固化为一个智勇双全、能文能武的英雄形象，已经演变为一个马尔罗神话。1996年，马尔罗的遗体被迁入先贤祠，与卢梭、伏尔泰、雨果等伟人为伴，可谓备极哀荣。他的家庭屡遭不幸（父亲自杀，妻子和两个儿子死于车祸，两个同母异父的弟弟死于流放，难怪马尔罗曾感叹：“我的一生何其悲哉。”）；他曾在柬埔寨的丛林中找寻高棉文物并因此吃上官司；他曾驾机深入也门沙漠腹地去找寻萨芭女王的首都，死里逃生；他曾为季米特洛夫进行辩护和奔走呼告，当选为世界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他与各个领域里的著名人物，如纪德、戴高乐、尼赫鲁、毕加索、高尔基等人有过密切交往，传为佳话；他曾参加国际纵队，在西班牙内战中为共和国一方浴血奋战；二战中他化名“贝尔热上校”，领导游击队打击德军，并指挥军队参加了解放阿尔萨斯的战役；战后作为戴高乐将军的密友数次出任政府部长，并作为戴高乐将军的特使和代言人出访亚非拉国家，宣传和实践将军的政治思维和构想；他虽然早年就主动辍学，但靠自学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其中小说《人类的状况》还于1933年获得法国最高文学荣誉——龚古尔奖。这一切足以使他的一生构成一部辉煌而悲壮的史诗。他把握着时代的旋律和脉搏，像冲浪高手一样总是出现在时代大潮的浪尖上，在他所经历的世纪的一切重大事件中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20世纪，法国比他更有成就的政治家大有人在，但没人取得像他那样高的文学成就；比他更有成就的文学家也不乏其人，但没人经历像他那样传奇的一生，坐到如此的高位。他同时在政治和文学两个领域纵横捭阖，用“高、大、全”三字来概括马尔罗的形象也许并不为过。在法国历史上也许只有夏多布里昂和拉马丁可与之相比。但他们二人过于多愁善感，悲天悯人，不似马尔罗给人一种勇往直前、百折不挠的硬汉形象。
传记的本质和生命在于其历史的真实性，这也是奥利维埃·托德所声称的追求目标。这部皇皇700页的传记是托德历经五年时间在查阅大量尘封的档案，阅读未曾发表的信件和手稿，走访无数证人的基础上写就的。它没有泛滥的抒情，廉价的溢美之辞和笼统的泛泛之谈。开篇不久，托德就引述了马尔罗昔日的同事莱蒙·阿隆对他的评价：马尔罗是“三分之一的天才，三分之一的虚假和三分之一的无法理解。”该评价可以概括托德笔下的马尔罗的形象：一个喜冒险、好吹牛、目空一切、好大喜功、不屑于扫屋而一心扫天下的。该书填补了以往马尔罗生活链条中的一些空白和模糊之处，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为我们理解马尔罗其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托德用一种幽默和略带讽刺的笔调，向我们讲述了马尔罗对自己平淡无奇童年的厌恶感（马尔罗早年患了一种神经系统的综合症，给他的面部留下了抽搐的毛病，他毕生与之斗争，这也是他放弃学业、自学成材的原因之一），他与第一任妻子克拉拉（他20岁便与之结婚，帮助她把财产投进几桩倒霉的投机交易，赔个精光）因精神而走到一起、因肉体或因克拉拉的“疯狂”而分道扬镳的传奇经历，他在印度支那的冒险（因损坏庙宇、破坏浮雕而吃官司入狱，他却因祸得福，声名大震，被他巧妙加以利用，趁机推出了以此为背景的早期几部小说）。当然，托德不会忘记马尔罗参与的几项重大行动：共产国际运动、西班牙内战、抵抗运动、战后权力舞台等。但与传统的被圣贤化了的马尔罗形象相去甚远。
“一切冒险家生来就是谎言癖”，马尔罗在《王家大道》中写道。这句话是否可以用在马尔罗自己身上呢？是的，托德斩钉截铁地说。应该说马尔罗形象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他的言行和作品。他乐于构建或任凭别人构建他的神话，将一些想像的才能和功绩归于自己名下，有吹牛、演戏、蒙人之嫌。军事档案显示，马尔罗的父亲就好说大话，而儿子则更胜一筹。他曾吹嘘自己是东方语言学校的学生，能够阅读梵文，会说波斯语和古希腊语，文学博士，曾在柬埔寨领导考古工作，被派往中国担任领导革命的特派员，曾任国民党宣传委员会委员，曾于1920年在北京与托洛茨基会面，在莫斯科结识了斯大林，在柏林遇见过戈培尔等等。马尔罗的作品多年来被视为亲身经历的记录：《人类的状况》以中国的国共冲突为题材，好像他亲身经历了中国内战并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法国人长期以来对此深信不疑，而马尔罗此前根本就没到过中国，他也无意作出澄清，这也许正是马尔罗暗中希望的效果。至于他在西班牙内战中的作用当然无可置疑，他是传奇般的空军中队的灵魂，有效地延迟了佛朗哥军队向马德里的推进，但也并非像传说的那样无私无畏。他曾对纪德袒露心迹：“你没有明白我留在西班牙的原因之一是为了逃离我的家。”他的医疗档案从他的军事卷宗中消失，他在战争中所受的枪伤和所遭受的酷刑就无从查考，而据知情者说纯属子虚乌有：“马尔罗的枪伤是他的主人公们的伤，是他的被混淆的战友们的伤。他身负的是空军中队的基督们的伤。”至于被他归于自己名下的某些抵抗行为，也只有他一人才记得。马尔罗曾自诩他不是“在花神咖啡馆（巴黎拉丁区一家著名咖啡馆，为文人墨客聚会讨论问题的场所）进行战争”，而是真刀真枪地打仗。但他要出现在有用的时候，他的介入要最有效地服务于他所捍卫的事业。托德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马尔罗迟至1944年4月、当战局胜负已见分晓时才投身抵抗运动的原因：因为他太有名、目标太大，所以他才没有参加影子部队，他不喜欢无效的行为，不打无把握之仗。他静观时局，等待着时机的到来。时机一到，他迅速将西南部的各支影子部队集拢在自己名下，“像一个试图建立王国和自己的部队的法兰西国王”。他曾被盖世太保逮捕，受到审讯，但他未受严刑拷打，在交付赎金后于1944年8月19日被释放，后来他对这段被囚禁的细节含糊其辞。1944年9月他组建了阿尔萨斯－洛林旅，和在西班牙战争中一样，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敢和杰出的宣传、组织和指挥才能。但他趁刚解放时的混乱之机修改了自己的军事档案，有些栏目竟是他自己填的。马尔罗是一位出色的演员，他从不想让自己的历史和命运留下空白，甚至不惜用想像和编造的办法来填补记忆的空白。
托德用较多的笔墨讲述了马尔罗战后的部长生涯，对他可谓毁誉参半。文化部本是一个崭新的机构，一切均需从零开始，马尔罗对这一使命并无把握和特别兴趣，他本想担任一个更为“传统”的职位，如外交部长或内政部长。但戴高乐出于政治的考虑，始终没有给他这些职位。但在戴高乐将军坚定的支持下，虽有诸多部长的怀疑和抵制（其中为首的就是后来成为总统的吉斯卡尔·德斯坦），这位“天才的朋友”硬是将文化部这一装饰性机构变成了一个强力部门，几乎成了法国的第二外交部，使真正的外交部黯然失色，马尔罗也成了戴高乐主义在国外的形象大使。当然，他与嫉妒其特权的外交部也发生了不少摩擦。托德还写到了马尔罗精神上的痛苦。马尔罗烟不离口，对外给人一种遇事从容不迫、游刃有余、勇往直前的印象，但内心深处是相当抑郁的，痛苦于他是一种海底涌浪，一种缓慢的折磨。马尔罗经常借酒浇愁，大量服用镇静药，安定药和安眠药。应该说，托德对这一时期事实的叙述还是精确的，经得起核实的，引人注意的是他采用了一种居高临下的讽刺的口吻，如他在写到和外交部的明争暗斗时，将文化部说成是戴高乐给马尔罗的“荣誉性奖赏”，将马尔罗的政策说成是荒唐的、难以操作的、不现实的方案。
他对马尔罗进行漫画式刻画，不断嘲笑马尔罗对戴高乐的依附，揶揄他的一些惯用语，反复强调他的酗酒习惯等。
有意思的是，马尔罗自己也写了一部《反回忆录》，尽管开篇伊始马尔罗便声称“我把这本书称为《反回忆录》，因为它回答了一个回忆录不谈的问题，而不回答那些回忆录所提出的问题。”但这本书亦非戴高乐式的大事记，而是一个真真假假、真假难辨、以假乱真的混合体，如他在其中所记的与毛泽东、尼赫鲁的谈话就是按照他自己的意图虚构出来的。托德当然不会放过这本书，对书中讲述的人与事进行了无情的剖析。如果将托德的这部传记和马尔罗的回忆录对比来读，定是一件饶有兴味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