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也想标举某个主义。只是作为边缘学人，笔者出国从未超半月，不够拜认西方大师的资格，无法皈依某个“后”主义；读“四书”从不能断句，更不具高擎儒学大旗的名分，难以倡导“送去主义”；思来想去，便决定自称“常理主义”，以独立于主义之林。其实，所谓“常理主义”，无非做学问要恪守理性逻辑、无违实践常识、遵循公认价值等等，皆属“前现代”的货色，卑之无甚高论。我硬将其标树为“主义”，明眼人一看便知，有阿Q遗风存焉——坦白于此，盼各派主义的掌门弟子勿哂笑是幸。
但恰恰这不成主义的“主义”，近年来却真的成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学术空间。常理中虽派生不出高深学问，但它却可检验高深学问的真伪。当某些后学新锐从西方搬来一个个“后”主义并捎带唬人时，当某些国学大师张罗着要“送去”国粹并借机振兴儒学时，我便要时时回到常理，看看他们是否穿着皇帝的新衣或太监的马褂，以防站错队、鼓错掌让稚子们嗤笑。
譬如某新锐学者，用赛义德的东方主义解读鲁迅，竟得出鲁迅受骗于国民性神话理论的结论。某著名作家曾因广播这一新论而语惊文坛。该学者称，所谓国民性理论并非真实反映中国现实，而是传教士殖民话语的一种臆造。是他们用“不透明”的语言，将西方人眼中的国民劣根性强加给中国人，从而“改变了中国人对自己的看法”。后学学者这里所操作的就是所谓语言分析理论，这种理论解构或颠覆传统的威力几乎是所向无敌的，它可以不战而屈敌之兵，因为一经它的精致分析你手中的理论话语便即刻失效了，只有五体投地缴械了。否则，就很难解释著名作家会如此迅速转变立场并著文拯救我等愚昧大众了。此时，便需要常理了，于是，我回到了语言学的常识。
诚然，语言具有虚拟现实的功能，任何权力都可以在这个能指符号世界烙上自己的印记，形成所谓话语霸权并扭曲现实。但虚拟的语言，毕竟还有真实的成分，有其所指的“本质主义”一面。否则，人类将无法用语言沟通交流并认识世界，语言也就失去了意义。因此，国民性理论是否是神话虚构，关键不在它的“出身”、它采用谁的概念，而看它是否揭示了真实存在。这就像阿Q头上那块癞皮，小D称它为“疤”也罢，或阿Q不让小D称它“疤”甚至禁说“亮”也罢，它都是存在的，这就是常识。同样道理，怎么能因为是传教士揭露了我们的疮疤就要用什么殖民话语霸权来否定它的真实性呢？对此，我极为赞同鲁迅的态度：假如有人恭维我们，硬说这些疮疤灿若桃花，那才十恶不赦呢！因为我们将因此而永远丑陋下去。所以，上当的恰恰是照搬东方主义的新锐学者和作新锐秀的作家，是他们让中国学界差点被这时髦理论“殖民”了一把。
面对这种西方“主义”独霸学界的局面，国学大师坐不住了，便又重提“送去主义”。送去什么呢？据说是“用东方‘天人合一’的思想和行动，济西方‘征服自然’之穷”，用东方文化拯救西方世界。这倒给西方大师当头棒喝：别看你现在神气，最终还得靠我们来拯救你呢！问题是，咱们的“天人合一”果真有这般效能吗？我有怀疑。所谓“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这“天人合一”从来都是一个儒学命题。“天”者，天命、天理、至上之道也，并不是客观的宇宙与自然。无论怎样解读，“天人合一”思想与“人与自然和谐生存”的现代生态环保观念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究竟是不是这样呢？还是让事实说话吧！
三年前，当我乘大巴穿过瑞士时，便曾感受到天人和谐美的震撼！瑞士的美，的确不是“风景如画”，而是“画如风景”。这童话般的风景就来自瑞士人对自然、对生态的尊重。今年，当我乘火车经过阿Q故乡时，却看见水乡田野中到处都是新插建的小高楼。透过这一幅幅刺目的画面，我仿佛听到大地在痛苦地呻吟。面对如此对比鲜明的景象，我便又想起了阿Q，想起鲁迅对“送去主义”的刺讽，不禁喟然长叹。
当今世界，国势强，“主义”兴，国势弱，“主义”衰，中西之间学术交流不对等的趋势是难以短期扭转的。我们还得“拿来主义”并反对阿Q主义。但必须“有辨别，不自私”（鲁迅），不能被外来的主义所随便“主义”，更不能假外来主义以自重以欺人。一切主义都必须立足中国现实、有助于民族进步、有助于中国新主义的创造。我想，这也是常理主义题中之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