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实正如罗教授所指出，即使把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的1912年看作辛亥革命的终结，此时离《新青年》创刊也不过三年。“五四”新文化高举的“民主”、“科学”、“白话文”等大旗，辛亥时期就已经举起；“五四”及其以后出现的文化论争，辛亥之时就显露端倪；活跃于“五四”时期的社团和报刊，许多都诞生于辛亥期间。尤其重要的是，许多“五四”风云人物，在辛亥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他们变革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探索。因此，“研究五四新文化而不溯及辛亥时期乃至维新运动时期的文化，实在是一个很大的缺失。而回顾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变化，必须从辛亥文化谈起。这不仅是因为辛亥革命及其准备阶段正好处在20世纪的开头，尤其是因为这个时期的思想文化内容十分精彩，几乎涉及或蕴含了此后八九十年间全部的文化问题和思想趋势。”
如果说“说什么”体现的是研究者的眼光，那么“怎样说”则体现的是研究者的功力。钱穆在他的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中，谈到龚自珍、曾国藩、陈澧等人的学术路数时，有所谓“始于议政事，继以论风俗，终于思人才，极于正学术”的说法。罗教授的《辛亥时期的精英文化研究》秉承了这种思路，而且有所开拓，不仅议政事、论风俗、思人才、正学术，而且论时空、析学脉、评社团、辨文体。全书将辛亥时期的精英文化置于19、20世纪之交国际、国内风云激荡的社会环境和思想环境之中，剖析传统文化的主流、非主流及其与西学之间的矛盾交融关系，从承担时代的政治责任和学术责任相统一的意义层面上，论述了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知识结构、产生契机、发育过程和思想特征。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作者对这一时期革命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滥觞所作的论列和分析，开创性地疏通了以往“五四”研究中人为中断的文化源流关系。此举的学术意义不仅在于提出了一些证据确凿的新观点，更在于打破了以往近现代史研究中那种机械割裂时代联系、简单厘定阶级属性、生硬划分历史段落的僵化的思维模式。就此而论，章开沅先生称本书作者“凭借其丰厚的文化底蕴以及锐敏的史感与史识”，“在探幽索微之处透露出新的意境”，显然绝非溢美之词。
当然，对作者自称的“急就章”，本书个别可斟酌之处我们也可提出改进意见。例如第一章第二节“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和第四章“新式知识分子的成长与集结”，结构和内容都有避免重叠、调整完善的必要。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感谢罗教授，以这本填补研究断层的力作，为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