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谁家传来了菜进到油锅时“哗”的爆响，很快楼道里开始弥漫起饭香。这时候，面前这扇几开几合的门再一次敞开了，是钱钟书先生走了出来。
十九岁那年，在父亲的建议和策划下，我开始利用课余时间为当时中国著名的文化人拍照。
1980年秋天，拍摄名单里出现了钱钟书和杨绛的名字。一个周日，我背了装着相机的挎包，手里拿着三脚架，早早地赶到了三里河。
手敲在门上是轻飘的。“您找谁呀？有什么事吗？”开门的妇人个子不高，样子和善。说话慢条斯理，很客气。
“我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我叫邓伟……我想完成一本中国文化人的肖像摄影集，想给钱钟书先生拍个照片……”
“噢，这个事挺好的……不过呢，钱先生是从来不喜欢拍照的，更不喜欢上什么书或者是画报，像您说的名人录，他就更不感兴趣了。非常谢谢您。”说完，妇人客气地关上了门。
对于钱先生的澹泊我是早有耳闻的，所以并不因了这样的遭拒而灰心。我只是呆呆地立在钱家门口，等待着再次积聚起全部的勇气，第二次敲响了面前的这扇门。
开门的依然是刚才的那位妇人，“您怎么还没走呀？不是已经告诉您，钱先生不同意拍照吗？”她依然和颜悦色地说。
妇人的平和多少缓解了一些我的忐忑，我忙说：“钱先生不同意拍摄，我想找一下杨绛女士，征求一下她的意见。她是翻译家和文学家，我也想为她拍照。”
妇人笑笑，说：“我是杨绛。小伙子，我也跟钱先生一样，不喜欢拍照。我们也不算什么名人，不想凑这个热闹。”
我忙请杨绛女士原谅我的冒昧，并再次说明经历了文革之后，很多文化老人已经不在，健在的很多人也年高多病，我实在是希望做一点文化抢救工作。
杨绛女士点点头，“您的动机很好，我看您也是个很努力的青年。但是我已经跟您说得很清楚了，我们夫妇俩都不能接受您的这个邀请，再一次谢谢您。”门又紧紧地关闭了。
我仍然不想离开，静静地站在那里。不知过了多久，我面前的门又被打开了。杨绛女士好像是准备出门的样子。“呦，您怎么还站在这儿呀？”她吃惊地问。
我老实回答：“我还是在等……如果钱先生在家，我能不能跟钱先生本人见见面，跟他谈一谈，看看他有没有兴趣……”
这时，一个人从屋里走了出来，说道：“那好，我就跟你谈谈。”他戴着一副黑框的眼镜，气质沉稳。身上蓝色的对襟上衣已经洗得有些发白，脚上是一双布底鞋。“我就是钱钟书。我从不愿意拍照，也不愿意见客人，我很感谢你的诚意，你请回吧。”
我说：“钱先生，今天能见到您，我觉得很高兴。我想再一次向您表达我的意思。我没有任何官方色彩，不受任何人指使，完全是我个人的想法，希望拍摄一些像您这样的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的人物，现在大家都很想领略您们的风采……”
钱先生伸出一只手摆了摆，“不要说这些，不要说这些。我是不会让你拍照片的。你还是走吧。”
我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却还是不想放弃，“钱先生，我不会离开，还是请您考虑……”门“咣”的一声，又一次在我面前紧闭了。
我不知道继续等待是为了什么，只知道一旦离开，我将再也没有勇气重新叩响眼前这扇门。我只是站着，也不知到了什么时候。或许已经过了十二点吧，不知谁家传来了菜进到油锅时“哗”的爆响，很快楼道里开始弥漫起饭香。
这时候，面前这扇几开几合的门再一次敞开了，是钱钟书先生走了出来。“我们商量一下吧。你已经在这里呆了一上午了。看样子，我是说服不了你的，你倒是要说服我了。”
我忙说：“这个不敢，这个不敢。我是摄影专业的学生，我只是想用我学到的技巧和对您的理解，为您拍摄一张肖像照片……照相机和三脚架我都带来了，现在就可以为您拍摄……”
钱先生点点头：“你既然有这么大的诚意，我也就破一回例。下个星期天，你来我家拍照，只拍一张，好吗？”我连声说行。这时，钱先生又请过妻子杨绛，让我跟她也商量商量。杨绛女士也破例地答应了我的拍照请求。
一周之后，我如约来到钱家。先生的家，简单、整洁。水泥地面擦得很光亮，书房和过道里的书架上满满摆放的都是书。钱先生和杨绛女士仍是穿着家常的衣服，朴素干净，没有一丝矫揉造作。当我在照相机标准镜头允许的最近距离———0.45米远的地方，为他们拍摄大特写镜头时，他们没有丝毫的紧张。当镜头凑到钱先生眼前，我发现他竟然微微地笑了。我不失时机地将他的笑容定格下来，同时不禁猜想，在先生的日常生活里也一定不会缺少这样会心的笑吧？
过了一个星期，我将放好的照片拿给钱先生看，“这就是钱钟书，就是我。”他高兴地说。杨绛女士也很满意。“我要送你一句话。”钱先生坐在桌旁，拿起毛笔，在一张白纸上写道“笔补造化天无功”。“我给你翻译一下吧。”杨绛女士接过笔，在纸上补充写道：“照相机能够弥补自然的不足”。夫唱妇随的默契尽在不言中，让我都好生羡慕。谈话间，钱钟书先生取出一本他写的小说《围城》要送给我。他指着书的封面说：“你看，‘围城’这两个字，是杨绛给我题写的。”这时，杨绛女士也走过来，说道：“我也应该送你一本书。这本《干校六记》，书名是钱先生帮我题的。”
钱先生的性格有温文尔雅，沉静孤傲的一面，有时，又是开朗甚至是激昂的。我曾见他一时兴起，在房间里踱着大步，高声行吟。因为地面是水泥的，很光滑，我生怕他浑然忘我，赶忙提醒他留神摔跤。钱先生却呵呵一笑，反驳道：我又没穿皮鞋，怎么会摔跤呢？
1984年，我作为摄影师参加了电影《青春祭》的拍摄。在云南的外景地，我患上了风湿痛，后又突发黄疸性肝炎，住进了医院。病愈出院后，又去拜会钱先生。先生得知情况后，大步流星地从里屋抱出一个大盒子，塞给我，我一看，是一箱蜂乳。“我听你说治风湿在用虎骨酒，这酒对年轻人来说太烈了，我怕会有副作用。以前杨绛也有风湿痛的毛病，她服用蜂乳，感觉挺不错的。我们也给你买了一些，你试试看吧。”我没有道理接受先生这么重的礼，连忙推却，解释说老北京有一个说法，药必得自己买给自己，否则就不灵验了。先生听罢，开怀大笑，“天真，你可真是天真得像个傻瓜……就是按你的说法，这些个蜂乳呢，顶多算是营养品，也不算是药。你还年轻。养好身体太重要了！”我还是不肯接受，他走到桌边，提起毛笔，稍加思索，欣然落笔，行云流水般一挥而就。之后，他招呼我说：“我呀，送你两句话，改自苏东坡的名句。希望你接受我们的这点心意，不要再推辞了。”说罢，钱先生在刚刚书写的纸上，端端正正地加盖了印章，递给我，“因病得闲殊不恶，白蜂乞乳别无方”的诗句以先生特有的酣畅笔墨一下跃入我的眼帘。
十多年前，我计划自费环球拍摄世界名人，当时钱钟书先生得知后，是不赞成的。他担心我既没有雄厚的资金又没有过硬的关系，一个人在海外，语言也不通，困难太大了。他形容就像置身于漂浮在大海上的一叶扁舟，船上甚至没有桨，只能借双手向前划行。这种情况下，要想靠岸，谈何容易。
1990年的春天，我即将赴英前，特意去钱先生家辞行。先生晓得我的执拗，不再劝我。那一天他的话不多，或许是预见了我的前路的不易，不免忧虑吧。道别时，杨绛女士将四百元钱塞进我手里。钱先生说，“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穷家富路嘛。我们虽然不赞成你走这条路，既然你非去不可，我们还是希望你一切顺利。”
1997年短暂回国时，我曾去医院探望钱先生。当时他很虚弱，躺在病榻上，鼻子里插着氧气管。他的意识还清楚，只是语言表达已很困难。我向他汇报我的环球拍摄已经接近尾声，并且诉说起这些年里我对他的想念，却再也聆听不到他风趣的谈笑和睿智的教诲，只有漫起的泪水缓缓地从老人的眼角淌下来。
1999年，在完成了百位世界名人拍照的行程后我回到北京。很快，我得知了钱钟书先生于年前辞世的噩耗……
几天前，偶然经过三里河，静静地站在南沙沟那个我熟悉的院落前，却不敢走近。院里的楼重新进行了粉刷，院门口也加设了门卫站岗。只有那块“南沙沟居民委员会”的牌子依然没变。从这里匆匆经过的人们，他们不会知道，二十年前，一个腼腆的青年壮起胆子敲开了怎样的一扇门啊……
（摘自2001年12月25日《文汇报》，邓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