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所在地康桥（Cambridge），是个上下窄、左右宽的小镇，镇南面有条查尔斯河，河对岸就是波士顿。查尔斯河在这里绕了个大弯勾，正好把镇子的下端掏空一块，使它成了一个领结形状。镇名叫“康桥”，其实在英文里与“剑桥”是同一个字。1637年，当时还只是个小村庄的“新镇”，被确定为一所尚待命名的学校的校址，在该校首批学生中，许多人是来自英国剑桥的移民，因而当学校这年被命名为哈佛学院的时候，“新镇”也就被改名为“剑桥”，以表示与剑桥大学有某种承继的关系。而为了避免与英国的“剑桥”相混，是汉译者稍稍作了一点变通，于是就成了“康桥”。实际上，康桥与剑桥一样，也是一个大学城，这里除了哈佛，还有一所世界一流的著名学府——麻省理工学院（MIT）。
来到查尔斯河的地铁站口，对岸鳞次栉比的楼房建筑群中，矗立出约翰·汉考克大厦和贝聿铭设计的明智保险公司大厦，这幅熟悉的定格画面，早已成为波士顿市景的标准照。沿河边的纪念大道骑到安德森桥，站在桥上朝东北方向望去，是一片深红色砖面、砖层之间用白线勾勒的楼房，其中的一幢楼上，有一个白颜色的圆拱顶，呈“凸”字形突出于楼顶线。我知道，若在夕阳西下时分，眼前这红白两色的反差将格外地鲜明。《爱情故事》等电影中哈佛校园的远景镜头，都是在这里拍摄的。但在康桥城里，除两所学校有一些较高大的砖石建筑外，大多数的住宅房屋则是新英格兰地区最常见的那种尖顶木屋。为防止雨水的侵蚀，有些房屋的外墙覆盖了一层仿木PVC板，外面看上去挺鲜亮，其实不少已是百年以上的老屋，亟待翻新。不过，这里的房屋即使经过翻新，仍都保持着过去的原样，因此整个城市在格调上看不出有什么变化。
踏入哈佛园（Harvard Yard），这里的一切就更眼熟了。除了教堂、图书馆的门面是灰白色的，大多数建筑也都是深红色的，或许因年头久远，颜色甚至更暗而显得更加古朴厚重。其中有一幢四层的马萨诸塞楼，建于1820年，是目前哈佛校产中最古老的建筑。有趣的是，这幢楼最老的楼又是“新生”楼——楼上三层住的是刚入学的新生，而一楼住的是校长。1995年，新生们庆祝该楼175周岁生日，邀请了住在他们楼下的包括鲁登斯坦校长在内的邻居参加他们的狂欢。
在美国，学生的穿着要算是最随便的了。在这里，也与其他的地方、与十多年以前一样，也仍然是每人一个双肩背的大书包，他们走起路来多是一副急急匆匆的样子。哈佛园内的一块块绿草坪上，躺卧着三三两两或看书、或休憩的学生，而就在他们身边不远处，几个灰色的松鼠在旁若无人地追逐嬉戏。哈佛铜像依然端坐在院子的中央，稍稍伸出那据说摸了可以给人以好运的左脚，以一种一成不变的冷漠，俯视着一批批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客；那号称世界大学图书馆之最的魏登纳图书馆也还是那样，十根艾奥尼克式立柱，加上外侧两根更粗的多里克式大立柱，支撑着这座仿罗马建筑巍峨的门廊。出口处的磁力检查门显然是新安装的，这种机械化装置，与图书馆内古色古香的装修和陈设似乎有点不相协调，但这里仍然和过去一样，还是有一位衣着笔挺的老门卫站在那里，彬彬有礼——然而却是一丝不苟地，请每一位出门的读者打开书包，接受他的检查。
出了图书馆后门，不几步就来到著名的哈佛广场，仍然同过去一样，这里总那么熙熙攘攘。地铁的出口处，依然有三五成群的男女朋克倚墙而立，在那里抽烟聊天，他们的头发像鸡冠似的支棱着，只是行头似乎有点变化，改成了黑色紧身服，上上下下还缀满了不锈钢的钉扣。旁边那个四壁都是玻璃橱窗的报刊零售部也没变，周围一圈仍还是那几家银行，海湾银行——哦，它现在已被波士顿银行兼并了，但除了招牌名称，其他的一切并未改变。它旁边还是那谑称为“鸡窝”（Coop）的哈佛专卖店，它附近的几条街，仍是一爿接一爿各具特色的小店面，店面的橱窗布置甚至也与十几年前一模一样。地处广场的中心是Aubonpin咖啡店，它实际上就是哈佛行政管理楼的底层，与围着一道铁栅栏的哈佛园仅一街之隔。这里也还是老样子，来这里歇脚观景的客人从早到晚不断。我要了一杯热咖啡和几色点心，在店外街面上找了个座位坐下。不远处，四个来自南美的游吟艺人在吹奏排萧——这些街头音乐家和各种杂耍艺人，已经成为哈佛广场文化的有机组成。那悠扬的乐声飘来，引发的是一串对往日的回忆……
我知道，其实真正的哈佛并不在这里，而在那深红色的砖墙的背后。从我现在坐着的地方往下走上两个街口，进街口不几步，有一扇不甚起眼的铁栅栏门，这里就是哈佛十三个“舍”（House）之一的“亚当斯舍”。所谓“舍”这样的建制，现在美国一般的大学都没有。通常的大学，校一级下属若干个“院”，如文学院、理学院、医学院、法学院、商学院，“院”下面则是“系”，这是按专业学科划分的建制。这样划分，同一院系的学生当然就是同专业的学生。而“舍”则不同，它是把各专业学科的学生打散，让他们混杂住在一起，这样做的目的是增加不同专业学科学生之间的交流，有利于学生的全面素质教育。它是仿照英国的牛津、剑桥等最古老大学、于本世纪初开始实行的一种建制。哈佛的本科学生，第一年集中住宿在哈佛园附近，从第二年起则必须选择十三个“舍”中的一个，一直住到本科毕业。由于有了“舍”，哈佛本科生的专业概念便不那么强调，舍属成了他们很重要的身份。
每个“舍”有自己的一套组织班子。最高的领导是“舍监”（House－Master），各舍配有一批辅导教师，有自己的餐厅、图书馆、健身场所和学生活动室。舍图书馆更像一个私人书房，这里的藏书多为出自本舍名人的捐赠，座位都是油光锃亮的樱桃木剪绒沙发。在舍会客厅、图书馆、学生活动室和走廊的墙上，都挂着舍创始人、赞助人和名人的肖像，他们似乎都在以同一种目光注视着你，向你转述着本舍的历史沧桑。舍里组织各种各样吸引学生参与的活动，比如，餐厅里就有许多语种的兴趣桌——中国桌，日本桌，韩国桌等等，对这些国家文化有兴趣的同学，每周可以有几次聚会，在一起练习语言，交流信息，探讨问题。舍里还邀请了一些校内外的教授、访问学者及社区著名人士作为特邀嘉宾，每周有固定的饭局，与学生聚会聊天，参加他们举行的各种活动。当年我曾有幸被邀，当了一年这样的“食客”。亚当斯舍的舍监罗伯特·凯利教授，一向对中国很有感情，曾来我国四川任教，记得我当嘉宾那年，这里曾先后为陈丹青、罗中立、翁如兰三位中国画家举行过画展。那年中国春节，全舍搞了一次盛大的中式聚餐，还从波士顿的中国城请来了舞狮表演。刚刚宣布会餐开始，有人放了一挂鞭炮助兴，不想鞭炮烟火激响了火警警报器，附近消防队闻声赶来，闹出不大不小的一场虚惊。
……
几天后，英文系的丹尼尔·阿伦教授得知我来，约我到系里去见他。丹早已年过古稀，但退休后仍担任着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好几个大型出版计划的顾问。只要没有外出的约会，他仍然每天都到给他保留的那个大办公室去看书，写作，或约见朋友。英文系所在的小楼也是一幢百年老屋，系秘书告诉我丹在楼上等我。我上得楼来，正为不知该敲哪个门而犹疑时，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从一个门出来，他和颜悦色地问了我来意，把我带到丹的门口。丹大概属于年轻时显老，年老后反而不觉得老的那一种人，与我记忆中的样子似乎看不出太大的变化，仔细端详当然会觉得他满脸的皱纹的确是深了一些。老人的记忆力相当好，他首先回忆起他80年代初访问中国时结交的一些老朋友，并兴致勃勃地从书柜中翻找出钱钟书先生当年送给他的两本书，让我看钱先生的题词和印记。聊着聊着不觉已是用午餐的时候了，他邀我与他一起进餐，每逢星期二是他与一帮朋友们聚会的日子，他说他要把我介绍给他们。
我们一起步行到离河边不远的莱弗里特舍，这个舍似乎比亚当斯舍略小，舍内的装修布置也略微朴素一点。丹先带我来到一间小客厅，推门进去，里面已经聚着早到的五六位。丹热情地为我一一介绍，现在只记得其中的一位是滨河版莎士比亚全集的主编，还有一位是来自加拿大的访问学者。大家正在倒雪利酒，相互寒暄时，一位白发长者推门而入，一看不是别人，正是方才在英文系楼上领我到丹的办公室的那位老先生。丹迎上前去，一边扶老人入座，一边向我介绍说，这是华尔特·杰克逊·贝特教授。啊，杰克逊·贝特，这位身着一套旧得不能再旧的粗呢外套的老人，竟是大名鼎鼎的哈佛金斯利·波特校级教授，1964年和1978年曾先后两次获得普利策传记奖。这样的聚会聊天从来没有预定的话题，但透过海阔天空的话题，仍可看出聚会者在诸多问题上观点和趣味的相投。
品酒闲聊一番之后，大家起身去餐厅。各舍的餐厅都是自助式，吃喝自取，取后放在一个托盘里，自己端到座上。我们在大餐厅一端的一个小餐厅用餐，小餐厅稍高出两层台阶，我琢磨这很可能是沿袭了英国大学中教授在高餐桌就餐的传统。饭后，大家道别散去。我得回英文系取自行车，丹执意要同我一起走回去。这天他显得特别兴奋，一直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在我——他的一个忘年交面前，好像真的忘了自己的年纪。可快要到系里的时候，他突然站下，问我是否记得他刚才离开系里时手里曾拿过一把雨伞。我说是的。他这才记起雨伞忘在了莱弗里特舍的小客厅。临分手，他再三叮嘱我骑车要小心。他一向骑车上班，而且骑得飞快。前两年不幸出过一次车祸，他摔破了头，缝了七八针。但现在他仍然骑车，他说他已经吸取了教训，那就是骑车一定要戴好头盔。
倘若问丹这样的老人，哈佛或英文系有什么变化，他们的回答与我们外人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不但会说变化很大，而且，在他们的回答中，总有那么一种对旧日不再的感慨。其实我也并不是不知道，这些年来，从文化上说，美国社会的确正在经历着一个从过去所谓的“文化熔炉”到现在的“多元文化”的“转型”——大的格局在变，人的价值观当然也将随之而变；而价值取向一变，褒贬臧否的标准也就会跟着变，所以，当你一旦深入到这深红色的高墙的背后，你立刻就能听到各种针锋相对的不同的声音，你甚至从这些声音中，能对这场已蔓延到美国整个社会的“文化战”有一个切身的体会。这一文化转型是否影响到了哈佛，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哈佛？据说当年鲁登斯坦接任校长的时候，曾提出一个雄心勃勃的五年规划，其中强调要加强哈佛的本科教育，使之始终保持第一流的质量水准；要使哈佛的大门进一步敞开，使各种经济背景的学生都能有在哈佛就学的机会；要对哈佛的研究型大学体制作一定的调整，使之能够适应信息激增和投资紧缩这两大压力；要应付一个日渐多元化的社会，保证不同意见的自由表达权利。然而换一个角度看，所有这几点，难道不正是哈佛在当下文化转型过程中所面对的挑战和需要解决的难题？现在要预言这场较量最终结果，当然为时尚早。但是，一个大的趋势看来已经基本成形：那就是哈佛肯定将越来越多元化，越来越平民化，教育的内容也将越来越实用化。如果说，过去的哈佛是固守传统的最后的一道防线，那么，这道防线现在已从内部开始慢慢地解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