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我和丈夫幸运地拥有了一个女儿和三胞胎的儿子。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遇到了做母亲的最大恐惧：我也许不能看着孩子们长大……
克雷、杰克和山姆——我可爱的儿子们，他们只有5周大。而我却要站在那儿，流着泪水向他们说永别了。我哽咽着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放在摇篮里，在他们耳边轻声说：“我爱你们。”然后我跪在地上，用颤抖的双手轻轻抱住我一岁半的女儿凯特琳，吻着她可爱的小卷发覆盖着的额头。我走到门口，回头看着4个小宝贝，心中默默祈祷：上帝啊，求求你，别把我从孩子们身边带走！”
下文摘自《好管家》2002年2月号。
这个消息是如此残酷。不仅仅是因为我有4个还不到两岁的孩子，还因为我和我的丈夫大卫历尽艰辛才有了今天的小家庭。
我们是1991年结婚的，当时我22岁，我的丈夫23岁。婚后的头几年，工作是我们的头等大事。大卫和他的父亲在我们这个密苏里小镇开了一家地毯清洗店，而我是直升救护机上的护理人员。
我24岁那年，我们开始想要孩子，可是我一直没有怀孕。显然年龄不是问题，到医生那儿检查后，终于找到了问题的根源：多囊卵巢综合症。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情况，我的子宫里有多个囊肿。它们阻碍了排卵过程的顺利进行。
接下来的5年间，我尝试了无数帮助生育的药物，还进行了两次体外受精。就在我即将绝望，准备接受永远不能再有孩子这个残酷事实时，我发现有位不孕症专家用促性腺激素来治疗这种病。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就在开始激素疗法的14天后，我发现自己居然怀孕了。我们的第一个小天使凯特琳在1999年4月出生。捧着这个大眼睛、翘鼻头的小丫头，我们多年来的伤心绝望消失得无影无踪。
当凯特琳6个月时，我得知一种治疗糖尿病的药能帮助患有多囊卵巢症的妇女怀孕。意识到我们多么艰难才有了第一个孩子，我决定马上尝试这种药。
幸运似乎总是伴随着我，4个月后，我又一次怀孕了。
大卫陪我做了第一次超声波检查。当医师在我的上腹部移动图像识别器时，她说：“啊，这儿有一个。”大卫和我长长地舒出一口气。
不过好戏还在后头。
“不对，是两个，第二个孩子在这儿。”我们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可这还没有数完。
当听到”三胞胎”时.大卫高兴得手舞足蹈，而我则幸福得不知所措。我并没有吃生育药丸，只是在继续服用那种治糖尿病的药，所以我们根本没想到会怀上多胞胎。
孕期一切正常，我平安地度过了预产期。在36周时医生顺利地为我进行了剖腹产手术，每个孩子都有5磅多重，看起来健康可爱。
大卫的幸福溢于言表。他一直想要4个孩子，不过他肯定没想到其中的3个会在4分钟内接踵而来。梦想中的小家庭终于雏形初具，每件事情似乎都颇遂心愿。
一周后，我带着克雷、杰克、山姆出院了。我和大卫忙得不可开交，幸亏亲戚朋友都来帮助我们。然而好景不长，11月初的一天，厄运悄悄降临。
也许是睡眠不足，或者是产后抑郁症？我感觉不舒服。天气一天天变冷，我越来越为自己担心。一天早上我收到朋友寄来的一张卡片，就好像在看外文一样，我怎么也读不懂上面的字。
到11月中旬，我竟然记不起来普通物品的名字了。一天早上，大卫发现我在翻箱倒柜地找凯特琳的东西，便问我在“找什么”。“那个东西，”我说，“你知道，就是那个围在她腰上的东西。”丈夫疑惑地问：“你是说腰带吗？”
就这样，在感恩节的前两天，我失眠了。这一次不是因为孩子的哭泣声，而是因为难以忍受的头痛，那疼痛就好像无药可救的痉挛一样，持续不停。除了偶尔起来呕吐外，我整日躺在床上。我告诉大卫我病得很重，必须去看神经专科医生。我们从电话号码本上找到一位医生，约定第二天见面。
见到医生时，我向他诉说了自己的病情，可医生居然觉得这很有趣。他解释说，这是因为我有三胞胎和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压力太大而筋疲力尽。可我知道他诊断得不对，并要求作核磁共振成像检查。他勉强答应了，不过说要等到下个星期一才能做。
那天早上，我起床后觉得非常不舒服.只想躺下来休息。“大卫，打电话取消与大夫的约会吧。”我说。可他坚持要我去做检查，并把我抱上了车。
谢天谢地，核磁共振成像检查并没用去太长时间。我们被告知一周后看结果。这时，我觉得好多了，于是决定接着去做另外一项剖腹产伤口检查。
大卫又开了两小时的车到圣路易斯去找我的产科医生。检查过程很顺利。可在我们就要离开时，接待员递给我们一张大卫母亲的留言条，让我们立刻给神经科医师的办公室打电话。拨电话时，我的喉咙好像被哽住了。而护士小姐含糊其词，我们得到的惟一信息，就是医生已经看过我的核磁共振成像照片，他让我们返回他的办公室，马上就去。
我忍不住哭了，大卫的脸上毫无血色。产科医生麦克克鲁博士问我们出了什么事，当把情况告诉她时.泪水涌出了她的眼眶。她把家庭电话、手机和呼机号码都给了我们，并说：“一有消息马上通知我。”
一路上，我看着窗外默默流泪……
一个蹒跚学步的女儿和三个襁褓中的儿子，怎能没有妈妈？！
两小时后，医生把我们迎进了他的办公室。当他把我的核磁共振成像照片插到灯箱上时，手似乎在微微颤抖。他清了清嗓子，指着照片上的一团白色说：“玛丽琳，你得了脑瘤。”
我的脑子一片空白，脱口问道，“我是不是要死了？”
“我不知道，”他说：“但是我知道你需要马上手术。”
我觉得一阵恶心。
医生说他明天可以在当地的医院为我安排手术，但大卫想给马克克鲁医生打电话征求意见。
在开车去药店买止痛药的路上，他用手机呼了麦克克鲁医生。她很快回电。大卫和她说了一会儿话，可他不得不把车停了下来，我不忍心看他，但我知道他哭了，渐渐平静下来后，大卫告诉她我患了肿瘤。麦克克鲁医生让大卫拿着我的核磁共振成像照片马上回圣路易斯，说她会为我们找一个合适的专科医师。
回到家，大卫也给他母亲打了电话，告诉她发生的一切。当他拿上我的核磁共振成像照片钻进车里的时候，他强忍泪水对我说：“玛丽琳，我不知道能帮你做点什么。我惟一能为你做的，就是带你去教堂。”
我知道他是对的。
我们找到了牧师，在30分钟的时间里，我们三个人一起交谈，一起祈祷。之后我和大卫开车回家，双方父母和其他的亲戚们正焦急地等待着我们。
病情在缓慢地发展，我常常觉得身体不是自己的，精神好像已从身体里脱离出来，在远处看着自己。我紧紧地抱着孩子们，因为我也许从此再也见不到他们甜美的小脸了。
在我和孩子们吻别后，大卫带着我开车回到了圣路易斯。
大约午夜时分，我们来到了巴恩斯犹太医院，那里的神经科医师马上对我进行检查。他问我一美元是多少个25美分，我答不出来。他指着那些我非常熟悉的东西：铅笔、手表……让我叫出它们的名字，我也说不出来。我心里充满了恐惧，转头看着大卫，祈求他的帮助，而大卫却把头转向一边，留给我一个痛苦的轮廓。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接受了更多的测试和检查。之后，神经科医生与我们长谈了一次，手术安排在第二天上午11点。他向我们简单说明了几种可能发生的后果，并告诉我们，切除肿瘤可能会导致外伤性脑损伤，而我可能会终生瘫痪或是变成植物人。还有一种可能，肿瘤已经发展到无法治愈的地步，我很可能会死亡。
和医生谈完，只剩下我和大卫两人，我们的交谈更为痛苦。我们边说边哭，谈到了如果我瘫痪或是受到了严重的脑损伤怎么办，甚至还谈到了葬礼的安排。然后我们祈祷，虔诚地祈求上帝的帮助。
当时并不知道，我生病的消息不胫而走，家乡小镇的所有热心人，甚至是全美国的好心人都在为我，为我们不谙世事的4个孩子，为我们这个不幸的家庭而祝福。做手术的那天早上，我的情绪非常好，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在背后支持、鼓励着我。
手术进行了4个小时。
恢复意识之后的第一个记忆是发现自己还活着。躺在特护病房里，大卫就守在我的身旁。他的笑容告诉我手术很成功，而且我自己也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我能够正常说话，也可活动手指和脚趾。我没有瘫痪，也没有成为植物人。
神经外科医生告诉我，我脑中的肿瘤是一种发展迅速的恶性寡枝神经胶质细胞瘤。医生把我脑中能看得见的脑瘤都切除了，但他告诉我癌细胞仍然有可能存活并在其他地方进行新的恶性生长。肿瘤患者并没有确定的存活率，有些人在术后还能享受健康长寿的生活，而有些人在诊断后的几个月就去世了。
为了防止病情复发，2001年年初我接受了6个星期的放射治疗。现在我一个月有5天吃一种大剂量化疗药物。这些治疗使我有些疲倦，不过到2002年3月我的治疗就能结束了。我每隔两三个月做一次核磁共振成像检查，目前还没有任何复发的迹象，也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
治疗期间，教堂里有无数的人在为我祈祷。我家门前经常出现玩具和衣物，相识和不相识的朋友们纷纷慷慨解囊，帮我们度过经济上的数次难关。我发现这世上善良仍无处不在，这使我更加感念生活，眷念生命。
我是不是就永远不会再得癌症了呢？这很难说。但我不打算让自己的余生因为这个可能性而惶恐不安。相反的，我宁愿把这次经历看作是上帝的恩赐。
最重要的是，这个痛苦的经历使我更加真切地体会到生命的珍贵。我是多么的幸运，在这如此可怕的人生劫难之后，仍然能够拥抱我那三个一岁的三胞胎，甚至还能听两岁的凯特琳咿咿呀呀地与我“吵嘴”！毫无疑问，今年的节日将会非同寻常。我现在终于明白，有无数个原因让我们在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心怀感激地赞美生活。
因为，我还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