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视已出版的成果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较多的问题。第一是所用多为第二手或第三手资料，很少能从原始资料开始，往往是后者抄前者，前者一错后者跟着错，而且是越抄越错。第二是文字错误太多。像我与杨匡汉编的《中国现代诗论》应该是使用率较高的一本书，1985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到1991年已印刷过三次，最近校读了其中几篇，发现错误很多。如徐志摩的《诗刊放假》一文中有一句很明显是不通的话：“但本刊既然暂行结束，我们正不妨为开篇是我唱的，这尾声（他们说）也得我来。”查原文才发现原来是“但本刊既然暂行结束，我们正不妨回头看看：究竟我们做了点儿什么？因为开篇是我唱的，这尾声（他们说）也得我来。”丢了一大段文字。类似的错误其他的书中也存在，致使这些本应是给研究者带来方便的资料书籍，在使用时又不能不留几分小心。第三是全集不全。一是资料散失，很难收集全，二是多种原因有些作品不能收入，三是即便收入也做大量删改。比如艾青50年代写过《什么“芽子”！》和《把奸细消灭干净》，但1991年7月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艾青全集》没有收入，其原因并不是没有发现而漏收，1982年6月出版的《艾青专集》中的《艾青著译目录索引》就有这两首诗，之所以没有收入一定有其他原因。此种情况其他全集中也有一些，还有的是即便收入也做了大量删改。全集不全，这已是出版的多种全集的一个通病。
在20世纪，新诗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虽然投入了不少的人力和物力，进行了广泛地开垦，但仍有大量的空白需要填补。第一，作为新诗史料的基本建设还不完整，新诗出版物目录的编撰有很多空缺。第二，重要诗人和作品的研究资料还需要建设。第三，新诗社团、流派的资料也不充分。第四，在时间上是重现代轻当代。第五，诗人创作文本之外的资料收集和整理还不够，像诗人的日记、书信等出版得太少。这些资料收集整理的难度比较大，一是损失严重，经过多次运动，不是被抄走就是被销毁；二是因为多种原因还不愿意公开或还不能公开；三是涉及大量的人和事，整理起来难度很大。除了有大量空白需要填补，新诗史料还需要进一步整理与开掘。第一，版本的校勘。在新诗史上，诗人的作品常常是先在报刊上发表，再编入集子，又编入选集和全集，每次编入由于艺术和思想的变化或适应各种运动的需要等原因，有些诗人要对作品做一些修改或对篇目进行增删，而且每次必经编辑之手有些也会删改，由此造成了新诗史上多种版本的复杂现象。这就使新诗版本的校勘显得尤为重要。但这方面的成果还不是很多，多数诗人的作品在选编时操作过于简单，没能更多地体现出后人的学术含量。第二，现有资料的考证。20世纪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新诗史料，也为史料的收集和整理留下了很多难题。如诗人使用过的众多的笔名，新诗出版物的出版时间等等，有大量的问题都需要考证解决。这里所讲的还不完全是指新发现的资料，就是一些我们已经用熟的资料，或认为不成问题的资料仍有很多这方面的工作要做。比如第一本诗刊《诗》，不论是单篇文章还是新诗史专著很多都写到过，但是这刊物每一期的出版时间因为刊物的目录页与版权页所标明的不同，研究者各据一方也说法不一，这似乎还无人来考辨。第三，以上所谈多是“死”文字，还有大量的“活”史料急待开发。这开发的意义至少有两个层面，一是存活于诗人及当事人头脑中的史实本身就是难得的资料，二是一个世纪复杂的因素，使我们能见到的文本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些问题，有一个潜文本需要发掘。20世纪，特别是进入50年代后，翻来覆去的政治运动使诗人的写作离真实越来越远，至使“说真话”这一本应是诗人写作的底线却成了至今仍是一个很高的标准。因此，很多文本造成了对那些年代的遮蔽，我们很难从中生动地还原出那些年代的复杂，所以挖掘文本下面隐藏着的更为复杂而真实的潜文本就更为重要，而这挖掘大多只能通过对“活”史料进行开发才能进行。这方面的工作近十几年有了不少成果，很多诗人写下了回忆录，还有对诗人有目的的访谈等等，但总的来讲还需加强。我们应该看到这是一项只能今天做而明天做不了的工作，随着一批老诗人的故去，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机会，一定不能再失去更多。有人提出“抢救”一词，非常恰当。
新诗史料是应该“抢救”了，而要保证这一工作做好，没有一个基本的学术规范和建设一支新诗史料工作的专业队伍是不行的。新诗史料工作是个年轻而又屡遭破坏的学科，学术规范的建立尤为重要。检视新诗史料工作的成果，不难发现这方面的问题还是不少的。引文无出处、选文不注明版本是常见的现象，其中显示出的随意性更为突出。行文、用语随意致使行文前后不统一，用语有失客观、准确；随意删改更是不断造成谬误。出现这些问题大多并不是因为做不到，而是没能去做或做得不到位，说到底还是缺少一个必要的学术规范。像《闻捷专集》中的《闻捷小传》在写到闻捷去世是这样表述的：“在1971年初春含冤死去”。“含冤死去”一词主观成分太重，而“初春”这一时间也不精确，应为1月13日，这在收入该专集的文章中就清楚地写着，只是小传作者没意识到应该写准确。还有诗人的出生时间和出生地等更是不够规范，有的是有“年”没有“月”、“日”，有的是农历和公历不分、祖籍和出生地不分。像《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冰心的条目还比较准确，为“原籍福建长乐，1900年10月5日生于福州。”而祖籍浙江德清，生于江苏苏州的俞平伯却写成：“浙江德清人。1900年1月8日生。”前后体例也不统一。还有如《田间研究专集》对田间的介绍，只有“一九一六年生于安徽省无为县开城桥镇”，翻遍全书也查不到是1916年哪月哪日生的。作为一般的对诗人介绍只有年份或许也够了，可作为一本诗人研究资料专集，所缺不能不说是大遗憾。
随着学术规范的确立，加强新诗史料工作队伍并使之“专业”化也应该同样予以重视。可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是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越来越少，很多年轻的学者不愿意从事这项工作。二是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多是业余的，新诗史料的工作没有成为专业。这里讲的专业，并不是成果没有专业水准，而是没有将这工作作为专业来对待，所做或是临时任务，或是其研究的副产品。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需要人做，却不愿意去做；本来是一个需要长期积累的工作，反而成了“临时”和“业余”的工作。这项工作为什么很难吸引更多的人并形成一个专业队伍，至少有如下几个原因。第一，史料工作细碎，需要积累，时间长，很难见成效。第二，有了成果出版也难，出版困难，工作见效慢。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成书，可出版又成了难题，不能见书，几年的工作的成绩就体现不出来。第三，出版的史料成果学术地位不高或没有学术地位。前面所讲的成书难、出版难在其他的学术研究中虽程度有些不同但也一样存在，而怎样对史料成果进行学术评定可能是一个独特的问题。在一般的观念中，新诗史料工作或者说整个新文学史料工作还多作为拾遗补缺、剪刀加浆糊之类的简单劳动来对待。史料工作只是一般性的资料工作，没有进入学术研究范畴；成果一直属于一般性资料，不是研究成果，有些地方甚至连工作成绩都不算。
史料的重要性是没有人怀疑的，但学术地位不高，史料工作的地位就更低。一般看来，史料工作只是服务于研究工作，本身还不构成研究，史料工作是简单而费力，有用而不讨好的不用脑的脑力劳动。行笔至此忽然想到“史料工作”不知是何时提出的，也不知提出来是重视还是贬低。我真希望它的提出并不是将“史料工作”从“研究工作”中分开，而是强调其独立价值。就我所知，“史料工作”自古就是“研究工作”的一部分，从汉代的朴学，到清代的乾嘉学派，目录、版本、训诂、考据、校注、辨伪、辑佚、考订都是重要的学问，就是现今在古代文学研究中也一直受到重视。因此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书目、年表之类都属于“著”，而在新诗研究领域，书目、年表之类则多为“编”，连“编著”都不敢署。当然造成这些问题也与新诗史料工作的本身有关，与古代的“史料工作”来比，新诗史料的工作或整个新文学史料的工作确还存在着严重不足，诸如前面讲到的不规范、学术含量不够等等，很多也确实没有进入学术研究层次。但要看到，新诗史料工作还是一个刚刚起步阶段，正像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新诗研究一样都是新兴学科，还不成熟。问题是不成熟的“研究”没人认为不是研究，而不成熟的史料工作却排除在研究之外。新诗史料工作应该视为新诗研究工作的一部分，或者是应该使之成为新诗研究工作的一部分，前一点可以吸引和留住一批专业工作人员，而有了一支专业队伍史料工作才有可能进入“研究”层次。在此，我呼吁研究机构能建立学术标准正确对待史料成果，使之有更多的人投入这一工作。
最后还想谈几句史料工作的学术价值问题。一是独立的学科地位。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史料工作已经能够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而且确有自己的研究范围、自己的治学方法和独立的学术价值。作为史料，无疑是为史的研究和作家作品研究服务的，而对于史料工作却未尽然。如果将史料工作与研究工作（理论的、思辨的、抽象的、概括的）视为两种不同的学术工作，史料工作无疑是一切研究工作的开始，可研究工作未必一定就是史料工作的目的。史料工作有自己要达到的高度与深度。如果说研究工作是总结，是创新，史料工作则是发掘，是求真。研究工作与史料工作的关系应该是互动的，没有史料工作，研究工作就很难进行和深入；没有研究工作的带动，史料工作也失去了最终意义。或者将史料工作称之为基础研究可能更合适一些。二是史料工作在某种意义上讲标志着研究学科的成熟。这话听起来也许不够严密，我这里想讲的是一个成熟的学科对史料的强调。比如古代文学研究应该是一个成熟学科，它的研究要求基本上不能有史料上的错误，也就是所说的“硬伤”；而在新诗研究或在新文学研究中，一篇论文、一本研究著作有几条或者十几条史料错误是常见的，也并不因此妨碍其成为有影响的著作。三是学术品格的表现。收集史料要锲而不舍，整理史料又要耐心细致。从事这项工作要耐得住寂寞，经得住诱惑，坐得住冷板凳，而且一坐就要几年、十几年或更多，这在现今浮躁的环境中是一种学术品格的修炼。这是很不容易的。像前面讲的，这工作是成书难、出版难，而出版了学术评价又不高，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还有辛勤的开垦者，没有一份热爱之心是坚持不住的。但愿新诗史料的工作能够吸引来更多的专业人士来做，通过不懈的努力，取得更多更好的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