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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6年旅居德国的王小慧是位全才：建筑师、摄影家、画家、电视论坛主持人。其作品带有极其独特的个人风格，展示了她深邃的体验能力和敏感性。她的生活经历也极其的与众不同，她曾以自己遭遇过的死亡经历为契机，完成了一组富于人生启示的自拍摄影系列。因了死的一步之遥的窥视，她的艺术与人生获得了一种极为宝贵的生命经验，只有在这种生与死、美与丑的对比中，生才显出其本意来。她的这段经历在其著作《我的视觉日记——旅德生活十五年》（学林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有着详细的记录，下文是其中的摘选部分。
1991年10月31日那天，是德国的“圣灵降临节”，这个节有点像中国的“清明”，人们要到公墓去为死去的亲人扫墓。接下来是周末，很多人都利用这个延长了的周末外出旅行。俞霖和我约好在纽伦堡碰头，再一起由他开车去布拉格，为了完成我和南德意志出版社的稿约《观察与体验——布拉格》。
那一天高速公路相当拥挤，为了不误时，俞霖选择了走第14号国道，后来才知道这条路被称为“死亡之路”，因为这段路发生过非常多的车祸。
一路上，我们说着笑着，他放了他最喜欢的歌剧《阿依达》，并跟着音乐唱着……当我们在超车时，一辆福特车迎面急速驶来，三辆车撞到了一起，那辆福特车被甩出二十五米以外。我们的车则旋转了九十度角挤成一堆废铁。当然这些都是我事后听说的，我对此完全没有印象。对我来说只有那如血的残阳和他那欢快的歌声永远保留在我的记忆里。后来我特别托人从汽车的残骸中找出那个压得变形的方向盘和被撞成碎片的《阿依达》录音带的盒子以及这盘带子，当然我再也不敢听这盘音乐了。
当时我多处受伤：严重脑震荡、鼻骨粉碎、两条肋骨撞断，从颈椎到腰椎至尾骨都有严重的挫伤，尚待继续检查。而俞霖的伤更重，除了各种外伤，内脏也被撞得大出血，虽然送到大医院抢救，20点42分他永远离开了人间。
不幸之中万幸的是，我们还差十几公里便会进入捷克境内，假如那样的话，我恐怕也不会活到今天。因为在德国境内的急救措施，通讯设备极其完备，公路上每隔一公里都有免费报警电话，而急救中心可以派直升飞机赶到现场。捷克当时的情况则无法与之同日而语。
最开始我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我醒来后，见到的第一个人是那个来自柏林的大夫卡姆勒，他那双充满关切的眼睛让我觉得好像我们是认识好多年的朋友而不是陌生人。至今我还是感谢这位年轻的值班大夫，他随救护车到现场来，是他第一个指挥人们轻轻地将我从被锯开的汽车里抬出，怕再伤到我，因为车已被挤压得变形，车门无法打开；是他剪开我的毛衣和内衣做最初的抢救，而且刚好轮到他在假日值班，所以那几天可以每天守护着我。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他呢？”“他为什么不在我身边？不在我病房？”卡姆勒大夫对我讲：“俞霖伤势很重，正在一家大医院里抢救。”虽然他早已知道俞霖在车祸后已去世，但每天给我讲一些新的“病情”，他说：“他的下肢全部撞坏，是粉碎性骨折。”
“我会推轮椅服侍他的，他那么聪明，仍会有最精美的建筑构思……”
卡姆勒大夫告诉我：“他的头颅、内脏，全有致命的伤，即使活下来也没法思想、没法说话……”
那时，我只急于想见到他，没想到过就算能相见也许他根本不会再认出我，可能不会再睁开双眼，也没想过自己是否也要坐轮椅度过下半生。大夫讲的这些故事缓解了俞霖去世消息对我打击的程度，让我本来很脆弱的心灵加了一层保护膜。
他和我素昧平生，我只是一个被车祸撞得脸孔已变形的看上去丑陋不堪的陌生外国女子，他没有必要在他医治范围之外还做心理治疗。他花了那么多心思和时间为我编这些故事，他那种博爱精神和医德对我是无价的。
他对我来说，一直近乎于一个神。所以当事过六年之后他打来电话说想看看我，我甚至不想见他，因为我不想把那美好而又模糊的形象具体化，不愿把那近乎于神话的故事变得现实起来，更不愿把心目中的神变为一个普通的人。他说他是一个普通的人，仍然在那边境上的小医院里，每天查他的房，看他的病，只是不再做住院值班医生了。他说这些年来他一直注意我的情况，买了我出的每一本书，收集了关于我的各种剪报，也知道我住在哪里和我的电话号码，这在德国公共电话簿和信息台全可查到。他虽然很想见我，但不愿过早与我联系，因为他不想利用职业之便，去发展病人也许不愿要的私人关系，那将亵渎医生的职责。但已经过去六年了，他相信可以像老朋友那样打个电话问个好，来看看我了。后来我对他说：“俞霖的梦已经完结，我也经历了一场梦，只是我的梦不那么诗情画意，是一场恶梦，不论从现实的或非现实的意义上来说。”
他对我讲述了一些我不知道的细节，还为我复印了病历记录，讲到当初因我颈椎受伤而应该用直升飞机运送到大医院继续检查治疗，他为此与院长争执，因为我已没有了医疗保险；讲到我当时可能下肢瘫痪；讲到他与我的博士导师温朗兹教授通电话，导师包下我全部医疗费用的许诺，并立刻发传真到医院作为书面证明，我的导师这一壮举使他十分震惊，因为当时不要说手术费或住院费，单单做一个CT检查便要上千马克。他说导师能这样待我，可见我受人喜欢的程度，使他更加用心照顾我并向院长争取最好的治疗方案。
我只知道我转院后很久下肢仍没有知觉，医生准备为我做脊椎手术，而这手术本身也有可能伤到神经使腿部瘫痪。因为我是自己辞去工作的，照规定不可以再续聘，本来由大学一直全包的养老金、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也随之停止，而新的医疗保险还没来得及去做。那恰好是在我没有保险的第一天发生的！本来摄影师的生涯对我便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是一种挑战，怎么可以想象一个职业摄影师乘着轮椅工作？那该会有多艰难！我曾一百次设想过那情景，一个下肢瘫痪的人如何旅行，如何抢拍，如何做暗房……连器材的搬运恐怕都是件艰难的事，更难的是怎么还能有这种创作的热情？
我相信德国人的说法，我总有“保护天使”，在我最危急的时候能庇护我大难不死，转危为安：我在幼时落到冰河里被没留姓名的陌生人救起；地震时房倒屋坍而没受一点伤；车祸后没人相信撞成那样的车子还能有活人出来，我却幸免一死；而在这次颈椎手术前的早上查房时，我居然对大夫刮脚心的试验有了反应，从而避免了那次可能有不良后果的手术，而我也从那可怕的可能性中得以解脱……爸爸不信“保护天使”一说，却相信是爷爷奶奶他们积德行善的结果。
我的嘴干得厉害，几天来一直在脱皮。我手里拿着小镜子注视镜中的自己，似像非像，我知道这是我，但又真的不像是我了，还好台灯从后面照来，脸看不清楚，也看不清伤了的鼻子、肿胀的嘴唇和皮肤里几天前取出碎玻璃的痕迹。头发乱蓬蓬的，被汗与血粘在一起，额头由于吃力而微微冒汗……在镜子中又一次看到我那疲倦得变了形的眼睛，还那么年轻，可经历过的实在太多太多了。我觉得今天才真懂得了什么是心在流血的感觉，什么叫爱，什么叫生离死别，什么叫刻骨铭心。
那些天，我不敢多看自己。镜中的我实在不像我了，没有半点灵气和美的痕迹。没办法梳洗，自己也感到蓬头垢面，不堪一看。虽然那时没心情多想这些，也没有多去看镜中的自己，只是保留了为准备展览“我的二十四小时”而养成的职业习惯，随时用照相机记录下每天发生的各种事情，当然也包括自己。当别人（无论是搞专业的还是一般人士）惊异我在那种情形下还能想到拍自拍像时，对我来说却是极其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事情。相机不是我的眼睛，是一个冷静客观的第三只眼，这第三只眼伴我左右，既熟悉又陌生，它旁观并记录着我的日日夜夜，我的喜怒哀乐。
日本摄影评论家曾经这样评论这些作品：“胀肿的脸与她周围的康复器械在显示她从死亡边缘逃离的代价……从与自己的严酷的生命现实的对峙与对话中，她已经开始更深地了悟人生的真正含义”。
也有评论家说我是“用照片讲述自己的故事和别人的故事”，并称之为“摄影史上最真实的自拍作品”。
我不知道这些照片对别人的意义，但它的的确确是我真正意义上的视觉日记，实实在在地记录了我在当时情形下的心境，那在转院途中救护车里的自拍像和我所看到的图景被我记录下来，那是多么有象征意义的画面：一张是我自己，身边是护理医生和各种急救仪器，我的脸上缠着绷带，颈部被粗大的脖套固定住，嘴肿得可怕……另一张是我看到的景象，近处是输液瓶子，整个画面是一个像黑箱似的车厢，只有远处的天边有乌云下的风景，那么可望而不可及。后来我把这幅照片题名为《远处的光》，这是我当时状态多么真实的写照：已经到了死亡边缘，但死神降临了又离开了，值得庆幸的是我在那黑匣子里居然看到了这远处的光而不只是一片黑暗。那光虽然很遥远很遥远，而且笼罩在乌云之中，但那光毕竟还是照进车内，照到我的身上和脸上，我看到了它，感知到了它，这是一张对我极具象征意味的照片。
那半年不能工作时的生活是艰难的，有时我问自己，如果让我重新再来一次，我还能坚持过来吗？我怀疑。受过许多磨难的我从小经历过许许多多难关，在觉得挺不过来时，咬紧牙关还总是挺过来了，后来再经历困难时，我便会告诫自己：“你能挺过来。”虽然常常是到了可以忍受的极限。我再也不愿经历这样的痛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