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哲学成为当代问题的追问，使人对自我和世界的沉思成为可能。同时，使真正的哲学家能够在大众传媒这个中性平台上运行具有倾向性的思想，使得电视对话成为今日哲学的新形式，进而恢复了“作为生活艺术的哲学”。这样，在当代人的生活中，哲学平和素朴起来，抛弃了对世界包罗万象的解释，学会了对当代问题的自我理解和倾听发言，并鼓励人们参与到实践的具体问题阐释中。
大众传媒时代的合法性是可以质疑的，但人类文明确乎是从手写文明、印刷文明到电子传媒文明的不断发展的，在文本创造和阐释中延伸着人的精神和文化意义。手写文明具有贵族性和垄断性特征，它因为物质载体的匮乏而不可能普及。印刷时代主要表现为文化世俗化，打破了“经典”垄断文化的权力独断性。知识分子成为阐释经典、阐释历史文本的新精英集团，并在进行文化启蒙的过程中推动印刷文明的发展。电子传播文明通过网络电视平台，将知识和价值判断重新推到每一个人面前，每一个人都通过阅读电子文本和倾听名家对话而产生思想的愉悦，传播和收藏形成生命中的记忆，尽管其负面效应每每为人所诟病。
在全球化电视网络传媒时代，学术前沿对话在西方主流媒体上多了起来。如何在学术对话中既能保持住学术含金量，又能够于绵邈的论述中见到精微的洞见，实在是对论者学术思想水平的一个考验。而电视对话访谈的方式则既可展示今日学术界前沿思想家的风采，又可使人通过文、史、哲、宗教、生态学学者相当精彩的对话，发现当代前沿知识话语踪迹。
思想应该是清晰地传达出来给人听的，需要智慧闪光、高度凝炼和具有人格魅力。正是这样，科隆西德意志广播电视台长期播出的“今日哲学”节目，浓缩了当今世界著名思想家伽达默尔、哈贝马斯、罗蒂等的学术对话。电视的直接性使哲学家在镜头前使用了一种不同于书面语的口语，充满着智者的机智和敏锐，在大众能够生动理解的前提下提升了大众的趣味和精神。那种认为在电视里露面的哲学家是世俗化倾向的看法，在著名哲学家贴近生活的电视学术对话中失去了合法性和客观性。因为，如果真正的思想不在电视里出现，不成为当代人的思想的触动点，就是对大众媚俗文化让位式逃避。反过来，则有可能恢复古希腊公众场合谈论哲学的时代精神——生命对话的智慧之学。
这部对话录分为五部分，分别解析当代的哲学、认识、道德、政治、生活问题。其中思想的火花屡屡闪出耀眼的光彩。
在“哲学”篇中，提出哲学有什么用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在科技日益发达中已然成为一个哲学生死攸关的问题。哲人们认为：人们生活在一个以加速度向前而越来越失去方向的世界中。对速度中心主义和消费中心主义的怂恿，使人们只要生命形式不要意义内容，只要速度不要积淀，只要麻木不要心境，只要功利目标不要过程意义。这些问题，不仅仅是现代性问题，而且是人生的意义、价值、幸福如何可能的问题。哲人的回答是：哲学的任务就是对世界指明基本方向。科学越发达越精细化，现代世界越现代，哲学就越重要。在哲学成为社会“多余”的时代困境中，哲学通过参与生活意义的重塑而发现了新的重要领地，使自己也得到了精神重塑。哲学从“万有之学”而经历分裂之苦，在重新“设限”中进入到新的层面——在跨学科中多领域学者共同诘问幻想，揭露乌托邦，并整体性设想的人类精神生态失衡的修复。这意味着：首先，意义问题仍然是哲学关注的重点，艺术生活化地思考哲学问题是对抗凡俗生活的颓靡的一种方式。其次，在全球化世界范围内的一致性中，解答如何使差异性文化理解成为可能？是否存在普遍有效的准则？文化差异对世界的作用是什么等问题。再次，面对信息时代的后现代主义冷漠的多元化与个人主义问题，关注第三世界国家在全球化中的一体性危机。“对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来讲，危险当然是在他们听任欧洲文化的摆布，以使认识理性的同时，他们却排挤掉他们自己的历史。一定要防止出现这种情况。这些人必须站在他们的文化一方。”（30页）这种忠告，值得听取。第四，关注人类未来和地球的未来，对整个世界生态环境状况和悲观主义加以清理，分析对“理性的绝对化”和“罢免理性”的二元对立，坚信：“虽然我们在废除思想的道路上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进步’，但哲学的根本任务仍然是阻止这些‘进步’”（40页）。触及这些问题的深层已然说明，前沿学者对当代问题思考的新的深度。
在“认识”篇中，从精神与自然的关系入手，对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和人文精神科学的撕裂表示担忧，进而进入时间本体论探讨。罗蒂认为“人一只脚站在时间里，一只脚站在永恒当中……哲学家使用他们的时间理论，以使我们获得一种关于我们自己的超时间的概念。人们可以通过绝对知识逃离时间，一旦这一想像失效，时间的意义就会减小”（68页）于是，当代人的时间关于生死观问题，时间观与幸福观——幸福生活的可能性问题，困扰着当代思想家，使其在崇尚速度的时代，坚持保存文化历史意义的文化缓慢性。因为，毕竟有可能存在着一种我们能去认识的有效真理，和存在着我们能够使其具有普遍性的事物的希望。
在“道德”篇中，首先讨论了“道德还现代吗”的问题，认为：哲学家与实践家对话的意义在于，把以抽象范畴为中心的思想和实际相对的生活联系在一起，促使倾听的人在这一涉及每一个人的领域中生产自己的思想。这在价值坍塌与价值重建中思考个体快乐与社会公正问题有相当的重要性。“自我实现在今天被赋予了太高的价值，与对个人自我现象的这一过高估计相对应的是共同体意义的丧失。当个人快乐原则的意义增大时，共同体的意义就减小”。（93页）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对“自我实现”过分强调中，看到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对瞬间感受的放纵是对自我的一种贫困化，是对“自我实现”背道而驰。这样，就顺理成章地推出了我们为什么需要价值这种问题。在哲人们看来，价值概念不是陈旧的哲学概念，而是新的概念。在古代和中世纪的伦理学里，价值概念无足轻重。价值概念是通过经济学而走入到哲学讨论中来的，坚守价值产生了价值哲学，价值维系着社会的正常判断。但是“价值重估”在今天又意味着价值消散。价值失去了坚实的地基和基本的方向，就会危及社会秩序并使暴力增加。当社会瓦解之时，就不可能再需要哲学。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的消失是对一个社会正在解体的直接表征。哲学价值的重建意味着哲学必须重新具有实践性——为了人类的存在而努力。
在“政治”篇中，通过同著名思想家哈贝马斯的对话，而将问题提升到新的高度。首先触及到德国统一后的若干问题，然后进入到由法律来统治政治问题。这里涉及到基本权利与民主问题，基本权利解释的真理要求问题。哈贝马斯认为：道德和法律都应该捍卫所有参加者和当事人的自主权。道德领域的自主权是一个整体，而法律领域的自主权则具有私人和公开的两种特点。法律和政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民给自己制定了他的独特的法律，人民的公开的自主性体现在公开的观点和意志的形成过程中。“要想使公开的自主权制度化，就必须满足政治参与权、交流权等等。……这就是现代法律的思想，我们对此别无选择。”（158页）换言之，法律和政治是互相补充的，离开了法律的政治缺乏透明性，缺乏政治的法律是盲目的。
在“生活”篇中，非常有意思的是，不仅展示了当时92岁高龄的伽达默尔对生命的新见，而且展示了这位世界级哲学家的生活场景。那天，西部德意志广播电视台的编辑们已经在海德堡科学院等待伽达默尔和亨利希到场进行学术对话。而这位德国哲学界的泰斗——92岁的伽达默尔不是乘出租车，而是乘公共汽车，在数小时之前就从近郊动身，结果他们两位哲学家在哲学研究所的两个入口处互相等待了很长时间。这里，可以看到伽达默尔所具有平民意识和素朴生活方式。当他们开始进行消费社会中“人类缺少什么”的对话时，伽达默尔表现出来的敏捷和深度令人吃惊。首先，亨利希提出，生命的起点和终点都具有偶然性，被抛到世界上，不知道死于何种疾病，于是生命的起点和终点在以下任务下被统一起来，即寻找一种希望拥有统一性的生命之路——生命的意义。伽达默尔认为：问题没有这么简单。生命的意义呈现为我们为什么要思想，为什么人的本质在于思考，但是却不具备被本能和生命规则所控制的生物的确定性。而“生命的幸福”在康德那里，是幸福是一种想像力的理想。这意味着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都不一样，每个人自己对幸福也有很多不同的想法。“我们在世界生活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服务于如下可能性，即在远处、从理论上来观察事物。如果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实际上我认为这就是一种幸福。”（172－173页）其次，哲学思考的重要性在于，我们想过我们的生活。因为，拥有语言和知道死亡是人类存在的本质所在。在这一点上，哲学继续与科学的进步意识相矛盾——哲学知悉生命的起点和终点并思考人类究竟缺乏什么，而科学却过分乐观地向前推进和增加物质财富。第三，伽达默尔强调，在这个技术主义时代，在所有生活境况都不断地变得具有官僚主义色彩的时代，我们在被统治的世界里所缺少的不是自由空间，而是缺少判断力。我们由于工业革命被放到了一所“终身”学校。这是人们悲观和危机意识的根源所在。最后，当亨利希提出当代人面临很大的压力，恐怖主义、消费主义、虚无主义都有可能源于某种危机心理；个体生命的末端（到医院和养老院）没有思想，哲学家应该关怀人的生命终点问题，赋予生命一种意义，使人不处在宇宙的无所不在的虚无中时，伽达默尔的对答是意味深长的：“人们之所以死，是因为他们无力再一次将起点与终点联系起来。我要说，根据我年老的经验，这实际上是终点向起点接近的过程。我对事物的这一方面总是很感兴趣：未来如何因衰老而消失，过去如何变得丰富而慷慨。请您允许我有以下的快乐，使未来与过去这两个地平线在我们的自己的生活节奏中得以复制，我们总能学习一些把终点与起点联系起来的方法。”（184页）应该说，伽达默尔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形态和思想形态，他是幸福的思想者。
今年，伽达默尔去世了，他对文化意义的阐释和坚信生命的起点终点相联系的达观精神，使他在102岁的生命历程中思考并阐释生活的意义。他的思想始终面对传统现代和当代性问题。这种对时代问题的关注，使其能够从哲学解释学的高度分析，或从日常生活的角度阐释，或者从历史参照反衬中反思，并通过自己的坚实言说，留下对时代问题的思考的尖锐性。
面对这些活生生的生命问题和时代思想，我在时而畅达时而焦虑的阅读中，感领到思想“盛宴”的丰盛和精神存在的内在超越性。
（《思想的盛宴——与西方著名思想家伽达默尔等对话》，（德）U.伯姆著，王彤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定价16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