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星期三的下午，是我最企盼的时刻——“《中国少年报》到了！”我和小伙伴们欢呼雀跃着，蜂拥到少先队大队部，去领取自己的那一份心爱的课外精神食粮。
12岁那年，出于对儿童文学作家贺宜的敬仰，我给他写了一封信。那时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信中写到自己的理想——将来也要像他那样，当一名专门为孩子写书的作家，还斗胆地向他“讨招儿”。我把信寄到《中国少年报》社，请代转给“贺宜同志”。
真没想到，半个月之后，我便收到了作家贺宜的回信！贺宜在信中说，当作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作家不仅要有书本知识，还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艺术修养。他勉励我从小要努力学习，打好基础，因为国家建设需要各方面的有用人才。贺宜在给我第二封回信的同时，还寄给我一本他的新出版的诗集《把荒地变成花园》。记得是启明书局出版的。
1987年，贺宜去世了。当我读了人们悼念他的文章后，才知道他就是当年《中国少年报》的副总编辑呀！后来，他到了上海，主编了我国唯一的儿童文学理论刊物《儿童文学研究》。贺宜的一生为推动新中国儿童文学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对我的成长也起了春风化雨的作用。虽然我后来在中学从事语文教学、在大学讲授古代汉语，但儿童文学始终是我的业余爱好。我能在教学中关爱每一个学生，我能在教学之余为孩子们写作童话、诗歌，不能不说是受了贺宜和《中国少年报》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读高中的时候，担任了三年少先队中队辅导员。我又自费订了三年《中国少年报》。至今感受最深的就是，《中国少年报》一贯坚持引导少先队员们：从小要把自己和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记得我曾和少先队员们一起搬铁，捡碎玻璃，卖了钱支援国家水利建设；种向日葵，种蓖麻，搞“小五年计划”，都是受到《中国少年报》的启发。至于我组织中队开展的演唱、朗诵、跟作家见面，以及丰富多彩的野营等等活动，也都离不开《中国少年报》的指导。《中国少年报》不仅是红领巾的好朋友，也是少先队辅导员名副其实的好参谋。
在“文革”大破“四旧”的日子里，为了防备“革命小将”的抄家，我含泪烧掉了许多作家的书和亲朋的信。但1957年全年的《中国少年报》却奇迹般地被保存下来了。如今，我翻阅着泛黄发脆了的《中国少年报》，重读发表在上面的《小橘灯》（冰心）、《海的王子》（贺宜）、《石林》（高士其）、《爸爸要出卖眼睛》（金近）、《风筝》（贺敬之）等儿童文学精品，重读“动脑筋博士信箱”栏目的科学问答、“快活林”里的游艺节目和小制作，甚至重看沈培、毛用坤的插图，都会备感亲切，它勾起我青少年时代生活的许多美好记忆，一种感激之情也油然而生。
今天，我已两鬓斑白，孙女也读小学三年级了。我常常小心翼翼地展开《中国少年报》1957年合订本，对孙女说：“爷爷是它伴随着长大的呀！”我的孙女恐怕难以理解我的深情，因为他们这一代毕竟要比我们生活得更幸福！据说，现在全中国已有上百种可供小学生阅读的报刊了，单从这一点，就不难看出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