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大学生的分配正在由国家统分向自谋职业过渡。我跑了很多招聘会，最终发现唯一和我算得上专业对口的单位是一家大型药厂。负责招聘的人对我说，像我这样的大学生在那儿一个月能挣600多块钱，而且活儿也不累。600块钱在那时的哈尔滨并不是一个小数目，何况老爸抛下报社的职位之后却没赶上“边贸热”的末班车，一直赋闲在家，家里只靠老妈800块钱的退休金维持，迫切需要我的收入。于是经过短暂的犹豫，我去那家药厂上班了。
我的工作岗位在林立的、闪闪发亮的反应罐之间，四周环绕着密密麻麻的金属管道，不时有浓厚的白色蒸汽从宽大的窗户外面掠过——简直就像站在航空母舰的舰桥上！
这种浪漫的想象没能持续多久。车间里无处不在的有机溶剂和原料粉尘迅速地侵蚀着我的健康，而且我惊恐地发现，工厂发的简易防毒面罩根本挡不住它们。我开始没完没了地剧烈咳嗽，晚上甚至咳得喘不上气来，必须半坐着才能入睡。据老工人说，哮喘是这里的职业病，厂里因之而丧失了劳动能力的人很多，绝大多数人都是二三十岁的棒小伙。这令我脊梁骨一阵发凉。
我离开了药厂，开始寻找新的工作。老爸总结似地说，还是干新闻吧，只要你当上了记者，你就能体会到干新闻的乐趣。况且当年你不是跟我在报社干过一段校对和编辑吗？业务你应该都熟。
从那以后，我开始阅读大量的报纸和杂志，研究新时期的新闻和出版。没过多久，我为《北京青年报》撰写了两篇各长约5000字的文章，在它周三的《新闻周刊》上整版刊出。就是这两篇文章，使一家报社的总编看中了我，我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新闻生涯。那一天，是1996年9月6日。
那是一家某省级行政机关办的行业报，最高领导不是总编，而是机关里的主管副局长，这就决定了报纸的使命是“卓有成效地配合、宣传局里的工作”，而不是“卓有成效地为读者服务”。报社里每一个人都有正式的行政或事业编制，只有我是临时聘用人员。总编给我定的固定工资是380元，没有奖金。
虽然钱不多，但我也很知足，因为我不抽烟不喝酒，女朋友要求也不高，足够花了；况且总编很信任我，一上来就把最重要的一版交给我编，于是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不到两个月时间就“多快好省”地占据了报社第一号笔杆子的地位。
第二年春节，总编带我去了一家省内久负盛名的大型企业集团，为集团的总裁祝寿。这位总裁是报社的老朋友，更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我在他身边呆了将近半个月，几乎采访了跟随他创业的每个人，回报社以后连夜写成了一篇1.5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在报纸上连载了十期。后来我得知，总裁见到文章之后高兴异常，为此我们的总编揽到了5万块钱的广告，并提成两万元。月底的时候，总编在一次编前会上正式地表扬了我，要求全体编采员工向我学习，并代表报社发给我奖金100元。
接过奖金，我脑海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总算能跟女朋友交差了，因为为了采访，我连情人节都没能跟她一起过。但我忽视了一点，那就是我当时的工作量已经相当于正式员工的两倍，而他们每个月的工资都是1000多元，因而我的存在客观上给大家带来了压力。这次公开的表扬成了一条导火索，我周围的敌视与冷漠与日俱增。
后来我在酒桌上跟一位平素对我不错的老师诉苦，他实实在在地对我说：“像我们这样的，高级职称评上了，房子分到手了，每月1000多块钱旱涝保收，混日子就行了。但你还年轻，不能跟我们一起混吃等死。别人说啥都别往心里去，你就记住好好练本事就行，练好了本事，将来自会有好地方要你！”我听了之后半天无语，随后举起一杯酒跟他铮然一碰，一饮而尽。
几个月后，刚刚结婚不久的我怀揣着两本中国经济新闻奖的获奖证书，叩开了黑龙江日报的大门。当时黑龙江日报已经拥有了一张在全国晚报界广有影响的子报——《生活报》，但还雄心勃勃地要创办第二张子报《新都市报》。我与几十个和我一样年轻的同伴参加了它的筹建。
从行业报转到综合性晚报，就如同从一潭死水的游泳池跳进了台风肆虐、惊涛骇浪的海洋。虽然哈尔滨的报业市场不论从规模还是竞争方式的先进性与京沪穗甚至渝蓉宁都不能比，但竞争仍然是极端的惨烈与严酷。
创业之初，报社一连三个月没有发工资，而那年哈尔滨的雪下得格外勤、格外大，我几乎每天都在冰天雪地中跋涉，去各个相关单位熟悉情况、建立联系。我在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蹒跚前行的时候，心里总是惦记着妻子，她刚刚做完手术，正无助地躺在我们租来的房子里，身边连一部电话都没有……
经过无数人日以继夜的苦战，《新都市报》终于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在哈尔滨报业市场打出了一块小小的江山，读者好评如潮。然而，更大的考验还在后头。
我知道，新的竞争，更准确点说是新的厮杀又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