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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生活”与文学价值

2002-05-29 来源:中华读书报 陈继会 我有话说
文学艺术——譬如小说,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代偿品(或曰作为一种人类精神救渡的方式),相对于人类的现实存在,它既是一种超越,同时又是一种局限。因为,它直接受到小说这一艺术体式的传播媒介以及传达手段——诸如语言、结构、叙事等等方面的制约。于是,如何寻求、实现小说艺术打破局限,走向超越,最大程度实现文学的价值,就成为作家与批评家们的一种普遍诱惑。面对着这一艺术难题,批评家们,尤其是那些具有清醒的理论建构意识的批评家们,甚至并不比作家们思考得少。相反,却发现得更多。在这诸多的热情求索者中,英国那位一身二任的著名的小说家和文艺评论家爱·摩·福斯特的理论发现令人瞩目。他在他那本薄薄的曾被西方誉为“20世纪分析小说艺术的经典之作”的《小说面面观》中,提出了一对非常重要的小说美学范畴:时间生活和价值生活,并高度评价了“价值生活”在小说艺术实践中的意义、地位。

福斯特从人类对自身的生存体验中发现,“不管哪种日常生活,其实都是由两种生活,即由时间生活和价值生活构成的”。而价值生活的衡度并不是以时或分(即时间的长短)来计算的,它是以内心的强度(即情感被激发、触动的程度)来衡定的。当我们魂牵梦绕般地追忆往昔流逝的岁月时,你会感到“时间”在这里失去了人们的青睐,而惟有“价值”才为我们所珍视。如果我们的理解还不至于过于离谱的话,那么,福斯特实际上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小说美学原则:即小说不应只是仅仅停留于对“时间”流失的关注、描写,而应以更大的兴趣和精力关注、抒写最能体现表征人类“价值生活”的诸如人的爱、欲、感情、心理、情绪……这些显示“人性深度”(福斯特语)的内容,以此扩大、丰富小说艺术世界,最大限度地创造并实现文学的价值。

已有的小说阅读经验也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人类的情感生活是阅读过程中最受青睐,也最为诱惑动人的内容。一部“红楼”倾倒了多少中外男女。这“倾倒”读者的主要是荣、宁二府纸醉金迷花天酒地的生活?是大观园内美不胜收的亭榭楼阁、绿肥红瘦?是大观园内诸多女性裹绵着绣、插红叠翠的服饰妆扮?还是宝玉与黛玉之间的恩爱痴情、生离死别?显然主要是后者而不是前者。一曲《葬花词》长歌当哭,一段“焚稿断痴情”寸断柔肠。正是宝玉同黛玉之间的那种真挚的情愫,真诚的心灵与心灵之间的撞击感应,那种生死不渝的友谊情爱,那种爱而不能的遗憾与悲剧,才如此深深地激动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才使《红楼梦》具有永久的魅力。

现代心理学认为,因为后天的各种社会禁忌、角色期望的制约,使本来随和自然的人类变得谨言慎行,一个个戴上各种各样的面具,将自己丰富的情感活动深深地掩藏起来。因此,人类表露于外的情绪、情感活动只是人类整个情绪、情感活动的极为有限的一部分,而大量的却深深地隐藏于人的幽秘的心理世界之中。只有加强对这一隐秘的领域的关注、描写,才能最大限度地表现人类丰富的“内在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内容对“价值生活”的关注与刻意求之,必然要突出对人物心理———情绪世界的描写。也惟有在对人的“内在生活”的描写中,才能增厚小说“价值生活”的容量。

福斯特为了论证这一问题,他拿历史学家与小说家作了一番有意思的比较。他以为,历史学家处理的是外在行为,他们看到的是历史人物说出和做出的;小说家的作用却在于揭示内在生活的源泉,在于告诉我们更多有关历史人物尚未为人知道的东西。福斯特援引法国批评家阿伦因的说法,进一步指出:每个人都有近似于历史和小说的两个面,在某个人身上能观察到的——外在活动以及从这种活动推论出的精神状态——均属于历史范畴;其另一面(即浪漫或神秘一面)则包括“纯粹之热情,诸如:梦想、欢乐、悲哀以及一些难以或羞于出口的内省活动”。而要表达人类天性的这一面正是小说的主要作用之一。

为了批评那些“对内在活动从来不感兴趣”的批评家,福斯特以更为明白剀切的语言,表明自己的观点:“小说的特点在于,作家可以大谈人物的性格,可以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让读者听到人物的内心独白。他还能触到人物的冥思默想,甚至进入到他们的潜意识领域。”小说家的真功夫就在于他能够将短暂的潜意识转变成言行。他们拥有评论一切内在活动的权力,我们不应剥夺小说家的这种特权。遗憾的是,这种剥夺小说家上述特权的行为却时有发生——长时间来,我国理论界在关于小说这一最基本的艺术规律的认识上,一直存有偏见;这种偏见在某些时候又是以近乎法典的形式出现,窒碍小说艺术的发展。

“文以载道”是最富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它又有了这样或那样的表述方式。在一定意义上说,这并没有错。因为任何纯粹的不“载道”的文学我们似乎很难碰到,尽管这里有大道与小道之分(譬如,关注人的精神的飞升,心灵的丰盈也是一种“道”)。问题只在于,我们在何种意义上去理解这种“载道”。过去我们所理解的“载道”观同本文所强调的表现人的情绪——心理世界,注重“价值生活”的描写,常常构成一种紧张的冲突。它最集中地表现为写历史事件、写斗争过程同写人的丰富的情感活动、写隐秘的情绪心理世界的矛盾,如何处理这对矛盾,过去的艺术实践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启示。

“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文学革命,作为中国文化、文学的一次重要的现代转化、调整运动,它首先带来“人”的自觉,然后是文学的自觉。注重人物内在生活的描写,深入地大胆地突向人的心理世界的小说的大量涌现,正是上述转化、调整的一个重要表征。遗憾的是,这种经验与传统在嗣后的文学发展中被部分地矫正、改造,并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失误。令人欣慰的是,新时期小说的艺术实践对于这一长期争论不已的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新时期思想解放、社会开放的文化思潮的高涨,带来了“人”的又一次自觉。既是对这种人的解放的文化思潮的回应,又是对既往小说创作实践的反拨,新时期的小说以极大的兴趣,关注人的情绪——心理世界,在对“内在生活”的展示中,充分表达人的情感生活,增强小说“价值生活”的内容,拓宽小说的艺术世界,丰盈文学的价值。以现实生活为表现对象的小说在这一方面的努力是显明的。作家们把探索的笔触指向当代人丰富多变的情绪——心理世界,以此体悟当代生活,发现当代精神。即使是那些以反思历史为主要目的的小说,小说家们也始终关注于人的心理——情感生活。因为他们知道,任何卷帙浩繁的鸿篇巨制,都无法重现漫长繁复的历史生活。仅仅是表象化地铺排历史生活的场景,全力去重现历史生活的过程,任何在“时间生活”上的留意费神,都不能真正增厚历史的内容。历史,作为积淀在人类心灵中的秘密,也只有通过人物心灵世界中内在的矛盾、冲突,才能传递、折射出跃动着的活的历史真实。一批反思历史的优秀小说,关注人的情感、心理、命运,在对人的“内在生活”的揭示中,真正显现了时代风貌,昭示出历史精神的内核。这些成功的小说创作的实践向人们证明,关注“价值生活”的描写,将带给小说以阔大的艺术世界和丰厚富赡的文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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