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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早读《红楼梦》是在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偶尔得到上海一个什么书局刊印的本子，潦潦草草看了一遍，印象并不太深，也不大喜欢。那时的年轻人都在搞革命，搞救亡，学马克思主义，政治方面的书读得很多，总以为《红楼梦》是写儿女情长的东西，不很重视。我读也是很偶然的，一遍读下来，往旁边一丢，再也不想碰它。
再次接触《红楼梦》，已经是解放初期。我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之后，因为在古典部工作，所以又得到了一个偶然的机会，那就是我曾经谈到过的，因为《红楼梦》标点校勘问题，挨了批评，出版社检讨之后，赶快组织补救，重校、重印《红楼梦》，任务交到了我头上。为了做好这个工作，我不得不认真仔细地边读边校。这可以算是我第二遍读《红楼梦》，时间是1954年，这遍读《红楼梦》，也还谈不上研究，只不过对全书的故事情节进一步熟悉了一些而已。
到了1956年，批评俞平伯，全国展开《红楼梦》问题的大讨论。我们也跟着运动走，参加到讨论中去。这时，才算马马虎虎进入了《红楼梦》的研究。也就是为了批判俞平伯，在《红楼梦》里面找些材料，来证明所谓“钗黛合一”的观点如何如何不对。我在那时，批判文章倒没有写什么，更多的是写一些正面谈《红楼梦》的文章。文章发表了，引起一点社会关注。于是，有些单位就来请我去讲《红楼梦》。
当时到社会上讲《红楼梦》是很流行的，是时尚，北京上上下下都成了风。不管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不管你跟文化艺术能不能挂上钩，比方说一个锅炉厂也好、一个肥皂厂也好，要举办职工读书活动，最时髦的做法，就是请人来讲《红楼梦》，那一年，我究竟到过多少单位、讲过多少场《红楼梦》，自己也记不清了。大约有二十多场吧，反正工厂、机关、学校，还有一些群众团体，都去讲过。最远跑到了京郊潭柘寺，那里有一所职工学校，也请我去讲《红楼梦》。这样，越讲越熟练，讲稿都背下来了，基本上就是介绍、欣赏、分析，融会贯通，附带批判一下俞平伯，指出他这不对那不对，不对的原因在哪里等等。主要是批俞平伯的“钗黛合一”论，强调《红楼梦》里面所谓新的恋爱观，也就是恋爱婚姻要建立在志同道合、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宝玉反封建，黛玉也支持他反封建，反对他去考科举，而宝钗却赞成宝玉博取功名。所以，宝玉和黛玉之间有爱情，而宝玉和宝钗之间没有爱情等等，甚至分析这些恋爱故事中的“两条路线斗争”，认为这就是《红楼梦》的思想性所在。现在看来，这些观点显然过于简单机械了。
其实，“钗黛合一”也并不是俞平伯发明的。曹雪芹本人就主张“钗黛合一”。他的前八十回就是往这方面写的。按照他原来的创作计划，《红楼梦》的矛盾不会这么大。他是想让林黛玉先死，后来才有薛宝钗和贾宝玉的婚姻。这样的话，矛盾或许就会缓和一些。俞平伯的“钗黛合一”论，是根据脂砚斋的批语分析出来的。“脂批”曾经暗示出“钗黛合一”的思想，俞平伯不过是宣扬了这些东西而已。而高鹗续写的后四十回，明显把矛盾扩大化了，让宝玉和宝钗结合的同时，黛玉死去，形成极大的反差。许多人都骂高鹗，我认为不应该骂。我觉得，尽管高鹗后续的四十回有缺点，但作品最后写出那么大的悲剧结局，悲剧气氛那么浓厚，在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充满“大团圆”结局的情况下，是罕见的，可贵的。
我在50年代讲《红楼梦》的时候，批判俞平伯的“钗黛合一”论是调和主义，而大谈钗黛的矛盾对立，强调两种思想斗争，强调爱情要思想一致，听的人都能接受，赢得了不少掌声。事实上，感情和婚姻都是复杂的，两个人仅仅是思想观点一致，未必就能建立成功的婚姻。在这里，我可以顺便说一下我晚年的一次婚姻经历。
事情的起因恰好可以追溯到50年代我四处讲《红楼梦》的那个时期。有一次，大概是在《中国青年报》社讲《红楼梦》。讲完之后，听众中间有一位女同志走到讲台前问：“方老师，你还认得我吗？”原来，她是当年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教育系的学生。我是不是教过她们那一班的“大一国文”，记不清楚了。彼此叙谈起来，自然很高兴。她和我的妻子陈沅芷在学校时虽不同系，但彼此却也认识。于是，她介绍了她的丈夫与我相识。从那以后，我们两家就经常来往，到我打成右派后，她丝毫没有“划清界线”的意思，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师生关系，照样往来。应该说，彼此之间有许多共同语言，思想观点比较一致。1961年我“摘帽”以后，她还努力活动，想把我调到她教书的那所大学去教书，结果自然不成功。“文革”前，他们夫妇俩调到了外地去工作，我还请他们吃饭，给他们送行。“文革”后期，我们恢复联系，经常通信。由通信中知道，她的丈夫有了第三者，她和丈夫感情破裂，工作也调回她的老家四川那边去了。因为有前边所讲的那样一个思想基础，加上互相联系，也感到对方不错，我们就办理了结婚手续。
结了婚，尽管她在四川、我在北京，两人基本上没有在一起生活过，可还是发现彼此好多地方性情不合。她这个人倒是一个很好的人，热情，善良，可就是爱折腾，这个性格恰恰同我相反。我本来就怕折腾，老来更图个安静。可见，婚姻方面思想观点一致是一回事，而性情合得来合不来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之间还有一些具体问题，比方说是她调京还是我调四川的问题。我们单位已经说好可以把她调到北京来，但有个条件，来了以后就退休，她不愿意，反而要求我往四川调。我也不想到四川去，不想离开北京。这个矛盾没法解决，最后只能离婚。
离婚离得很不愉快。按说我们两人基本上没有共同生活过，也谈不上财产分割，双方各有子女，离婚不会出现什么实质性的矛盾。可是，后来还是搞得很不友好，我只好打起了官司。按法律规定，官司是应该在她所在地四川那边打，实际上，我一次也没有去四川上过法庭，都是按照规矩将诉状邮寄到四川去的。法院根据诉状，判离，她反诉，最后还是离掉了。我们结婚是1984年的事，婚姻关系也就维持了两三年，接着就开始离婚了，中间拖了好长时间，直到1992年，我才拿到法院的判决书。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接到邮寄来的判决书时，正好是我七十岁生日的前几天，它成了一份特别的寿礼。
我的这段婚姻经历，说明50年代我们讲《红楼梦》那个恋爱观，光是强调思想一致是不够的，还得有个性情合不合的问题。宝黛结合，日子也未必就能过下去。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恐怕各人有各人的见解。 （摘自《舒芜口述自传》，舒芜口述，许福芦撰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