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文学从玄秘幽深之天地自然回到现实而真实的人生，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因为离开了“人”这个根本目的，散文不可能获得真正的价值意义。问题是如果过于强调“人”，而忽略人之外的事物，那么，文学及其人类文化也是不对的，有时甚至非常危险。事实上，20世纪中国文学存有这样的悖论：对“人”的强调使它获得对“非人文学”的超越；但过于强调“人”的重要性及其力量，又限制了它的广大视野、深刻性和正确性。
中国现代文学过于夸大“人”的地位、作用和力量，从而导致对天地自然之道的忽略甚至无知，也导致了人的欲望无限膨胀，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如孙伏园在《南行杂记》中曾说过：“天下惟有至弱的人才杀人，好汉应该杀自然。”“诗人爱‘自然’，我不爱‘自然’。我以为人与人应该相爱，人对于‘自然’却越严厉越好，越残酷越好。我们应该羡慕‘自然’，嫉妒‘自然’，把‘自然’捉来，一刀刀的切成片断，为我们所用。”这种观念非常无知，也相当可怕，它是人本主义对天地自然进行“宣战”的最好注解。郭沫若曾写过一篇《天狗》，其中有这样的话：“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要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人们一向将它当成个性解放的宣言书，但却没有注意其中寓含的可怕的人本主义思想观念，那就是在张扬人的个性时，又产生了无视天地自然之道的人的主观意志的无限膨胀。
难怪后来中国文坛出现了一些走火入魔的“自大狂”。像李敖就是“狂妄”得过了头，那种“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其实内隐着极度的“无知”。李敖在《李敖画像》中说过这样的话：“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嘴巴上骂我吹牛的人，心里都为我供了牌位。”我们不能简单否定李敖的成就和水平，但这种狂妄自大却又说明他的无知，因为他没有对人和事的“敬畏之心”，对更为广大幽深的天地自然之道亦缺乏体悟和理解。
一个稍具常识的人都不否认这一事实：对于天地之宽和宇宙之大，人生真如草芥一般，又如大海中的一滴水，他是那么渺小而又微乎其微。所以，老庄哲学说：以人生之有涯来认识天地之无涯是不可能，也是徒劳的。真正的智者，不是与天地自然拼斗，而是感悟、理解和顺应它。林语堂也说过，他有“高山的文化观”，即处处以高山来作为衡量标准。在他眼里，美国的摩天大楼不可能与家乡的高山比高的。谁能与天地比高呢？他还表示，人要敬畏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甚至大炮都不能与自然作对。也可以这样说，当你觉得自己无所不知时，其实那是最“无知”的时候；而当你知道自己不可能无所不知时，你才是真正的“知”。如此观之，李敖等人的自大狂妄症说明他们对天地之道的根本无知。
对天地自然失了敬畏之心，一个作家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它中间的“道”，更不明白这一道理：人是被天地自然包含的，人当然就不可能超越于天地自然之上。这就是鲁迅所言：人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其实老子早就说过：“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这可能是人类先验的可悲之处，即不是顺应自然之道，而是与之相反。与此相关的是，当前有的作家因为没有天地之心而变得心地偏狭，性格残忍，常做背逆天理之事。如在举行的爝火晚会上，当地人将活羊系于树上，并将沸油浇其臀部，而代表人类良知的作家却心地坦然用小刀从那上面切羊肉吃，据说这种吃法又鲜又嫩。还有作家对固定在桌面上的被敲开的活猴脑袋毫无怜悯之情，反用勺子吃其脑浆，据说这一吃法最有营养。如果站在人类本位角度看，这真算不了什么；但站在生命、作家心灵和天地之道角度观之，这些作家显然是被异化了，他们是不能担承健全人类的使命的。
作家应超越人本主义的局限，从天地自然中获益。一是突破将人生看成文学创作目的之成规，而将思考深入天地自然之中。二是以天地之道反观人之道，思考和理解人的局限性。这两点在中国古代文学如庄子等人的作品中表现较为突出，在中国现当代作家如鲁迅、冰心、周作人、林语堂、老舍、许地山、沈从文、琦君、张晓风等人的作品中也时有所见。在《狗·猫·鼠》一文中，鲁迅说过这样一段话：“其实人禽之辨，本不必这样严。在动物界，虽然并不如古人所幻想的那样舒适自由，可是噜苏做作的事总比人间少。它们适性任情，对就对，错就错，不说一句分辩话。虫蛆也许是不干静的，但它们并没有自鸣清高；鸷禽猛兽以较弱的动物为饵，不妨说是凶残的罢，但它们从来就没有竖过‘公理’‘正义’的旗子，使牺牲者直到被吃的时候为止，还是一味佩服赞叹它们。人呢，能起立了，自然是一大进步；能说话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能写字作文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然而也就堕落，因为那时也开始了说空话。说空话尚无不可，甚至于连自己也不知道说着违心之论，则对于只能嗥叫的动物，实在免不得‘颜厚有忸怩’。假使真有一位一视同仁的造物主，高高在上，那么，对于人类的这些小聪明，也许倒以为多事，正如我们在万生园里，看见猴子翻筋斗，母象请安，虽然往往破颜一笑，但同时也觉得不舒服，甚至于感到悲哀，以为这些多余的聪明，倒不如没有的好罢。”这种从动物的角度观人的方式很有意思，它立即显出人类异化的原形。还有张晓风的《行道树》也是以树木观察人的局限。当然，在外国作家笔下也可见到这方面的作品，如黎巴嫩的纪伯伦、美国的惠特曼和戴可等。戴可写过一篇《一撮泥土》即是采用泥土反观人生的方法结构作品的，读后令人耳目一新。这种思路的最大优点是强化了作品的广阔性、深刻性，也增强了想象力和诗意情怀。
克服人类本位的立场，去除人类是“天地之精华，万物之灵长”的观念，遵循天地自然的法则，同时向物学习和反观人类的缺陷，弥补人类的不足及其异化，这是当前文学创作突破以往的限度和盲点的关键所在。因为失了对天地自然之道的研究兴趣，不仅使文学创作越加肤浅，越来越盲目，同时也是失去了生命之“根”。就如同“花”之于“树”，“树”之于“根”，其实文学之花离不开人生之树，而人生之树又离不开天地自然之道的。
